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这个民族的公共生活是由谎言所维系的，其民族集体心理已经陷入退行长达几个世纪。帝国时代，沙皇君权神授，体贴爱民；假如哪里出了问题，那一定是贵族和官僚的错误。苏联时代，各种内容空洞关于美好生活的宣传标语与民众排长队买面包的现实景象构成了反讽的对比。而到了当代俄罗斯，谎言不仅处于宏大叙事的层面，而且已经深入到具体事件的层面。
自2022年开战以来，普京政府试图把战争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隔离起来，而最近几个月，乌克兰已经具备了打破这种隔离的能力。远程无人机正在频繁袭击莫斯科的炼油厂和物流中心。但是，假如认为这种隔离被打破的情况会引起俄罗斯民众的明显不满，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俄罗斯民众对于经济现状的不满在上升，但是并未达到某种象征性的程度。
全世界现在可以观察到俄罗斯民众的奇特心态：他们就像围观热闹的看客一样观赏着自己国家的炼油厂和物流中心被轰炸的场景，而这有点像当年鸦片战争时如看戏一般观看海战的那些中国人。一位莫斯科女性在被轰炸的炼油厂升起的黑烟下继续遛自己的两条狗，假装自己的生活还一切正常。而一位莫斯科男性坐车路过熊熊燃烧的物流中心时，像做贼一样用手机偷偷拍下一张照片，仿佛自己在偷拍一对正在洗澡的情侣。
对于任何还有常感和理性的人来说，俄罗斯的这种公共生活的这种荒诞性看起来都不可思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
不妨从普京对普利戈任的死亡的解释说起。我相信，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只要还有常感和理性，都很清楚普利戈任的飞机的事故是由普京授意的，而方法是使用防空导弹攻击客机。在兵变被解决以后，许多人都预感到普利戈任的死亡已经临近，只是死法还不得而知。拜登总统曾在一次公开活动说，假如他是普利戈任的话，他要当心自己的菜单，要担心自己在吃什么——亦即，他曾猜测普利戈任的死法应该是被毒死。至于“被掷出窗外”之类的死法则太中世纪了，这往往只是作为笑谈。似乎只有普利戈任自己不知道自己死期将至。而普利戈任的死法的戏剧性可谓是再一次突破了人们的想象，普京显然是要以这种公开处刑的方式来宣告反对自己的人的下场。
普京当然不会承认这一切是自己做的。在事发六个月后，他终于给出了自己的权威解释——在死者身体里发现了手榴弹碎片，飞机没有受到外部冲击，他还为尸检没有包括酒精检测和毒品检测而感到遗憾。换句话说，普利戈任是在酒后或吸毒后玩手榴弹不慎引爆它导致了自己的死亡和飞机的失事。于是，普京一边用炸掉飞机的爆烈方式宣示权力和背叛的下场，另一边则用一个荒诞不经的方式羞辱了死者。当然，从物理学上来说，即便这个故事是真的，破片手榴弹被引爆也不可能导致飞机在空中解体。
值得注意的是，普京从未直白地说抛出“普利戈任玩弄手榴弹炸死自己”这一结论，他提到的仅仅是三个要素：1）普利戈任遗体里发现手榴弹碎片；2）飞机没有受到外部冲击；3）尸检没有进行酒精和毒品检测。
为何普京不直接说出这一结论？我的猜测是，普京故意要以这样一种戏谑的方式来说出一个羞辱性的被编造出来的故事，以此来完成对死者的进一步羞辱。而这种羞辱就体现了绝对君主的任性，亦即对自身绝对权力的展示。
然而，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诠释普京这个未直接表达出的谎言——这本质上是一种邀请，邀请俄罗斯人一起来完成这个谎言。结论是由普京本人暗示并由听众自行缝合的，而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其他人，当他们听完普京的叙事都立即完成了这一缝合过程。区别在于，俄罗斯人在表面上接受了这一谎言并真正完成了这一谎言，而其他人则没有接受。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谎言，但没有人公开反驳它，而官方的说法是俄罗斯公共领域唯一可以响亮存在的说法。
而这就是普京与特朗普的区别。特朗普也时常撒谎——尽管其谎言的性质通常来说危害不大（2020年大选窃取说是一个例外）且属于自吹自擂或对竞争对手的攻击——但这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自我表演，因为大多数有理智的美国人既不相信这些谎言，也无意配合。在上一次选战中，特朗普指责哈里斯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哈里斯指责特朗普是法西斯主义者，大多数有理智的人都清楚这两个论述都是谎言，但这些谎言对于美国选民来说并不十分重要，他们往往一笑了之，而根据其他情况来做出抉择。换句话说，那些选择或不选择哈里斯的人只有极少数是出于“哈里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才选择或不选择她的。
俄罗斯民众，只要他们还有基本常感和理智，就都不会相信普京的谎言，但是区别在于，他们也会配合这些谎言。对谎言的配合已经深深嵌入俄罗斯文化和民族心理之中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并且近些年得到了民族主义的加持。2014年，当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时，大多数俄罗斯人和全世界其他人一样都知道“小绿人”属于俄罗斯军队，而不是普京所谓的“地方自卫武装”。但深陷民族主义叙事的俄罗斯民众选择了在不相信这些谎言的前提下兴奋地配合这些谎言。
虽然普京大体上是一个卡利斯马式的领袖，并且在历次大选和各种民调中享受了很高的民众支持度，但这并非出于个人崇拜，而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服从——并且这种服从是由俄罗斯自古以来的谎言秩序所加持的。
俄罗斯的选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谎言式的表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说：“我们的总统选举并非真正的民主，而是昂贵的官僚程序。普京先生明年将以超过90%的得票率再次当选。”说完这段话后，佩斯科夫便销声匿迹了大约三周的时间。许多人担忧他已遭不测，当有记者终于找到他时，他的回复是：“别紧张，两天后就回来上班。”——看起来他很清楚流言的存在。这一事件等同于俄罗斯政府高层有人罕见地承认俄罗斯公共生活是一场表演，而即便是这样一种揭露表演性质的元论述也会让说话者招致惩罚。
谎言政治在俄罗斯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秩序。在一次需要被掩盖的事件发生后，官方媒体和民族主义分子往往会抛出十几种相互矛盾的谎言并使其在公共领域大肆传播，其功能就是让民众失去对真相的敏感和追求欲，使得真相和求真成为不重要的东西，并使得犬儒主义成为俄罗斯民众的常态。这样的手法也出现在中文互联网上，所以我们也对并不生疏。2020年，一些小粉红为了转移焦点，同时抛出武汉军运会投毒、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泄露、起源于意大利、起源于澳大利亚等等好几种相互矛盾的谎言。
这种制造谎言以冲淡真相重要性的策略是最近一些年的新手法，但是其根基并不是新的。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希特勒和戈培尔的谎言，他们采用系统性的造假手法以让普通德国人和国际红十字会相信犹太人虽然被隔离，但没有遭遇系统性的谋杀。新近的研究表明，二战时期的普通德国民众大体知道集中营存在迫害，但毒气室这一环节的确是被精心掩盖了。这也是一种表演，但是跟普京的谎言不同的是，希特勒和戈培尔是真的试图说服普通德国人和国际社会，而普京并不试图说服俄罗斯民众。
黑格尔曾经分析过，东方世界里的人是没有主体性的。当然，我们今天最好不要使用这么明显地域歧视的说法。黑格尔也说，东方世界是人类的童年时期，而童年时期是人类普遍经历过的。童年时期这个隐喻对我们来说更有利。希特勒和戈培尔撒下的弥天大谎是试图让有主体性的现代人相信自己的宣传的真实性，而普京则完全不同，他并不操心自己的听众是否相信自己的说法——他只管说就是了，甚至有意让谎言变得荒诞，以显示自己的任性和权力。普京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所面临的听众是欠缺主体性的，于是自己的话语不需要经过诸个体的检验和确信，因为这些个体而依然处于精神的童年时期。而在这样一个童年时期，只有君主一个人是自由的——或者说任性的——而其他人全都是不自由的，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当然，我并不是想说俄罗斯人一直在本质上处于这种童年时期，而是想表明他们处于长期的心理退行状态，并且以犬儒主义来进行合理化。任何一个民族或个人都有可能陷入这种心理退行和犬儒主义的状态。只有从心理退行的角度才能正确理解俄罗斯人的这种集体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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