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我已经指出，俄罗斯人当下以及过去长期生活在谎言秩序之中。我暂且把“谎言秩序”定义如下：一种将显而易见或被普遍觉察的虚假叙事制度化为社会协作中介与权力统治基石的治理形态。
谎言秩序在帝国时期、苏联时期和当下时期有不同的形态。在苏联时期，一个苏联公民同时需要积极和消极配合谎言，而在普京时代，一个俄罗斯公民往往只需要消极配合谎言。哈维尔在《无权力者的权力》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菜贩在橱窗里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而这个菜贩从未真正相信过这个标语内容的字面意思，而挂起这个标语只不过是要表明自己正在积极配合谎言秩序。通常来说，一个俄罗斯人在今天不再需要在自家门前挂起标语，也不需要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强行政治表态。
当普京说出那个手雷谎言时，他或她可以在自己家中或私下跟别人嘲讽这个谎言，但是一旦进入公共领域，这个人要么只能保持绝对的沉默，要么只被允许使用一些反讽性的暗语或表情包。胆敢在公共领域说出人尽皆知的真相或道理，其后果很有可能是牢狱之灾或被发配到乌克兰前线。
从更宏大的视野来看，当莫斯科的炼油厂和物流中心被乌克兰的无人机轰炸时，官方宣称他们击落了乌克兰的无人机并且没有拉响任何防空警报，而民众在公共领域中也尽量配合，尽管那些受到这一事件直接影响的人在公共领域表达自己受到了影响，但他们对事件的描述方式就像是描述一场无法预测也无法抵抗的天灾。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政府和民众都尽量假装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把政治和军事事件私人生活化，并且一起构造谎言秩序。
俄罗斯人所呈现的集体心态并不是通常的公私二分。公私二分的情况我们也并不生疏，有些人在私下场合可以极具批评性，而在公共场合则温顺得像一只绵羊。一个生活得并不容易的人，当国家电视台的记者把镜头和话筒对着他，并询问“是否幸福”“对现状是否满意”，这些人马上就会进入公共角色，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甚至歌功颂德。蜡笔小新的父亲平日里怒骂政府，但当首相给他打电话体恤民情时，他马上变得毕恭毕敬，平日里对政府的不满马上就烟消云散了，这使得他的妻子见状也痛斥他这种奴颜婢膝的姿态。——这些人此时此刻在表演，或者说在撒谎，但严格来说，这不是谎言秩序在影响个人，尤其在日本这样的民主社会和讲求社交礼貌的文化之中。这些人完全可以说实话或拒绝采访或电话，所以表演是个人的有意或无意的选择。即便是在俄国，大多数普通民众遭遇采访或调查也还有拒绝的自由。根据统计，目前超过90%的俄罗斯人在被询问政治问题后会拒绝回答，并挂断电话或走开。
但俄罗斯人的处境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麻木与疲惫
还是有少数俄罗斯民众接受了媒体采访，甚至是外媒采访。当乌克兰袭击莫斯科附近的炼油厂并让黑烟升起时，接受BBC采访的民众抱怨的是油雨污染了自己的衣服和头发，而官方则径直否认油雨的存在——这两种回应方式都充满了荒诞式的幽默。根据Kyiv Post的报道，居民的抱怨还包括自己的旅行计划泡汤，因为机场被迫关闭，而还有人在Threads上质问究竟是谁在在意这些炼油厂，仿佛自己不知道是谁在袭击炼油厂。一位俄罗斯人自作聪明地回复说，这些攻击看起来是想把莫斯科拖入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请注意，在社交媒体上实名使用“战争”来描述当下的事件在俄罗斯是违法的，所以这位用户指的是这场袭击可能导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未来的战争。
俄国海外独立媒体Meduza集中刊发了来自莫斯科居民的来信，这使得我们可以观察到未经裁剪过的原初表达。愿意写信的人固然是有特征的，也的确有人表示应该把基辅炸个稀巴烂。但大多数人所表达的却是麻木和疲惫。
有一个叫谢尔盖的莫斯科人说自己已经失去了感受能力，而声称批评普京政府是一条死胡同，接着攻击了他的俄罗斯同胞关于历史使命的集体心态，最后他要让所有人都下地狱。
我不在乎了。世界仿佛缩小到只有我家那么大。今天没遭殃——太好了。希望明天也别遭殃。听了身边那些人胡扯什么“正义战争”，我什么后悔、同情、反思都没有了。
我的行为就像蟑螂一样：生存，保全家人。低调行事，不敢冒险。英雄主义是绝望的象征，是正常人性准则失效时的表现。而现在，英雄主义——就像批评当局或进行破坏活动一样——只会走向死胡同。
他们扼杀了我的情感，扼杀了我的希望，扼杀了我的快乐。而这并非仅仅是，甚至主要并非是当局所为。俄罗斯公民那可悲的心态也难辞其咎，他们疯狂地执着于被选中、独一无二、肩负某种上帝赋予的历史使命的想法。于是，你只为身边那寥寥几个人而活。
你们都下地狱吧！
Nadezhda说：
在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中，我们只是炮灰，是统计数字上的伤亡。
伊琳娜说：
我对战争的态度越来越冷漠，最终演变成对眼前一切的强烈憎恨，憎恨人们的一切都被剥夺。我们本该拥有太空探索、新技术和医学突破，如今却面临着汽油价格接近100卢布、物价飞涨、对自身和亲人时刻生活在恐惧之中，以及看不到未来。在如今的现实下，你还能规划什么？
Arina写道：
我望着滚滚浓烟，心想：恐惧早已消散殆尽——这么多年过去了，恐惧早已燃烧殆尽。剩下的只有疲惫。
安娜写道：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这并不奇怪。这是报应。这一切何时才能结束？基辅从2022年起就一直是这样。我该怎么上班？油价以后会怎么样？我们根本无法离开，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得活在当下。这就是我们新的现实。没有恐慌，只有麻木。以及一种感觉：这一切正在成为常态。
Dementy说：
看着滚滚黑烟飘过城市——我承认，这其中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快感。一种病态的快感，就像抠一个永远愈合不了的痂一样。
伊利亚说：
五年来，我一直感到羞愧难当，以至于就算无人机撞到我家窗户，我也几乎感觉不到什么。或许除了与孙女们分别时的悲伤吧。
住在市中心的另一位谢尔盖恰好目睹了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慢悠悠地飞过，而以往他看到的只是展示绝对力量的俄罗斯战斗机和直升机。在那一刻，他意识到，多年来构造起来的巨大的帝国幻象在那一刻崩溃了。
综合来看，这场袭击引起了巨大的情绪，的确有愤怒，但更多地是麻木和疲惫。麻木和疲惫并不是一种无情绪，而同样也是强烈的情绪，并且让其他所有感受和情绪都无法产生，也让理性思考难以进行。有时这些人甚至强烈到想要接受死亡，因为他们对死亡已不再恐惧。我在另一篇讨论战俘营生活的文章中也注意到，部分在苏联的德国战俘也陷入了麻木状态，从而失去了“产生或接受意见的能力”。我在2022年也观察到过类似的情绪，彼时麻木和疲惫在整个中国社会蔓延。
心理退行
严格来说，麻木和疲惫是个体情绪而不是集体情绪。古斯塔夫·勒邦的古典群体心理学在这里无法奏效，因为在勒邦式的群体之中，民众是必须在物理上集结起来并且让情绪传染的。互联网这一媒介能在多大程度上取代物理集结，这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普京政府极大地压制了对战争的公开表达，这也使得情绪的传染非常困难。
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在这里也帮不上忙，因为它需要一个领袖的来凝聚认同。但各种资料表明，这一作用只出现在俄罗斯少数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圈子里。甚至这些圈子里的恐怕大多数人也并不真的认同普京，因为他们认为普京太软弱，不愿放手一搏。假如凝聚认同的不是领袖，而是俄罗斯民族的所谓历史使命的话，这也同样只凝聚了那个特定的圈子。虽然普京大体上是一个拟态卡利斯马式的领袖，并且在历次大选和各种民调中享受了很高的民众支持度，但这并非出于个人崇拜，而是一种由强权加持的迫不得已的服从。反倒是中国有很多普京的崇拜者。
麻木和疲惫本质上是由外部情况所引发并由个体心理状况中介的心理退行。外部情况并不是乌克兰的无人机，而是俄罗斯政府系统性的言论抑制，这些抑制就成为了这些个体的超我并对自我实施监控，而当自我假如无法处理超我的监控就会让自己陷入退行。
那么，为什么麻木和疲惫是一种心理退行？稍微借用一下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这些俄罗斯人从现实原则退行到了快乐原则的消极形态。在我看来，儿童时期的人是受快乐原则支配的，自己的欲望必须被即刻满足，只要被即刻满足就快了，而没有就不快乐，而假如较长时间没有被满足，就会陷入濒死状态，而很多婴儿也就是这样夭折的。俄罗斯人的这种麻木和疲惫感就是退行到了童年时期的濒死状态，并使得自己失去了主体性。
荣格的理论并不是在时序上退行，而是力比多的向内收缩并且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同时，人的逻辑能力被原始思维取代，个体容易将现实事件赋予神秘主义、宿命论或神话隐喻的意义。俄罗斯文化中的受难宿命论就是力比多向内收缩导致的。一旦把当下的苦难诠释为宿命，麻木和疲惫就是随之而来的。
现代犬儒主义
弗洛伊德和荣格都没有发现，现代犬儒主义是麻木和疲惫这种心理退行形式的一种合理化方式，并且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前面已经提到，麻木和疲惫是退行到幼儿心理中的濒死状态，而犬儒主义就是自我试图把自己从心理的濒死状态拉回来的尝试。
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犬儒主义者绝大多数是一些自作聪明者，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为自己的心理退行状态进行事后合理化。我对现代犬儒主义的定义如下（参见彼得·斯洛特戴克的《犬儒理性批判》）：以“心知肚明却照做不误”为核心特征的启蒙虚假意识，指个体在彻底解构崇高价值、道德真理和客观真相后，以全知的冷漠、反讽和嘲弄作为心理防御，在行动上对既有权力秩序选择清醒的顺从与合谋。
相信很多人都能在自己的认识的人当中想起几位符合这个定义的人。我曾跟一位朋友讨论起比较两个国家的做法问题，而他的说辞可以总结为“两边都很坏”“这个世界没有好人”，于是我发现这个讨论根本无法严肃进行。而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中那些一边批评学术体制而一边在体制内把晋升游戏玩得很溜的人，也令人遗憾地并不少见，而这些人的共同点是知道自己的研究几乎没有意义但还是要做。还有些人干脆逃遁到宗教世界的幻觉之中，而佛教就是容纳这些现代犬儒主义者的重灾区。
有些人或许会辩护说，这样的人总比没有脑子的小粉红要好，总比那些热情讴歌学术体制的人要好，在此我当然也不能表示异议，毕竟，现代犬儒主义者毕竟还不是恬不知耻或没有脑子的人，只是需要用反讽和嘲弄作为自己的行动的道德许可。不过相比于那些冥顽不灵的人群，现代犬儒主义者也还是有一个缺陷，那就是不一致性，而这种不一致性是很难像普通的公私二分一样被辩护的，除了退回到道德相对主义的泥淖。在普通的公私二分场景中，那些人可以说，我之所以在公域与私域表现截然不同，是因为一旦我在公域中也像在私域中那样表达，我会招致字面意义上的危险。而现代犬儒主义者则不一样，即便他们在公域也被迫表演，但是同时也彻底抛弃崇高价值、道德真理和客观真相则是走得太远了。在MH17客机被击落后，俄罗斯官方接连抛出十几种相互矛盾的谎言。而一个俄罗斯公民可以选择不去公开拆穿这些谎言（这是明智的），可以选择沉默或轻度反讽，但是陷入一种不存在客观真相、客观真相不重要或近三百条人命不重要的态度并大肆传播，那就是有问题的甚至应受谴责的，因为这已经在和政府一起构造谎言秩序。
前面引用的第一位谢尔盖的信件就是现代犬儒主义的典型例子。他很清楚普京政府的行径和俄罗斯人的志得意满是成问题的，但是他不仅自称自己活得像蟑螂，同时又攻击那些试图反抗的英雄主义者，最终他的落脚点却是咒骂俄罗斯民族下地狱。一切都被他解构了，剩下的只有死亡。
结论
我们看到，麻木和疲惫这种情感，跟现代犬儒主义这种认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一个人陷入彻底的麻木和疲惫，这个人就不再关心这个世界，也就自然不再关心价值、意义、道德和真相。他们既然可以平静地接受明天就被炸死或明天就上战场当炮灰的现实，同时假如理性功能没有成功运作起来，他们就可以接受这个世界不存在价值、意义、道德和真相的论述。
本文没有分析心理退行和现代犬儒主义的具体产生机制，因为这是一篇文化批评而不是学术论文。不过，这似乎是由个体心理基质、思想观念和围观社会关系调节的，毕竟也有许多俄罗斯人虽然感受到麻木与疲惫的侵袭但没有被席卷，而且也没有陷入现代犬儒主义，因为他们的各种自身情况为这种客观现实的冲击提供了更强的防护。很多人也还坚持认为，这场战争是不正义的，而自己为这场战争感到羞耻。这种良知虽然没有发展为公共行动，但至少让自己保住了内心世界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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