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绩主义这个话题在时下相当火热，往往一群中国人在没有话题可聊时可能就会搬出这个话题，同时也捧红了诸如项飙和程乐松这样的“反内卷”学者，而我们也不知道下一个被捧红的会是谁。但是，各种讨论又常常陷入概念混淆。最重大和根本的混淆在于，中国人常常把自己深陷于其中的内卷式优绩主义归因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垄断造成的评价系统单一化。
在我看来，优绩主义可以被定义如下：否定血缘世袭、身份特权与先赋地位，主张个体的社会地位、资源分配与职业晋升应当由其后天展现的才能、努力与成就决定。
想必大多数人的直觉不会反对这种论述。但是，支持各种觉醒（woke）意识形态的人群是例外，他们认为历史上被边缘化的性别、种族、性取向等特征的群体应该由于他们的身份而获得特权。他们常常说：“天平倾斜的时候，中立就是帮腔，反对才是中立，激进才是争取。”这种理论可以被称为“矫正正义”，即要赋予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更大的倾斜来实现实质平等，而这一过程中必然会损害程序平等。矫正正义的理论缺陷是确定的，而能否带来想要的结果却是不确定的。而实际上，近些年西方社会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样本。2020年前后，政治正确、觉醒和矫正正义的诉求和实践达到了顶峰，而它带来的问题要远大于成果，而正是因为如此，最近几年也显著遭遇了反弹。
在这一波抗衡觉醒意识形态的声音中，有一部分来自优绩主义。以马斯克为代表的企业家只关心能不能更快地更好地更多地交付代表着未来技术方向的汽车、火箭和AI，能不能让人类移民火星。同时，马斯克极度支持技术专家精简治理，反感DEI（多样性、平等、包容）政策和机构膨胀。
马斯克的这种工程交付优绩主义是最近的形态，而更早的形态是撒切尔-里根的“新自由主义”的优绩主义。他们对才能的定义不仅局限在交付能力上，而更宽泛地定义在了企业家精神上，亦即商业洞察力、承担风险的意愿、技术生产力与财富创造力。但严格说来，西方世界这两种流行的优绩主义都跟中国社会当下流行的优绩主义没有直接关系。而直接相关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优绩主义，即“职位向才能开放”。公共职位不能再通过世袭或买卖获取，而应该完全根据个人的才能来分配。具体来说，这一原则就被映射为公务员考试、官房学考试或法律考试。中国的内卷式优绩主义是对法国革命时期的优绩主义的加强，并且其国家主义底色是跟撒切尔-里根的新自由主义的优绩主义的企业家精神底色相冲突。
中国的内卷式优绩主义有时候甚至表现为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或马基雅维利主义。有些人要不惜一切代价超越他人并进入更优越的位置，并且认为这种更好的位置是自己的才能的体现，而且是自己应得的，而其他人没有得到，是因为他们不配。当自己有希望享有替代率极高的体制内退休金时，他们认为那些只能拿两三百退休金的农民只不过是得到了自己该有的命运，并且认为自己本来就比他们优越。这种内卷式优绩主义已经污染了他们的道德直觉，而正是这些已经失去道德直觉的人正在成为公务员。
从法国革命的优绩主义到撒切尔-里根的新自由主义的优绩主义，西方社会呈现为对看重公职事务能力到看重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而中国并未经历过这一发展。我并不否认中国存在企业家精神这样的东西，也不否认当下中国社会也在字面上提倡企业家精神（尽管实际含义跟西方社会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可能相去甚远），但它显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并且近几年情况更是每况愈下。浙江的许多老板虽然可能具备某种自发的企业家精神，但他们又常常让自己的子女进入体制内工作，这说明他们从未让这种企业家精神成为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且始终意识到权力始终凌驾在自己头上。
大约在法国革命一个世纪后，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邦警告道，法国大学培养的大学生已经远远多于法国政府所能提供的公职的数量，而假如这一趋势再持续下去，法国年轻人必定起来造反。职位是向才能开放了，但职位太少而才能太多。从中世纪到勒邦那个时代，公职工作都是大学生的第一选择甚至可能是唯一选择，而找不到公职工作就等同于失业。至于大规模失业导致的结果是勒邦所说的造反还是今天中国的内卷式优绩主义，则是由其他因素决定。
而勒邦担忧的大规模因失业为造反的情况没有出现，根本原因主要是企业的崛起为大学生提供了新的就业出口，而且它们可能更加耀眼。企业白领阶层不仅享有更多的自由，而且往往拥有更高的薪水，甚至声望。假如一个大学毕业生能进福特、通用、可口可乐或华尔街工作，现在又能去苹果、谷歌和微软，而假如不那么倾心于大企业的名头还有海量中小企业可供选择，为什么还要去当州或联邦公务员？
概括来说，市场经济带来了人生选择的多元化，而垄断则导致了评价标准的单一化，进而导致人生选择的单一化，并且内卷式竞争也就是随之而来的。垄断既可能来自学校和政权，也可能来自企业。韩国的财阀垄断导致了另外一种内卷式优绩主义，但财阀垄断归根结底也是政府不当干预导致的结果。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内卷式优绩主义的第一现场——中国的各个大学。如今，为保研而相互提防和相互举报已经蔚然成风。大学生们从入学第一天起就相互提防，而不是建立友谊与信任。这背后的原因便是学校行政垄断导致的评价标准单一化，很多人要争夺极其有限的保研和奖学金名额。很多人认为，自己一定要读研究生，一定要拿国家奖学金或学业奖学金，那么相应地，凡是有利于提升积分并最终拿到资格的事情都要去做，而不利于提升积分的一律不做并斥之为不务正业。假如自己在大比武中惜败，就要立即在公示期拿出举报这一利器，如举报那些拿到资格的人访问国际互联网或使用违规电器，或者干脆试图“按闹分配”，在辅导员办公室哭鼻子。如今泛滥的孤独症很大程度上也是内卷式优绩主义造成的结果。
然而，在一个多元社会，首先，你不必非要读研究生；其次，即便你想读研究生，那么通过广泛申请也可以导致评价的分散化，不必依赖或讨好某一个垄断者。如果哈佛和耶鲁不要你，那么普林斯顿、剑桥和柏林自由大学可能会要你。由于各个决策者可能有相当不同的评价标准，于是从一开始你就不会再根据某一个垄断者的标准来打造自己，而是根据更加通行的才华标准，这样更有可能把时间花在能真正提升自己的地方，而不是在无法提升自己的地方浪费大量时间。这就是“内卷”的真正含义，即被迫把大量资源投入到边际效益极低的领域。
从这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内卷式优绩主义的根源是垄断，而不是新自由主义。而能够缓解并解决这一问题的，恰好就是如今人人喊打的新自由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所呼吁的企业家精神能够提供不同于体制内工作的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工作，它所要求的去除政府不当干预和市场垄断的自由市场能够提供评价标准的分散化和多元化。一旦外部环境的评价标准变得多元化，那么民众自然也会在内在生活中更倾向于寻找遵从内心的标准，而不是像今天这样，遵从自己的标准生活仿佛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
中国不是自由市场太多，而是自由市场太少。自由市场虽然不会消减优绩主义，也可能不会消减竞争，但能够逐渐消减内卷。与其说要消减优绩主义，不如问我们想要的是哪一种优绩主义。但有一点是需要坚守的，那就是必须把道德和优绩区分开来。一个坚守创作的爵士乐歌手的财富无法跟一个恰好猜中风口的投机客相提并论，这仅仅意味着投机客的行动具有更高的市场价值，但并不因此意味着拥有更高的道德甚至才华，并不意味着这个财富是他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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