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说，君主立宪制是精神的发展历程中被修炼出的成果，但他没有给市场社会——用他的术语则是“市民社会”——赋予同样的荣光。然而，市场社会也是精神的发展历程中被修炼出的成果，而且可能是比君主立宪制更为重要的成果。
精神的发展历程的一个主题是去除自然性和直接性，并通过不断扬弃把自己提升到精神性的层次，而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组织形式不应该依然是精神的直觉的映射。人类对经济活动（亦即如何配置稀缺资源）直觉或朴素认识便是倾向于由首领来设计和控制，从远古的部落首领到中世纪的领主，再到现代的计划经济都是这种直觉映射到社会形式的体现。
这种直觉反应直到今天依然体现在绝大部分人对经济活动的朴素认知之中。楼下的面馆又涨价了？是因为老板太贪婪了。怎么办？法国革命期间的巴黎市民直接冲进面包店以所谓的“公平价格”强行购买面包。企业在裁员和降工资？是因为资本家太贪婪了。怎么办？按照今天中国年轻人的说法，那就是把资本家吊死在路灯上。农民的财富变得越来越多了？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位好的领主。
我们所说的市场社会指的是经济活动从传统宗族、政治伦理与身份依附中彻底“脱嵌”（Disembedded），价格机制与市场规律反过来统摄、支配并重塑整个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现代社会形态。“脱嵌”这个术语来自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944年的《大转型》，它的意思就是前述的这个经济活动由被支配到支配的倒转进程。
这里我虽然借用并同意他的术语的意思并且作为一个中性词来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同意他对这一进程的全部论述。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是由国家计划而形成，而计划反而是自发形成的。这句话只有后面那一半是正确的。计划或各种政府干预的确是自发形成的，因为它本质上符合人类对经济活动的朴素认知，即经济活动需要设计和控制。但市场社会本身绝不是国家计划的产物，相反，它是在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特定历史语境中自发形成的。也就是说，去除掉对市场的限制并使之成为市场社会（亦即脱嵌）的确是国家设计出来的——一种反设计的设计——但市场社会本身并不是被设计出来的。波兰尼混淆了市场社会和对市场社会的限制这两个不同的事物。
人们会自发交易从而形成市场，而假如一个社会对市场没有或缺少限制，并且为市场提供法律保护，那么从理论上说，市场就会自然地进化到市场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例子，它本质上就是去除掉了对经济活动的一些限制。国家可以设计如何去除对市场的限制，甚至也通过政策来帮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但却无法直接设计出现成的市场和市场社会。政府尽可以划定一片区域为所谓的自由贸易区或新区并提供最好的政策和基建，但那里可以依然是一片空城。
思想对市场社会的承认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今天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各式各样的市场社会中，但是普遍对这种社会形态缺乏深入理解——比方说，大多数人都支持最低工资标准或者房租管制的立法，尽管经济学家们已经在这些问题上敲打了近一个世纪，但这些认识几乎没有渗透到公众。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构想了一个城邦的范型。我相信几乎不会有什么现代人愿意生活在柏拉图的城邦里，因为这本质上是一个维持着清贫和严苛军事纪律的狭隘城邦，而所谓的守卫者阶层甚至无法组建自己的家庭，身体弱小的人得病也无法得到救治。波普尔认为理想国是极权主义的起源，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尽管我们的古典学家们总是在不厌其烦地提醒人们要善意而同情地接近那些文本。在理想国中，经济活动被压制在了最低限度以防止多余财富产生，市场和分工虽然存在，但只是扮演维持城邦生命的工具性作用。
费希特是另外一个极权主义的起源。1800年的《锁闭的商业国》的确让他配享这个称号。同样地，没有多少现代人愿意生活在他的骇人听闻的商业国里。在今天的中国，体制内人员只是被限制了出国的自由；而在他的国里，一切因私出国是被完全禁止的。（费希特没有忘记给自己所属的学者群体安排因公出国的特权）同样地，外国人也无法自由入境他的国。因私国际贸易也被取缔，公民也无法获得外汇。这个所谓的商业国的经济体制是彻头彻尾的计划经济，国家不仅分配各种物品的生产数量，确定各种商品的价格，也分配各个职业的配额。朝鲜就是费希特的商业国。
在康德的1797年的权利哲学中，经济活动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从而在形式上从国家中脱离，尽管不是脱嵌。经济活动不再接受道德审查，而属于个人的自由范畴，并且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而黑格尔在1820年的权利哲学中则更进一步，他系统研读了英国的经济学著作并且在哲学上赋予了市场以中介基地的地位，他很有可能是第一位让市场在真正意义上脱嵌于国家并且承认了市场社会的哲学家，尽管他更愿意把自由概念的实现和君主立宪制赋予更重要的精神哲学意义。也大致在同一时间甚至更晚，英国实现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社会，并且迈向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导致了“大分流”。
市场社会无数的个体和组织的自发经济活动构成网络，而这个网络的协调者是价格信号，而不是某一个中央委员会。要理解这种形态往往需要专业的学习。从前，人们对蚁群的朴素理解是以为有一个蚁王在指挥；而最近的生物学研究发现，蚁群的行动恰恰是自组织的去中心化的行动的范例。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次到访中国并在中国社科院做讲座时，有听者始终不能理解没有中央委员会的经济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于是弗里德曼让他去芝加哥交易所去参观。这就反映了对经济活动的朴素理解或直觉。但实际上，即便今天人们已经置身于市场社会，对市场社会的理解也并不会自动降临。
人类对经济活动的直觉理性是设计和控制，但是人类的自发经济活动也形成了市场并且也在恰当的历史时机进展为市场社会，但是人类个体却不能直接理解人类群体自发形成的这种社会秩序。康德说，历史的目的无法由个人实现而只能由类实现，看起来这话说得没错。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