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我讨论了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从业者跟二次元大有关系的原因，并且我采用的是荣格的理论。实际上，各个学科的从业者都可以反思一下这个学科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阴影。那么，作为人文学科的从业者，我就应该来做一个反思的表率，来看看我们这些人的隐秘的内心世界。再一次声明，这个讨论本质上是启发性的和试探性的，而不是想提出一种我自认为非常确定的理论。
两个方向的阴影和补偿
不过，我马上遭遇的困难是，人文学科这个大类里面，各个学科的从业者的气质又显著不同。对于出身于理工科为主的学校的人来说，他们可能看不出文学、历史和哲学三个专业之间的区别，而只是笼统地称之为文科生，甚至可能还看不出他们跟思政专业的人（严格来说，这不是人文专业）的区别。而在我这样的内部人士来看，文学、历史和哲学三个学科的从业者之间的气质的差异可谓是巨大的。我读博士一年级时，宿舍里有来自这三个专业的人，而我时刻都能感受到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碰撞。
但假如我们一定要笼统地谈论人文学科这个专业，那么不得不承认，人文学科的原型应该是文学，而不是历史或哲学。当我说文学是人文学科的原型，相信我摆脱了门户之见并且陈述了客观真理，因为我有哲学学位和历史学学位，但就是没有文学学位。本文的讨论是否能波及到历史学科和哲学学科，这就需要读者自行判断了。
在中国，文学专业也常常被笼统地视为归属于中文系（尽管外语学院同样开设文学专业），就像在美国，文学专业被笼统视为归属于英文系一样（尽管其他语言的系科照样开设）。无论是师生的数量，开设这个专业的院校的数量，还是其研究范式而言，文学都是当之无愧的人文文科的代表。文学研究范式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也在反向塑造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而且，所谓的文科黑话，虽然大多数都不是文学系发明的，但却是由文学系发扬光大的。
人文学科跟计算机学科的意识和阴影可以说是完全的镜像关系。计算机学科缺乏情感、叙事、历史、意义、诠释、价值判断，但这些内容就已经是人文学科的意识世界，亦即，强调主观阐释、多义性、价值纷争和复杂不可控。而人文学科所缺乏的，恰恰就是计算机学科已经在意识层面提供的那些东西，这不仅包括其学科内部的精确、逻辑、可控和确定，而且也包括学科外部的金钱以及由金钱带来的权力。
这样，我们就能推论人文学科从业者的内心中被这一学科压制到无意识的阴影。一方面，阴影表现在阿波罗式冲动上，即对极度的确定性、严密的结构秩序、工具理性的掌控感、金钱和权力的渴望上；另一方面，阴影表现在狄奥尼索斯式冲动上，即对简单的善恶判断、原始暴力复仇和直接诉诸简单暴力行动的渴望上。
于是，对这种不同方向的无意识的阴影的补偿也表现在两个方向：一方面是对秩序的补偿，另一方面则是对力量的补偿。
社会运动
让我们从1968年的风暴说起。一个公认的说法是，这场反文化运动是一次对技术统治的反弹，而用更分析心理学的话来说，那就是人文学科阴影的一次投射。投射是补偿的一种简单且带有自欺欺人特征的形式。那一时期，法国无数人文学科青年被当时的那些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灌输了一整套关于“异化、批判与解放”的观念，而他们每日面临的却是戴高乐父权制政府的技术统治的事实。这种割裂本身并不足以引发动荡，但是，在一些历史条件的助推下，人文学科的阴影中的一部分——直接诉诸简单暴力行动——被投射了出来，那些学生和年轻人直接采取了占领、破坏和示威的行动。在这场风暴中，他们除了一些极度抽象的口号，便不能提出任何能转化为政策的确定口号。与其说这是他们有意为之，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本就不能，因为被投射出来的阴影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付诸简单暴力行动的隐秘欲望而已。
美国大学校园支持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的示威事件则是最近的例子。通常的解读是，在人文学科被灌输几十年的后殖民主义范式被牵强附会地运用到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关系中，即以色列是压迫者和殖民者，而巴勒斯坦则是被压迫者和被殖民者。但是，从分析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这种运用与其说是牵强附会，不如说是简单粗暴，这背后即是对人文学科从业者的阴影的一种补偿——诉诸简单的善恶判断和暴力行动。2023年10月的那场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刚刚发生，美国大学一些学生组织就立即发布通告谴责以色列，并表示以色列要为这场袭击负全部责任。这些人内心深处最原始的暴力复仇的欲望就这样被投射出来，反应为这些令人不安的通告之中，而一千多条人命的消逝满足了他们内心深处最阴暗的复仇欲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参与抗议且支持LGBT群体的学生难以自圆其说——是的，无论是哈马斯还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那里都不存在什么LGBT权利，反而是以色列存在这种权利。作为一次阴影的投射，它本来就不需要自圆其说。
这两个社会运动形成的根本动力是人文学科从业者的无意识阴影及其强烈的补偿倾向，而他们接受的意识形态教条只是合理化的外衣。当后殖民主义和受害者叙事被教条化为唯一的绝对真理（对秩序的补偿）时，就恰好赋予了原始的破坏冲动（对力量的补偿）一种道德纯洁性，使得这些人在实施最原始的善恶二分并诉诸行动时，内心感到无上崇高。
日常生活
以上，我们从两次大型社会运动来运用了荣格的理论，接下来我们进入更日常生活的领域。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文学科大概不仅受到自然科学和工科的压迫，而且也受到社会科学的压迫。有时候这种压迫只是想象的，但很多时候是真实的。这些压迫有很多形式，不仅包括经费的分配，也包括社会地位的分配，以及整个科学范式对人文学科的潜在质疑。许多从业者常常是从受压迫心态来谈论理工科跟人文学科的关系，于是阴影也积累起来，暗自一定要跟这些科学较量高下。当人文学科无法在效用上跟这些科学学科相提并论，于是一些从业者们的一种补偿方式就是选择占领道德制高点。平心而论，某种程度的道德优越感是良性的，但过度的道德优越感则可能带来巨大的负外部性——从道德相对主义到政治正确都是这种道德优越感的产品。对科学的压迫的另一种补偿方式就是让自己攀附科学范式，这样可以让自己的理论附上科学的外观。拉康晚年沉迷于拓扑学和数学就是一个例子，而他的盲信的门徒们没有一个人敢去劝告伟大导师此举会让他晚节不保。
不少文科生沉迷于MBTI、星座或塔罗牌之类的命运决定论体系，或者对冥冥中自有天意的朴素信念。假如作为一种娱乐，谁不会感兴趣并一起谈论呢？但是，许多文科生似乎认真相信了这些东西。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科学素养的匮乏，因为驱使他们相信这些东西的是内心身处对极度确定性东西的渴望，而这种渴望不是用几句科普就能打发掉的。
弗洛伊德本人也有这个倾向，他自称是科学实证主义者并且对荣格的神秘主义倾向嗤之以鼻，但他自己却顽固地相信自己将死于61岁或62岁（他实际上活到了83岁）：
那时发生了两件事。第一，我写了《梦的解析》（后来拖到1900年出版），第二，我得到了一个新的电话号码，一直使用至今：14362。很容易看出这两个事件的共同因素。1899年当写《梦的解析》的时候我43岁。因此有理由断定，其他的数字象征着我生命终结的时刻，即61岁或62岁。
我要提醒的是，那个时候的弗洛伊德正遭受到欧洲整个心理学界及相关学科的围剿，这种压迫感很接近今天的人文学科从业者所遭遇的情况。
沉迷于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神谕式哲学的也大多是人文学科从业者。“文本之外无他物”这句话或诸如此类的话，要么是平庸的常识（没有观念可以绕过文本或人的认识能力的中介），要么是显而易见的谬误（没有客观实在？），而这句自作高深的话的真正创新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语言——一种神谕性的语言。而真正把这些神谕式哲学通告全球的正是70年代的美国大学的文学系。
根据我的观察，许多文科生——尤其是女生——不希望自己的潜在伴侣是文科男生，而希望是理工科学生。这种择偶倾向不仅包括对确定性和秩序的寻求（她们会说这是防止思维方式的同质化），但毫无保留地说，也包括对金钱以及由金钱带来的权力的渴望。当计算机科学的男生渴求阿尼玛时，文科女生渴求的是阿尼姆斯。理工男——尤其是计算机男——代表着现实世界中的可控性、确定性以及维持生存的世俗秩序，这就是阿尼姆斯的特征。一些文科女生跟这些计算机男生结合后，她们会一边嘲讽那些人身上的“直男癌”和技术世界，但另一方面也会利用他们的金钱。同时，假如计算机男没有完全陷入二次元的世界以至于不需要现实中的女友，那么与文科女的结合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补偿（也许比完全沉迷二次元的补偿更好）。但是，两道阴影之间的结合能否造成好的亲密关系，这可真是一个问题。
虽然以上是以文科女生举例子的，但类似的倾向在文科男那里照样存在，而且有更复杂的倾向。要么他们需要一个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女性作为伴侣，这样他们可以获得确定的资源；要么需要一个对文科一知半解但有强烈兴趣的女性作伴，这样他们可以在这个关系里成为绝对权威。
结论
每个人都需要维持内心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动态平衡，从而需要补偿，但是不同补偿方式可能带来不同的后果，而有些补偿方式不仅会有害于自己，而且也会有害于整个社会。本文着重分析了人文学科从业者中那些有害的补偿方式，但真实世界中，大量的补偿方式是无害的是有益的。
荣格本人对集体无意识和神话体系的探索，以及他在写作《红书》期间的心理状态，以及自己动手建造城堡的行为，也算是他自己的补偿方式。跟弗洛伊德主攻神经症不同，荣格处理的病人大多是精神病，而平日里面对这些病人就会对他的内心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而需要补偿来维持平衡。
宗教信仰大体上是一种中性的补偿方式，而人文学科从业者中也不乏宗教信仰者，因为宗教能够提供带来极度确定性的体系。但是，假如宗教信仰成为了一种单纯的心理防御机制并遮蔽了那些本该修通的心结，那这可能就是有害的。
每个人都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补偿方式，但愿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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