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MIT和宾大的校长们的表现为何如此让人尴尬？

最近几天，关于哈佛、MIT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们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就如何应对校园内反犹主义兴起这一问题进行了作证，相关视频迅速引起了轰动，而且引起的反响基本上是批评性的。听证会上的主基调是，共和党国会议员、哈佛毕业生埃莉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分别质询三位校长，“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不是违反了学校的政策，而三位校长的回答基调仿佛是提前串通好了的——“这取决于语境。”当斯特凡尼克继续追问时，这几位校长也始终回避直接回答“是”。

我相信，大多数有基本理智和情感能力的人——即便你站在同情巴勒斯坦这一方——都会对三位校长的回答感到很不舒服。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回答“是”应该符合大多数人的常感和常识。于是，截至目前事情的结果是，宾州大学校长伊丽莎白·马吉尔（Elizabeth Magill）在压力之下主动辞职，并且在一段视频中表达了歉意，并认为自己当时的回应是错误的。哈佛大学校长克劳迪娜·盖伊（Claudine Gay）则暂时顶住了要求下台的呼声，她在事后接受校报采访时同样表达了歉意，并且也收回了自己的陈述。MIT校长莎莉·科恩布鲁斯（Sally Kornbluth）则始终扮演了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色，而且她犯的错误最少，在质询时也基本侥幸过关了，以至于觉得自己做不做事后回应都无所谓。既然两位最具争议的当事人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么她们的回应方式应该的确是成问题的。

各路媒体和要人对她们的表现做出了许多点评。尽管哈佛出现了一个支持校长的教授联名信，但这封联名信也不是说盖伊的回应是对的，而是着眼于反对“外部势力”对哈佛学术自由的干预。在我看来，这封联名信的精神并非是捍卫学术自由，而是中世纪行会观念的重燃而已。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没有签下这封联名信，而他对这一事件的点评是值得称道的：校长的“拙劣表演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大学在言论自由和正当程序方面的公信力早已丧失殆尽。解雇克劳迪娜也无济于事。”

哈佛、MIT和宾大的校长们的表现为何如此让人尴尬？我评论这一事件的角度是人际沟通方面的。我认为，三位校长犯了一种在人际沟通中经常出现的典型的“书呆子”（nerdy）错误：着眼于某些技术性的细节，而完全没有照顾到更宏大的语境。

从法律技术角度来看，三位校长的回应很有可能是对的，或者说至少是可辩护的。我们不必深入美国关于言论自由的法律细节或者三所大学的相关规定，而只需注意三位校长背后的强大的律师和公关团队就可以了，这些团队几乎肯定可以确保校长的回应在法规上是万无一失的。更不用说，宾州大学校长马吉尔自己就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她此前曾担任弗吉尼亚大学的教务长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院长。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这些强大的律师和公关团队以及杰出的法学家本身，在国会质询时栽了跟头呢？这正是因为，她们仅仅从法律技术上回答了问题，但是斯特凡尼克询问的并不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或者说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其实，当斯特凡尼克在第一次听到她们的回应后感到震惊并继续再三追问时，这些校长们按理来说就应该醒悟过来了，但她们还是不可思议地继续僵硬地重复法律技术性的回答——“这取决于语境”，等等。

从人际沟通角度来说，斯特凡尼克是信息发出方，而三位校长及其团队是信息接收方。如果一次沟通想要成功，那么信息接收方应该准确地理解信息发出方要表达的意思。由于三位校长完全没有理解斯特凡尼克的问题的意义所在，所以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沟通。这样，尴尬也就发生了。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宾州大学校长马吉尔在回答问题时那个极为不合时宜的笑容。这个笑容从本身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放在那个”语境“下，便带有某种邪恶的气质。

那么斯特凡尼克提出的问题的意义是什么？当然，如果从党派政治的角度来说，很多人会说，她作为一个共和党人，就是要让这些民主党把持的精英大学的校长们下不来台而已。有报道指出，两年多以前，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一个顾问委员会把斯特凡尼克踢了出来，因为她在国会山暴乱后依然支持特朗普。

不过我倒不作此想，因为斯特凡尼克提出的问题是很普通的，也很容易回答。她其实是代表许多美国人乃至全世界的许多人问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反犹主义日益活跃的美国精英大学校园，学校管理团队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样的？我自己也很好奇。尽管从法律技术角度来回答这一问题是必要的，但这却是远远不够的。校长们依然可以回答诸如“取决于语境“之类的东西，但是同时要做好说明工作，即这仅仅是从法律技术角度来说的，并且更重要的是，要从更宏大的语境表态说，在”一般意义上“，校方不会容忍反犹主义，并且会做好相关的教育工作，会努力保护犹太裔学生和教职工，等等。这样，这些校长们既可以坚守相关的法规规定，也可以让自己全身而退。

我在这里无法揣测三位校长会犯这么明显的错误，但我认为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弥漫在当下学术圈里的过度的专业主义，这种氛围会把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宏大议题退化为若干个学科内的技术问题。甚至当事情有悖于常识和常感时，他们也毫无知觉。这是荒唐可笑的，国会山可不是大学教室。也许并非巧合的是，哈佛校长克劳迪娜·盖伊是一位政治学者，宾州大学校长伊丽莎白·马吉尔是一位法学学者，而MIT校长莎莉·科恩布鲁斯是一位自然科学家，而恰好是这位自然科学家在国会质询中基本过关了。据此可以推测，这种书呆子气也是哈佛大学校园内水深火热的言论自由环境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