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已经诞生了一百多年，但这一术语在今天看起来是如此时髦，以至于今天许多年轻人如同复读机一样使用它。20世纪20年代，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把资本主义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他对马克思的研究做出过高度评价，但他本质上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战期间，他成为德国的“文化对阵文明”论拥护者，认为德国是在用自己的高度文化成就对抗英法的物质文明；而在纳粹时期，他又向国家社会主义投桃报李，只是跟海德格尔的遭遇相似，他并未得到纳粹官方的接受并且受到排斥。不过，桑巴特一开始在使用“晚期资本主义”时只是在实证社会史的意义上使用的，而到了1934年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中，他为晚期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形态给出了畅想：一种逆现代化的——也可以说是反动的——形态，或者说威权保守主义法团主义。在国家内部要恢复行会、手工业和乡村，同时对外要经济自给自足。又一次，这种反现代浪漫主义跟海德格尔十分相似。但纳粹并不喜欢这样，因为他们需要工厂来制造飞机和坦克，需要柏林成为日耳曼尼亚来让德意志帝国成为大德意志帝国。
虽然桑巴特未必是第一个使用这一术语的人，但根据目前的接受史，他可被视为这一术语的发明者。这术语一旦创造出来，就不再受作者的掌控。后来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理所当然地接过这一术语，包括托洛茨基派、法兰克福批判学派和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苏俄马克思主义并未接受这一术语，因为列宁使用的说法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那么，垂死的资本主义和晚期的资本主义有何区别？二者都是历史目的论，只是前者是明确的，而后者是隐秘的。
这不是面向未来的强目的论，但依然是一种被偷偷塞入的目的论，只是它并不是指向未来的社会形态，而是指向自身的衰亡。晚期资本主义并不预设资本主义会死亡，更不预设另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不过，它还是预设了资本主义像有机体一样有一个生命过程，而有机体类比在20世纪上半叶十分流行。而我们现在处于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阶段，要么我们会永远停留在这里，要么我们会离开资本主义而进入一种尚且未知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并且已经出现僵死的迹象。
虽然理论上来说，“晚期”既可以是一个太平盛世，也可以是黑暗时期，但几乎所有使用这个词的人都是在批判或讽刺的意义上使用的。对于批判的情况而言，资本主义陷入了系统性危机；而对于讽刺的意义来说，资本主义出现了很多荒谬的情况。对于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和批判理论家而言，他们是在批判的意义上使用的；而在今天，使用这个词的人主要是在讽刺的意义上使用的。接下来我们主要是分析今天日常语言中的晚期资本主义。
我们不禁要在“讽刺的”旁边再加上一个“不严肃的”——亦即，今天互联网（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对“晚期资本主义”的使用情况是讽刺性的且不严肃的。他们所发现的这个社会中任何糟糕或荒诞的事情都可以一股脑地丢给资本主义，并且认为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认为是这个系统出了问题。有人把《牛来》这部垃圾电影跟晚期资本主义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做法的粗鲁性甚至要高于过去把一切精神不正常现象归结为“神经衰弱”的做法。人们可以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带有#LateStageCapitalism标签的内容和Reddit的r/LateStageCapitalism板块找到这种总体性归因谬误的各种例子。当他们尝试为晚期资本主义的证候诊断时，实际上让自己也成为了另一种轻微的虚无主义症候的观察对象。
平心而论，在一个有什么东西正在衰落的时代，身处其中的人当然有可能正确地感知到。清朝灭亡前夕，知识分子很容易感知到这个王朝和这个国家的整个古代王朝更替时代正在衰亡，而不需要一个辛亥革命来敲醒钟声。但是错误的感知或预言则更普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上个世纪40-50年代就感知到资本主义正在衰亡并且正在向社会主义——不是苏联的那种社会主义——迈进，因为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企业家精神正在被国家干预和大企业压抑。然而，70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再自由市场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熊彼特的感知或预言。
目的论本身并不是缺陷，但是偷运进来的未经论证的目的论则是缺陷。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一篇NYT专栏文章中提到了那些询问自己资本主义是否已经走到尽头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最近我接受了几次采访，期间被问及资本主义是否已走入死胡同，是否需要被其他体制取代。我始终不确定提问者脑海中具体构想的是什么；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我不认为他们指的是中央计划体制，因为那种模式已被公认为行不通。而且，我也从未见过一个哪怕是不切实际的提案能够脱离价格激励和利己动机而运作，亦即带有私有财产的市场经济，而大多数人将这种经济模式视为资本主义。
紧接着，克鲁格曼讨论了混合型经济的可能性，然后他畅想了一种三分之二资本主义加三分之一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本质上依然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混合主义）。有意思的是，他甚至也不确定这样的混合经济会比纯资本主义经济给民众带来更好的生活，所以他的写作语气完全是试探性的，并且承认在其有生之年不可能实现。
资本主义的确有很多问题，就像人类本性有很多问题一样（人类的协作性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如蚂蚁），假如既没有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或改造方案，也无法严肃论证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么大谈特谈“晚期资本主义”就只是一种毫无依据的虚无主义的世俗末世论空谈，反映了这些人对资本主义的非理性的愤怒。
凡是人们发现现代社会中的种种看似荒谬之处并且将其归结为晚期资本主义症状的现象，要么可以由经济学为此提供合理且有力的解释或辩护，要么只是局部机构或整个人类本性的问题而不是整个大系统的问题。由于这些看似荒谬的地方遍布各个领域，我只是找出我熟悉的例子。
伊娃·伊洛斯（Eva Illouz）之流把当代亲密关系中的问题过分归结为资本主义这个大系统上。她的著作中虽然不乏具体个体案例，但她对这些的解释常常牵强附会到资本主义系统的宏观机制上。她对前现代社会有过度的美化，却忽略了亲密关系在资本主义时代总体上要比前现代更好——拥有人身自由权和退出权时可能会因为滥用而造成问题，但总比完全没有强。关键在于人的内心对某一个他者形成承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欠缺跟资本主义关系不大。
有些人把“狗屁工作”或无意义工作视为晚期资本主义证候，但现实中大量的行政文书工作并不来自私营部门，而是来自官僚体系——在中国，我们还要加上国有企业——这样的话，这就跟资本主义系统没有直接关系。我多次聆听来自阿里和网易的朋友对自己无意义工作的抱怨，但其背后的问题跟资本主义同样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具有跨意识形态的普遍性。比如，企业内部的一个部门往往会通过各种手法夸大自己的业绩以继续争取资源或继续存在——比如双十一购物节从当初的24小时膨胀到现在的近一个月——但是苏联的官僚部门和国有企业部门也是这么做的，任何一个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如此。另外，像阿里这样平台垄断者还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背书，这本来也违反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则，这使得他们即便患上大企业病也可以继续苟延残喘，而不会被新兴竞争者所取代。
工业化流水线式的网红店和预制菜挤走了费时费力且依靠厨师手艺的老派餐馆，这样的抱怨近些年发生在了中国各大城市，但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发生在了欧美各大城市。这些网红店的特征是好看且适合拍照打卡，但不太好吃。现在，纽约新出现了一批袖珍甚至流动Blank Street Coffee店，只需要店员轻轻一按一个按钮，一杯还不错的咖啡就制作好了。这些店正在迅速打击纽约老牌咖啡馆的生存空间。杭州市是著名的美食荒漠，同时也是网红店的天堂，而且整个城市的热门街道的商铺的周转率都变快了。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外的“堕落街”，在五年之内至少换掉了一半的商铺。
这一现象或替代进程的后果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在此无法专门探讨。大体来看，有利有弊，并且对不同群体可能主要呈现为利或弊。但假如看网上那些对此抱怨连连的人，他们往往是一些把美食看得特别重要的人，而其他大多数人在生活中则把其他事情看得更重要。于是，那些抨击者所表达的不过是这个美食爱好者群体的利益和偏好，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消费者大众早已经用自己的钞票做出选择了，因为他们在关心食物本身质量时也关心食物的标准程度和效率，否则网红店也不会存活到现在。我个人不会选择中餐预制菜，但对西餐预制菜没有抵触。对于美食爱好者们，我们可以报以同情，但不应该追随他们，把这视为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症候。这并不是说不承认这一进程背后的问题和不好的后果，也不是不承认它跟资本主义没有关系，而是说它跟“晚期”没有任何关系。亦即，网红店与预制菜并不是资本主义走到尽头的表现。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更愿意认为“边吃饭边看手机”是一个严重的集体症候，而不是网红店或预制菜。因为现在许多人，哪怕他们在吃自己做的饭时，也是在边吃饭边看手机，而且看的还是AI短剧。既然他们如此不尊重食物，那么被网红店虏获就是随之而来的。但我知道，这跟资本主义没有直接关系，也跟晚期资本主义没有直接关系。难道苏联的家庭不会边吃饭边看电视吗？区别在于，我们设备里的内容更有趣了，而这本身并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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