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大毕业以后，我搬出学校并在大约半年时间里先后住在杭州市的两个公寓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租住在中国的大城市里。这半年算是从毕业到工作之间的间歇期（gap period）。用之前中文互联网的流行语来说，这是我的人生的“奥德赛时期”。
在这段时期即将结束之际，我去拜访了系里一位老师并告别。他询问我这段时间有没有写论文，我说“没有”。他感到惊讶并追问我为什么不早点投入写论文。我对这个场景早有准备，因为我也曾经质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我当时没有为此辩解，但我心理也有了一些模糊的答案。
从一开始，我就把这段时期定性为间歇期，只是一开始并不知道间歇期有多长。我开始以为它会是一个月，结果却逐步加长变成半年多。我一开始考虑去传说中的大理过渡，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来杭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人际关系都在此处。
这不像那些从大学毕业后真正gap一年的人一样是纯粹的间歇期，而是等待中的间歇期，而等待本身就造成了许多变数。1775年，当歌德在等待魏玛公爵的马车时，他度过了极度煎熬的几周。这种不断延长的等待即便没有给我带来很多焦虑，但让我去为一个迟迟没有到来的职位去做准备，这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在结束了博士论文写作的苦修后，我发现自己应该去认真阅读简·奥斯汀、托马斯·索维尔、卡尔·荣格、丹尼尔·卡尼曼和荷马，或者去仅仅了解各种让我感到好奇的事情。
这半年我也游玩了些杭州及其附近的许多山山水水。我自己一个人有时还乘坐观光公交车四处闲逛。但更重要的是，我也跟朋友们在夜色下的紫金港划船，在夜晚的北高峰的亭下看着雨来等着雨走，在东天目山附近集体静修，并且在长乐林场爬山。当我借着写作这篇随笔的机会，我才发现这一时期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而假如没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对它的评价似乎只停留在沉闷的半年。
我现在依然记得大家坐在山头的塔楼顶冥想时的情形，闭上眼睛，只能感受到阳光的照在身上的热量，以及听到风吹拂树林的声音，还有引领者的手机里传出的引导冥想的指导。我记得那个男人的声音引导我们回想生活中值得感激的人或事情。而我从未像当时那样如此强烈地想知道跟自己近在咫尺的人在冥想时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也记得在长乐林场的一个山顶，大家爬上了另一个塔楼的楼顶。有朋友提议大家拍摄一个母鸡带领小鸡的视频（我扮演的是一只小鸡），而我也从未设想过如此简单而又幼稚的行为所带来的简单快乐会如此强烈且具有穿透性。
在紫金港划船的那个夜晚是无风的。我路过那些被禁锢的黑天鹅，它们撕咬着围栏，而我以为它们是向我发出求救信号，希望我破坏这个围栏并放它们出去。后来我得知它们已经被圈养惯了，只是在捍卫自己的领地。
可惜的是，我还尝试组织一个黄山集体静修，但主要因为自己的广告策略原因而没有成行。
还曾在马家坞观景台观看日出时分的蓝调杭州，并想象这个城市正在苏醒的过程。虽然从视觉上，我头一次看到这座城市的建筑群这么美，但一想到这座城市正面临的经济困难以及未来更潜在的麻烦甚至危机，而且我也不会再亲身体验到它们，这种美忽然就变得凄厉起来了。
而假如有什么要自责的，那就是我发现自己的心理成长停滞了，并且它造成了各种后果。尽管若干年前我还对心理成长熟稔于心，而且它也是我为什么会写博客的原因。《为俗世生活寻找中介》实际上是本博客的第一篇文章。那个时候，我考虑的是卡尔·罗杰斯的“充分发挥功能的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和纳撒尼尔·布兰登的“自尊”，以及自助业界的“自我提升”。那时，我在自我成长领域深入了一段时间，以至于把罗杰斯的一句名言挂在我的床头。
直到最近几个月，对荣格的接触把我拉了回来。我发现，荣格的自性化过程不仅包含了罗杰斯和马斯洛的概念，而且比它们都要深刻。自性化也就是一个人成为其“自身”的过程。它意味着个体逐渐剥离集体认同的投射与外化伪装，将意识与无意识的内容加以整合，最终达成心理机能的统一与独立。罗杰斯的“充分发挥功能”跟自性化其实是一回事，只是他只是立足于现象界，而荣格则涵盖了无意识层。虽然今天的各种佛学修行活动看起来似乎也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无论是以阿赖耶识为核心的唯识学、禅宗还是中观学派，它们都不承认人的主体性的正当性，因为它们认为主体性不过是一种我执。三者的目标都是离开我执，而不是整合它。荣格则相反，认为阴影不能被清除，只能被承认并纳入自我。主体性的建立和维持需要个人不断地参与跟世界的互动，尤其是要把自己观念在世界里以自身行动的方式实现出来。单纯的修行和内省只能造成一种在内部空转的主体性或虚假的主体性，而且无助于接纳和整合无意识。
那么，如何处理自己的无意识呢？就拿我自己而言，我对项飙、赵鼎新、上野千鹤子或伊娃·伊洛斯等人的观点的种种批评，部分是来自我的无意识阴影的投射。这些显赫之人获得了充分的利益与地位，而且他们善于拥抱世俗关注、敢于包装自身成果并支配大众话语，而我之所以鄙视他们这些行为，就是因为我的无意识也渴望获得利益、地位与世俗关注，并且渴望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领袖。我的这种做法跟叔本华对黑格尔旷日持久的恶毒攻击在发生学上是一样的。
对无意识以及对它的整合的重新关注也让我意识到在告别这个间歇期时以及告别在杭州的生活时所体验到的困境。
这半年对我来说也是漫长的告别。但是，当告别被拖长到半年之久，而不是短时间的事情，那么告别的意义也就变得模糊不清。这就像英国脱欧，假如它当初能在四个月内完成，那么它的离开对于所有人就都是一件历史憾事。但是英国脱欧却花了四年，留下的却是一地鸡毛的筋疲力尽，并成为了不堪回首的往事。于是，我也对杭州的朋友们带有一种隐秘的歉意：我已经毕业了，我本该走了，但是我还没走，而你们还经常能见到我，真是不好意思。
在我最终离开杭州那个夜晚，我请浙大的一些朋友们参加一个晚宴。由于事后发现学校餐厅的包间晚宴的价格过于便宜，以至于我甚至忽然面临一个要处理由这种廉价造成的羞愧的问题。在那个晚宴上，我想起2022年我在相同的房间也曾经举行过告别午宴，而第二天我就会离开杭州一年多时间。但2022年的参与者都先后毕业离开浙大了。我在2026年面对的是一些截然不同的人，而且这次我也不会再重返。在席间，我谈话不多，因为我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吃完晚餐我就会拉着行李箱去机场。
我想起2022年那次吃完饭后，大家在楼下告别，我主动跟每个人一一沉默而凝重地握手。尽管那有些刻意的别扭，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情感至少通过握手表达了出来。而到了2026年，站在同样的楼下，我脑海中浮现当时的情景，但是没有让它在彼时彼刻复现出来。那种群体的微妙的情感的差异是很容易被感知到的。大家很快就四散离开了，而我也有一些僵硬。
随后，三位朋友送我去机场，在地铁上，我感受到内心的矛盾甚至煎熬。一位朋友问我离开的感觉如何，我回答说，我对离别这种场景的感受是延迟的，而这是一种保护机制。但我很清楚的是，“保护机制”只是冠冕堂皇的说法，它其实是心理防御机制。我对离别的处理并不如四年前那么好，因为四年前我尚且伸出了我的手，但这一次我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我感到感激，但却不知如何自如地表达。我们在航站楼坐了一会儿，然后我反送他们前往返回学校的地铁站。一位朋友提议我们四个人一起在地铁站一起拥抱，在拥抱后我们就各自离开了。
于我而言，它是我个人生活的一个时代的真正结束。我在这个时代充其量只是一个能正常生活的人，因为我不是一个通透的人，不是一个充分发挥功能的人，更不是一个走向自性化的人。我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想法，但同时其中一些从发生学来看部分是来自我的阴影投射，二者可以同时独立成立。我戴着很多人格面具，而我还不仅没有找到穿透它们的方法，甚至并没有觉察到它们。在长乐林场、东天目山和那个地铁站，曾经有力量穿透了我的人格面具直抵我的内心深处，但我几乎是在写作这篇随笔时才真正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考虑到我在这几年结识了那么多可爱的人，这是我的遗憾。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