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以及曾经认识一些女权主义者，其中有些是朋友，甚至是很好的朋友。除了一个人的才华让我感到钦佩以外，其余的人在本质上都是平庸的。而且，她们在口中叨叨絮絮的东西，一旦人们听得太多失去了新鲜感，并且得知她们不过只是从各种女权主义教义手册中稍微发挥一下，也就很快对此感到乏味甚至厌恶了。女权主义者们大部分都不是聪明人，但其中许多人却有一种古怪的、令人作呕的智力优越感。实际上，她们没有自以为的那么聪明。
女权主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遭遇抵抗和反噬。从欧陆、英国到美国，再到韩国和中国皆是如此，只是这些反弹的阶段和程度有所区别。在美国，女权主义的组织化形式在高校里已经接近消亡了。J·K·罗琳对跨性别群体的评论引发的争议，一定让这位老女权主义者和她的追随者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谁才是当今世界的政治正确的宠儿。在韩国，女权主义给人造成的厌恶如此强烈，以至于反女权主义的声浪甚至发展到了街头政治的程度。
然而，中国女权主义者们似乎对自己面临的窘境一无所知。中国的女权运动主要局限在网络，尽管偶尔也延伸到线下。网络世界的相对匿名性，再加上女权人士的网络抱团，使得她们进入了一个不断强化的自我循环，而这只会助长她们的极端和疯狂，也让她们认不清形势。
我曾经关注过一位女性博主Hayami，起初是因为她在上海封城期间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报道过一家方舱医院的惨况，而后来她发布的内容显示她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好吧，这没什么问题。直到有一天，Hayami在自己的Telegram频道公然写出了这样一段话：“虽然我厌男，但我从来不认为‘全女’就是一种解决方案。”（这段话乍一看是不可理解的。这意味着Hayami自己打算心存厌恶地跟男性共度一生？——无论是长期关系还是短期关系）
“厌男”是一种赤裸裸的仇恨言论。在政治正确已臻成熟的西方社会，一个有教养的人应当为自己公然发表仇恨言论感到羞愧。当然，我们不应该对中国女权主义者四处留下的仇恨言论感到意外，因为她们大多数都是平庸的、没有教养的人，而且这片土地也没有政治正确的道德约束。然而，至于这位Hayami，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曾经住在上海市繁华区域的人，我的确看错了她，我以为她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但她不是，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女权主义者或东亚女权主义者。我立即取消了对她的所有关注。
这似乎可以说明，女权主义到了中国，它就像一种病毒一样植入人体内，让一个文明人或本来有希望成为文明人的人变成野蛮人，并让她们展现出自己性格中最丑陋的一面。中国女权主义者们以“拳师”自居，以“打拳”为乐——这些说法本来是反感她们的人给她们送上的轻蔑语言，但古怪的是，她们毫无廉耻地接受了下来，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女权主义者们还制造出了一大通诸如“贱男”“国男”这些可怕的甚至那些我不屑于说出来的那些性别歧视语言，而在她们内部一定还流行着更可怕的秘密的内部语言。
如果说女权主义者们在微博、豆瓣这类中国社交平台还收敛一些，那她们在推特（X）这类匿名性最强的平台就完全地展现出了自己的真面目。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学生物的女权主义者在严肃地讨论如何通过制造生物武器的方法来让所有男性灭绝。我曾经把一条希望男性灭绝、并且痛斥某些女性叛徒没有让男性灭绝的中文推特翻译出来，交给了一位美国女大学生观赏，这位对中国友好的进步派看到这条推文后惊讶不已。
女权主义们几乎已经完全地活在了自己的世界之中了。一位女权主义读者曾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她身边有很多人是女权主义者，而且大多数男性都是同情女权的人。她错了。这是一种典型的活在自己世界之中导致的认知偏误——错误共识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她们的意识形态在自己的小圈子取得了共识，于是她们便以为这种意识形态在全社会也比较流行。所以，如果有人想要理解为什么中国女权主义者会做出这么多稀奇古怪而又激进的事情，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入她们的小圈子内部（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看看她们在内部形成了怎样一种气候。
大多数人的确对女权主义是沉默的。如果某些女权主义者去探问这些沉默者的看法，他们可能会微笑着点点头，顺带说几句“是啊”。可是，这些人往往也是这么对待各种无理取闹者的。的确，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有教养的人普遍对女权主义者采取了一种“礼貌的宽容”态度，并也因此表示了沉默。但如果有谁是对我采取“礼貌的宽容”的话，我不会认为这是件好事。为什么女权主义者看不到这一点呢？
“拳师”们每打一次拳，可能会招来几个帮手，但也肯定会招来几个对手和大量沉默的厌烦者。一条女权主义言论，虽然能得到几千个点赞，但这个点赞数同样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流行观点，因为它至少会引来相当的愿意花时间来在网上跟陌生人进行政治辩论的反对者，以及至少数以万计的沉默的厌烦者——他们看了一眼就划走了。女权主义者到处给自己竖立敌人。凡是她们经过的地方，往往会留下不愉快的鸡飞狗跳的现场。中国女权主义者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社交媒体上，而这种做法一般来说并不值得赞许。一个人应该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
最能表现出女权主义者的智力优越感的现象，就是她们试图把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贯彻到心理层面，似乎没有人知道政治和生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在西方，一些女权主义者试图将各种女权理论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付诸实施（如“情绪劳动”）。而在中国，女权主义者们更进一步，宣布自己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育，甚至厌男。把一种教条运用到不适合的场合，这是一种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表现。总之，自作聪明的女权主义者自己剥夺了自己的幸福，无论是采取较温和的方式还是较激烈的方式。她们真应该记住歌德在《浮士德》中留下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同时，另一种常见现象就是她们用攻击性的语言来对付那些不赞同女权教义的女性，在这种丑陋的智力优越感的驱使下，她们一般地反对浪漫爱情，甚至试图给自己构造出“婚女”这样一个敌对势力，把她们污蔑为“娇妻”或者说她们在”媚男“。在这些女权主义者看来，“婚女”们甚至所有谈恋爱的幸福的女生都是愚昧的、落后的，没有跟上自己的“进步”观念。她们就是最先进的人群，时刻准备着在思想上解放剩下的那批还没有跟上步伐的女性。
正如我已经批评过的，诸如上野千鹤子这样的人的智力优越感，只能欺骗一些涉世未深的或者智力甚至不如她的人，而骗不了我这样的人，也骗不了其他真正理解了世界和人性的人。在我看来，这种智力优越感不过是一种精神暴发户的体现。
中国女权主义者的智力优越感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她们享受着出版行业的青睐，因为出版社们争先恐后地引进和翻译女权书籍，总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养给中国的女权主义社群，让她们掏钱，无论是来自西方的还是来自日本的。上野老师这一个人的教诲已经足够一个人付出大量时间和金钱了，然后上野的读者们就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可是，来自西方的保守派的书籍，尤其是近些年反对wokeism的书籍，以及各种严肃的为婚姻辩护的心理学或社会学书籍，却迟迟不见引进和翻译。最近，我注意到一本叫做《过一种女权主义的生活》的书的译本在中国面世了，我看了大概内容后就知道，当你要过一种所谓的“女权主义生活”后，你就不会再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活了。作者自称是“女权主义扫兴鬼”，这个说法当然要比“拳师”文雅得多，但作者恐怕没有注意到她不仅在扫别人的兴，其实也扫了自己的兴。女权主义们享受着的由出版行业带来的文化特权更加让自己陷入了围城。
每次女权主义者们以为自己在文化战争中获得一个小小的战术性胜利，那么同样程度地，她们离战略性胜利也越来越遥远。每打一次“拳”，就相当于踩下了一次女权主义运动冲下悬崖的油门。由于她们没有自以为的那样聪明，她们是不会认识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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