“一个平权主义者的蜕变。”
一位认识多年的朋友最近如此评价我
过去两年多，我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批评了女权主义，并且这些角度都是智识性的。认识我没有几年的人也许以为我一直都是这样，但认识我多年的人则可能会明显感到我的大转变。实际情况是，我过去的若干女权主义网友甚至朋友都跟我疏远了，几个网友从社交媒体上直接把我给取消了，其他人再也没有跟我有过联络，或至少没有就这一话题跟我有过谈话。还偶尔有人闻讯从社交媒体赶来，匿名在我的博客上用缺乏教养的话语——这是中国女权主义者的特点——来发表评论。
我想到，我好像从来没有对这一转变做解释，尤其是从个人体验的角度做解释。于是，对于那些认识我多年的人来说，我的转变就很突然。我接下来会尝试从个人角度来解释，为什么我离开了女权主义，并成为了它的批评者。
作为女权主义的同情者
我不记得自己在中学时期是否知道关于女权主义的什么东西，现在的记忆告诉我没有。中国大陆的中学跟其他发达国家的中学不同，在这里并不介绍各种意识形态，而只介绍一种意识形态。就此而言，我跟许多启蒙更早的人就相差很远了。最近，一位网友告诉我，她在读初中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但读高中就转向了保守派。而我读初中的时候尚不知女权主义为何物。与她相比，我的类似的转变过程可能晚了十年之久。
去年，我曾经和一位在读传播学硕士的异性朋友聊起：
我：……当你在了解了“异化”“性别凝视”之类的概念之后，你是觉得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还是被什么东西统治了？
她：一开始当然觉得打开新世界
她：眼前一亮啊
她：后来这东西满地都是
她：用在不合适的场景下，就会觉得很无聊
她：……我不喜欢一个作品上来就被分析各种性别凝视异化
我的这位朋友谈到的经历，也许曾经读过或者正在就读人文社科专业的人都有经历。起初，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理论的美丽新世界，各个流派和各个人物的思想都从我们眼前走过，裹挟着各种新奇术语的女权主义掺杂其中，当然很容易让我们眼前一亮。理论的新鲜感以及它在人文社科领域作为政治正确的事实夹杂到一起，便很容易支配这些对这个世界还所知不多的年轻心灵——无论是男是女。许多年轻人就是这样，对裹挟着新奇理论的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东西上头的，并对现实还所知不多。我也买过一本《第二性》，也给别人送过，但我从来没读过。
本科时期，我基本上是一个女权主义同情者，甚至是“女权男”。我自己牵头组织过一次与性别相关的研讨活动，主题是当时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同性婚姻的判决——但是由于真正的LGBT人士不怎么抛头露面，所以来了一些女权主义者。其中一位邀请的讲者出乎意料地以女性如何获得更好的性体验为讲演主题。当时，我和其他组织者对这次活动都感到很满意。
我也在当时的一位女权朋友的邀请下，加入了一个女权微信群。加入那个群的要求是谈一谈自己对性别话题的看法，无论我当时写了些什么，反正我过关了。好笑的是，没有几天，那个群主——一个”女权男“——因为欺骗多位女群友的钱财而跑路，他顺带把群也给解散了。至于那位女权朋友，我和她是在一个夏令营认识的，她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同龄人之一，不过几年后中断了联系。我依稀记得我还曾经试图加入其他的群，但由于她们不允许男性加入，我便没有通过资格审查。
我还给网络情色小说《少妇白洁》写过一篇书评，在2017年的版本中，我曾经运用女权主义的观点对白洁这个人物进行了分析。我在最近的修订中才发现了那一尴尬的段落，并且已经把它删除了。
无论如何，同情女权或者成为女权主义者，在大学里似乎是一种受教育的标志。有时候我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一位女性朋友在评论什么事情的时候，对我说了不够女权的话，我会用更加“女权”的观点来回应。在《精神暴发户——以上野千鹤子为例》这篇文章中，我已经剖析了这样一种心理：一些人以为自己积极拥护女权就能显示自己达到了某个精神层次。
2020年发生了“清华学姐”事件，大概是一位女生在网上指控一位低年级男生在食堂摸了她的臀部，并扬言要让他“社会性死亡”，但后来的监控视频表明，这是一个错误的指控。同时，她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中展示出女权斗士的形象。当时我跟一位朋友——她在中文系读硕士——讨论这件事，她听完后告诉我：“她这样做是想获得男生的关注，表明自己是受欢迎的。”我对这个回应感到非常吃惊。她补充道：“我是女生，我知道女生是怎么想的。”
几个月以后，我的转变和觉醒终于“迟到但未缺席”。我想起了这件事，并对她道歉，说她是对的，而我错了。
转变
我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我是如何从女权主义的迷梦中惊醒的？要先说明的是，与其说我变成了一个女权主义的反对者或者反女权主义者，不如说是变成了女权主义的批评者。关于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这一问题，我感到这很难回答，因为这取决于人们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的。无论如何，由于我只认同女权主义的某些温和主张，而由于女权主义这一词的激进化，所以我大可说我不是一位女权主义者。
对我的转变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我曾经与一位自诩为女权主义者的人有过一段持续时间很长的亲密关系，但其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处于异地状态。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异地状态更有可能表现出那些女权主义者的女权的一面，而非人性的一面。
当我在反思这段关系时，我发现，她和许多女权主义者一样，在谈恋爱时会频繁出现政治性（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和人性（自己作为女人的自然性质）进行交战的状况。她们不仅自己从交战中饱受其苦，而且也会对伴侣释放出错误或模糊的信号。事实上，从目前中国女权主义的语境来看，跟一个男人谈恋爱就已经很难跟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相调和了，更不用说要处理恋爱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事情。
而我便受到了误导，于是我在很多时候没有履行一个男人要在亲密关系中的责任，没有引领这段关系。一句话，我没有尽到社会角色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而一旦一个人停止履行社会角色就将准备面临代价。这是我在这段关系中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也是我学到的最大的教训，也是这段关系终结的主要原因。
有些人可能会以为我因为这段经历产生了一种对女权主义的复仇心态。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凡是真正了解我的人都不会这么看。我经历了一段创伤时期，但在自助读物的帮助下，我转换成了一种成长心态。而这件事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契机，它促使我在更高的层次来反思整个女权主义。我认为，凡是真正了解了女权主义者的心理世界的人，产生的心态应该是疗愈心态而不是复仇心态。
这种政治性和人性进行交战的情况，在女权主义者身上随处可见。比如，曾经有一位女权网友告诉我，她坚决不会要孩子——导致她做出这种陈述的原因是纯粹政治性的，她处于一种被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洗脑的状态，但大量来自科学的证据和统计数据显示，女性的人性是倾向于要孩子的。所以，这样的人就得时时刻刻在自己的生活中上演政治性和人性之间的斗争，甚至政治性长期压抑了人性，而这会是非常可怕的。我在对一份女权主义者自述的评论也指出了这一点。
这也是一大批女权男和nice guy出现的原因之一——我很有可能也曾经是其中一员——女权男们以为自己是在投其所好，并以此来提高自己被选中或者跟对方上床的几率，但实际上女权主义者们想要从男人身上得到的东西跟其他女性相比并无区别，只是她们进行了错误的伪装。
所以，女权主义基本上是反亲密关系的。我在这里可以提出一个基本定律：如果你想要拥有真正的美满的亲密关系，这里面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是女权主义者，否则每天这些人都会对关系进行有意或无意的破坏。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如果你是女权主义者，那么你最好不要试图进入亲密关系，否则可能会浪费彼此的时间和情绪。
我的个体亲密关系经历，再加上我对心理学和自助书籍的大量阅读，使得我的转变和觉醒发生了。不过，最开始导致我改变的倒还不是心理学，而是自助书籍。心理学家的论述虽然严谨，但还不够大胆，而且批判性也不够；而自助书籍则可以摆脱这一束缚，不仅大胆地批判现实，而且以实践为导向。所以，批判女权主义和政治正确这种“脏活”一般是交给自助书籍作者去做了。自助书籍会用简单直白的语言讲解一些东西，我一开始甚至被这些语言的简单直白给震惊了。
当我作为女权主义同情者的时候，也读过一点心理学的东西，但是它们当时并未给我造成影响。由此可见，阅读经历必须和人生体验叠加起来才能真正带来改变。心理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并不像人文社科那样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令人生畏的扎实的实证研究面前，眼花缭乱的文科术语是无力的。
作为女权主义的批评者
无论如何，我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批评者的基本论调是很简单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是反人性的，而我们如果想要拥有幸福或美好生活，那么就应该顺应人性，所以我们必须坚决批判女权主义。实际上，任何试图否认人性、挑战人性或者想要用政治性来压制人性的做法，都会遭遇失败，或者自我毁灭。人性不会因为遭受非人的境遇就会发生任何改变，我们只需要看一看20世纪的历史就会很清楚这一点。而一些女权主义理论家的确堂而皇之地一口咬定不存在“人性”这样的东西。
我的这个方向可以叫做人性-幸福论，即通过对人类本性的研究，来探索如何达到幸福和美好生活。对这一主题的探索，当然要建立在以心理学为首的科学之上，同时文学和历史学在某些时候也能提供某些洞见或参考，并且通过哲学来进行更高维度的系统化。这样，对人性和幸福的了解就建立在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上，而非各种意识形态或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社会科学的摇摇晃晃的地震带上。而我的理想也很简单，如何在人性的基础上达到自我实现。由于自我实现是一个经典的人文主义理想，再加上我是通过科学来探索这一理想的，所以我把我的观念体系叫做“科学人文主义”。科学人文主义是我读大学以来最剧烈的思想转向。
实际上，对女权主义的批判只是我的科学人文主义的一个副产品而已。当我在考虑这个时代阻碍自我实现的各种因素时，发现女权主义是这些因素中最具欺骗性的一个。如果在Google上检索“why I left feminism”的话，会发现这样的文章到处都是，而且其中许多写得十分精彩。比如，有曾经是女权主义者的女性提到，“女权主义对女性天生的东西–拥有家庭的愿望–造成了伤害”，她发现成为一位妻子和母亲是自己的美好生活和实现生活的关键部分。女性离开女权主义的原因，大多数因为发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而这是女权主义想要让她否认甚至反对的东西。女权主义眼花缭乱的术语，导致了一个可怕的危险，即让许多女性看不清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过去，我已经在做了许多具体的讨论。比如，我已经谈到，女权主义女性依然会被持“善意的性别偏见”的男性所吸引，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充分说明，女权主义者在有意或无意地散布某种误导乃至谎言。同时，婚姻与所有人（包括女性）的幸福都呈正相关的关系。可以说，科学研究的结论与女权主义的许多主张都相反。诸多研究都让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许多意义上，女权主义意识形态违反了女性的天性，造成了女性的自我破坏，给她们的幸福增添了消极的政治因素。实际上，女性主义正是女性的自我厌恶或厌女的一种特殊表现，因为她们反对自己身上的人性。
我不太愿意用“性别对立”这个话语，但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确是一种糟糕的身份政治，它试图堵塞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女权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且它还想把政治生活化或生活政治化。它所鼓吹的男女平等，只是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在生活中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中，平等观念的运用是极其受限的。政治和生活是两码事。在生活中，女性还是寄望于男性扮演更主动的角色，并且能有更多的对自己的投资（物质、时间、爱，等等）。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猜测：激烈地拥护女权主义，激烈地否认浪漫爱情这一事实的人，大多有着不幸的早年经历，且未经疗愈。这样一个猜测需要更多实例来验证，但目前来看，它很有可能是真的。我跟这样的人打过交道，徒劳地跟她们进行政治或科学辩论没有什么意义，重要的是要走进她们的内心世界，或者引发她们对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关注。电影《十二怒汉》中，最后改变主意的陪审员，恰好是一位对自己的儿子恨铁不成钢的父亲。直到我们知道了他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理解他为何坚持被告有罪。而《始于极限》的对话人铃木凉美和上野千鹤子都处于心理极度不健康的状态，我们只有把这本书看成疯人院内部的对话，才能真正读懂这本书。正当化的观点不过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结语
过去两年我写了许多批判女权主义的文章，虽然博客总阅读量很小，不过我也不在乎这个。由于我所在的人文社科被女权主义和政治正确笼罩，所以我基本上是孤军奋战。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虽然对女权议题沉默，但是私下对我表达了支持。其中有些文章会推送到微信公众号，在那里偶尔会遭遇大量读者以及评论。我在博客和公众号都收获了来自男男女女的不少鼓励和支持，甚至还有男性读者表示他们被我给惊醒了。同时我也因此结识了非常聪明的跟我持相同看法的受高度教育的网友，而且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对方还是一位女性。无论对自己还是读者，我相信我做了有意义的事情。
从我的个人经历来看，我认为，离开女权主义，就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过程。一个女权主义者，永远都只是一个内心世界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对于女性的情况来说，她们甚至连自己内部的现实都还没有了解清楚，或者没有重视它们。对于男性的情况来说，一句话，他们不懂女人。
我希望这篇文章以及这个博客是一个号召，号召女性要看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防止自己陷入任何形式的政治性和人性的交战，积极防止有毒的政治对自己生活的干预，并努力追求美好生活与自我实现。号召男性不要被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欺骗，去做女权男或nice guy，而是努力提升自己的常规吸引力，维护自己的男子气概，并且继续作为亲密关系的引领者。
同时，人们在生活中应该尽可能地少地谈论性别议题，它已经困扰我们这个时代太久了。最重要的是要付出行动，无论是亲密关系、友谊还是普通社会关系，两种性别都可以更加友好地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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