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位打算去武汉工作的朋友问我对这个城市的观感如何。我沉默了大约五秒钟，然后蹦出“脏乱差”“公交车开得很快”，然后便无话可说了。但就算是这两点，我也是从网络上或从身边人那里道听途说的，而不是来自自己的总结。另一位朋友曾从武汉旅行回杭州，告诉我说，跟杭州相比，杂乱的武汉就像是一个大县城。我在武汉生活过两年多，但是我却无法从自己的经验或记忆得出任何有价值的判断。那段生活仿佛是一片空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很大程度上我把自己封锁在校园围墙以内，极少在城市内部去探索。我从未去过户部巷和黄鹤楼，而只是对武昌站和汉口站有些印象，因为它们是我前往或离开武汉的必经之地。
这种生活方式并没有移植到杭州。在杭州，我时常走出校园并进入城市，而诸如西湖湖滨或北高峰之类的地方更是不知道去了多少次。而我的一位跟我一起入学的朋友曾经从事旅游行业并研究城市史学，更是去过市区内或郊外很多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并且他的出行方式主要是公交车。他跟我在一个问题上意见一致：杭州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要远胜于杭州的人情。想必他已经比绝大多数杭州人了解杭州了，但他不喜欢杭州人。但有意思的是，在杭州的四年中，他并未结识哪怕是一个杭州人（老师除外）。我的运气要稍好一些，遭遇过几个杭州人（老师除外），而他们的确没有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杭州土著”这个说法究竟是何意味，这基本上取决于究竟是人的先天和外在身份被看重，还是人的内在品质被看重。而成为一个“新杭州人”，也未必是一种表彰。
不过，即便不是杭州人，那些生活在杭州的人，也不免被这个城市的气质所影响。或者说，杭州吸引到的外地人，或许已经有某种集体特征，而不再需要通过耳濡目染来改变。
这座城市的原子化程度似乎尤为严重。与西湖的风和日丽的风景与规整的城市规划相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算计与商贾气。西湖的风景有多宜人，那么这里的人就有多么不宜人。不过，来自“外省”的人很来自浙江省的人有一个区别，那就是许多本省人即便不是杭州人，却也带有某种排外情结，同时没有让自己的人格独立性从家庭中成长出来。
在从浙大搬出以后，我在未来科技城住过四个月左右。这是我能想象的能居住的最糟糕的地方。而就这样一片地方，居然曾经房价能炒到八万一平米。未来科技城的人口结构极度单一，大多数都是学互联网和科技相关学科出身的年轻人，中年人不多，老年人几乎没有。而假如有中年人和老年人的话，这些人往往是来帮忙带孩子的。在我租住的公寓楼里，平时有很多中年人或老年人推着婴儿车在大厅里或楼下社交。而在夜晚，这一片区的高楼大厦的LED光是同步的，这种统一感充满了廉价的暴发户味道。在EFC欧美金融城里面也见不到什么欧美人。整片区域都缺少人文底蕴和生活气息，从而聚集了杭州这种城市的冷漠性的精华。
但我并不是想对杭州人（所谓的“土著”）或在杭州的人采取一种本质主义的态度。人类本性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在他们身上照样存在，就像全世界各个地区的人那里一样，只是这些东西没有在这个环境中被表达出来。在从美国回来后，我养成了推开一道玻璃门后给后面的人带一会儿门的习惯，并且坚持到了今天，而这种坚持不仅是有意的，而且在杭州这样的地方常常招致惩罚。无论是在浙大还是未来科技城，频繁上演的情况是，当我给别人留门的时候，而这个人却不假思索地打开了另一扇门并扬长而去，留下我一个人独自震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不喜欢杭州人（含“土著”和在杭州的人），最确切的表述应当是，我们不是不喜欢那些人本身，而是那些人在杭州这个环境中给他人展现的道德表象。但话说回来，即便是道德表象也可能是非常顽固的，以至于这些人哪怕是移民到异国他乡，假如能在那里找到他们的同类，马上就会在这个小群体里呈现出同样的道德表象，而几乎不受新的环境的影响。
另外，这句话似乎也说得过于愤世嫉俗，仿佛是在离群索居的叔本华式的状况中说出的，但实际情况下，我在浙大认识了许多朋友。但是，许多朋友都对浙江或杭州的某些性质持批判态度。
杭州的优势是美学的，无论是自然美还是城市人工美都是如此——而后者，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城市中产阶级美学。杭州的城市规划十分规整，而许多建筑也颇有设计美感。我的一位朋友在搬家到广州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比怀念杭州，主要就是因为内心在对广州的杂乱和杭州的中产阶级美学进行比较。另一位朋友来杭州出差时曾经在龙翔桥附近过马路，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在东京涩谷过马路的感觉。但是，真正提升了整个龙翔桥的审美品位的并不是杭州特有的事物，而恰恰是苹果直营店，而全世界的苹果直营店都是同一个美学风格。
我不是一个爱逛街的人，而在这种中产阶级美学之中找不到太多兴趣，而过于规整的规划更是让我感到乏味。我也曾经多次在龙翔桥过马路，但我的感觉只是人太多了，等得太久了。有时候为了避开人流，我干脆徒步到一站地铁之外的嘉里中心乘坐地铁离开。我也无法理解天目里这块狭小的地方究竟有什么吸引人之处。这里总是有很多人。
除了杭州中产阶级美学，我对于中国的人文历史景观——诸如大运河或南宋古都之类的——也没有太多兴趣。弗洛伊德的话是很对的，文化对人的心灵主要是压抑性的。不过或许艺术品算是例外，而我唯一感兴趣的博物馆仅仅是艺术博物馆，而历史、考古或民俗博物馆只是让我感到乏味。但无论是何种类型博物馆，杭州都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展品，这对于一个标榜人文底蕴的城市来说是一个很不利的事实。
不过，在艺术方面，杭州也有有利的地方。每年一度的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展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因为年轻人时常有前卫而出其不意的创意，尽管许多人都感到近些年的展览质量正每况愈下。另外，杭州近些年也成为了许多国外著名音乐艺人或剧团来到中国表演的落脚地之一。汉斯·季默（Hans Zimmer）2025年的中国巡演去了北京、上海、杭州和香港四座城市，而2026年的巡演又会来到杭州并且会表演两场。艾德·希兰（Ed Sheeran） 2025年的中国演出仅仅在杭州进行，而且连开六场。我在参加汉斯·季默音乐会时，甚至不敢相信杭州原来有这么多季默音乐的爱好者。但这或许只跟华东地区的中产阶级年轻人的人口基数有关。
杭州真正——或许唯一——让我感兴趣的是这里的自然景观。但这也不是吸引我来杭州的原因，因为作为一个来读博的人，来到一个城市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导师，其次是因为学校。但由于这篇随笔主要是谈论杭州而不是浙大的，所以我把浙大从杭州割离开来。
我在2016年第一次到访杭州时，我本来只是很随意地去逛逛西湖，但发现这里的风景如此宜人，于是临时决定多待一天逛逛。而我在第一次深入西溪湿地时惊讶地发现，走进这里就像是忽然离开了城市一样，尽管这个巨大的湿地公园被城市所包围。但西溪湿地真正值得去的，并不是免费区或收费区的主干道，而是各个“生态保育区”。这些保育区的开发程度很小，人迹罕至，虽然有一道门阻止游客进入，但总是能找到绕过那道门的办法。我甚至在一些生态保育区里找到过撕开的避孕套的包装。
在杭州这几年，我就成为了西溪、西湖和西湖周边山峦的常客，而且大多数时候独自前往，有时也结伴而行，并且在夜晚、凌晨和下雨时都爬过。不同的体验有不同的趣味。不过，我并没有像很多人一样，把“登山”或“徒步”作为自己的主要认同，或者成为某个登山或徒步组织的成员或常客。想必是在登山或徒步之上，我还有更高级的认同。
西湖群山有很多地方让我印象深刻，诸如石人亭-美人峰路线和云栖竹径-法喜寺路线，而且至今还有一些我没有探索过的路线。不过，西湖群山本身其实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毕竟它们只是很普通的南方的山而已，以至于这些山甚至都没有叫得出来的名字。它们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它们距离城区如此之近，而且开发得恰到好处。假如西湖群山只是一片平地的话，它肯定是会被过度开发的。但山峦提升了开发难度，使得文化难以染指。于是，西湖群山中的徒步路线就非常接近西方旅游开发理念中的trail——有些地方把它翻译成“游步道”——即为游客提供尽量符合原生态的固定徒步路线。几年前开张的马家坞观景台是一个例外。
西溪湿地和西湖群山为生活在杭州的人提供了一个快速撤退的场所。它们能够迅速地尽管短暂地从城市的繁杂和文化的压抑中摆脱出来，在自然的世界的包围下返回自身——假如他们愿意的话。西湖群山上常有一些无人值守的售卖饮料的箱子，人们可以自己扫码购买饮料。我曾经在美人峰偶遇的一位先生曾评论道，那些“坏人”是不会来爬山的，所以这些售卖饮料的人也无需担忧。可以说，西湖群山提供了对住在杭州的人的一种道德筛选——但是你必须忽略那些为了“天下第一财神庙”而爬北高峰的那些人。
截至目前，我还对杭州引以为傲的互联网和科技行业只字未提。对于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这使得杭州成为了一个理想的栖身之地，尽管同时也要付出跟其他人同样的代价。也许正是这个行业的繁荣加剧了杭州这个城市的冷漠问题，无论是互联网科技本身的缺乏人文气息的性质，还是这个行业的高薪带来的功利主义。其他国家的大城市的互联网科技园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但或许唯独杭州跟这种气质深深绑定。同一个事实的好听的版本是数字治理的先行者，而难听的版本则是技术统治的重灾区。这使得杭州具备较高的社会管控程度，并且压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这些情况都使得杭州变得不再宜居，无论“最多跑一次”被吹嘘得有多么响亮。
杭州有点像韩国，那就是整个地方的命运都跟某几个企业的命运深深绑定。阿里巴巴之于杭州，就像是三星之于韩国。一个杭州人说自己儿子在阿里工作的骄傲程度，就像是一个韩国人说自己儿子在三星工作。自从马云被割、蚂蚁上市失败和阿里巴巴遭受反垄断罚款后，阿里巴巴跟国家权力的绑定就越来越紧密。但这种绑定起初是被迫的，现在则是半自愿的，而且是受制伏的。阿里巴巴所代表的不仅是平台资本主义，而且是国家规训下的平台资本主义。同时，阿里巴巴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大企业病。杭州正尝试走出对平台资本主义的依赖，但是能走多远呢？
由于杭州的发展模式缺乏多元化，这导致杭州的孩子们被寄予的人生目标也是高度单一的，而这就是内卷和功利主义盛行的原因。要么进入大厂，要么进入体制，并且不要离开江浙沪，要跟父母批准的伴侣结婚。我把这称为江浙保守主义。而无论是父母之命还是功利主义都是违反浪漫爱情的律令的。这些重压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压迫在了他们身上。鸡娃成为杭州父母们的共识，甚至成为父母的父母的共识，于是不时便有杭州哪个小学的学生因课业压力跳楼的消息。
于是，杭州这个名字基本上是文化保守主义、城市中产阶级美学和技术统治的结合体。走笔至此，我发现，除了自己结识的人——本随笔没有讨论这个话题——只有杭州的自然风景让我感到恋恋不舍。它的中产阶级美学在我这里没有兴趣。它的互联网和科技行业则不仅跟我无关，而且加剧了社会管控，并给这个城市的人文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后果。它的直播行业也与我无关，而它给这个城市增添的网红性质同样加剧了已有的问题。而说起人文环境，杭州的高校们的人文学科教职不仅早已饱和，而且其总体实力也跟这个城市的人文历史底蕴不相匹配。这或许说明，人文历史底蕴只是虚假的，而真实的只是当下存在的文化。这样来看，杭州的自然风景——作为对身处其中的人提供的一种撤退通道——似乎只是对它当下存在的文化的一种补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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