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指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把大量精力或资源投入到边际效益极低甚至为负的领域以竞争有限稀缺物品的现象。虽然“内卷”这个词在最近几年才火热起来,但这个词背后的现象早已经存在了。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高中,有些老师以“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粗劣口号来激励学生们努力学习。但是他们具体是在学什么?高三整个一年都在重复在高考后几个月就会遗忘的知识,花去海量的时间去博取再提高几分的可能性。更不用说,整个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中教育都是以损害学生的多元化个人发展和身体健康为代价。假如按照中国应试教育高中所要求的模板去生活,那必定陷入边际效益极低的困境,也就是内卷。
中国的中学教室是一个绝佳的分析对象,因为这里存在强制性纪律,同时也存在内卷。对中学教室分析将会为后面对中国社会的分析打好基础,接下来我们会先花费一些篇幅讨论中学教室。
中学教室
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说,当事情已经进入到边际效益极低的领域时,就应该同时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比如发展自己的爱好、浪漫爱情、阅读、电影、志愿活动等事物上。所以,从这个原理来说,高三不应该是最艰苦的一年,而反倒应该是最多元化的一年。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大多数高中来说,坐在教室里并且做被要求做的事情是绝对强制性的,而我当时也面临这种情况。一个人缺勤或晚自习看小说不仅是被视为浪费自己的时间,而且还在干扰全班所有人的状态,所以会被严厉禁止。
但是,哪怕是身处中学这种严酷的强制性的纪律之中,退出机制依然是存在的。
有些人是直接硬退出了,并且后来进入了很好的大学或有不错的前程。我有两位考上浙大的朋友和一位后来去哈佛读书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在高三大部分时候都处于缺勤状态,而且事实上也没有怎么学习。虽然他们当时主要是出于厌学心理这样做的,而并未意识到边际效益问题,但他们的选择依然是正确的。
我没有这种硬退出的自由,而是采取了软退出。
我几乎从来没有完成过寒暑假作业。这种事并不罕见,很多同学会在开学前几天集中在一起抄作业,而我连抄都省了,直接交上去了大部分的空白。寒暑假作业不仅没有任何边际效益,而且会毁了整个假期——不过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只是单纯不想写。高三那个寒假,数学老师甩开膀子就说寒假作业是写完整个《5年高考,3年模拟》,我惊讶于他的漫天要价,而只是写了一小部分,但居然还是有几个同学写完了,并且得到了他的表扬。我下的赌注是,这些老师开学的时候还忙其他事情,不会认真检查作业的完成度,而且即便发现,顶多会被骂一顿,总不能让我继续写完。我每次都赌赢了,也的确只是被骂过几次。
在进入高三的前两个月,我也一度身陷内卷游戏。我感到自己要努力奋斗了,于是频繁谢绝几位朋友下晚自习后逛操场的邀请,久而久之他们便不再找我。两个月后,我实在是干不动了,于是央求他们逛操场一定要叫我。
我像那时的大多数人一样把对某个大学的空洞憧憬美化为所谓的理想或梦想,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其中的虚妄性。但人的本性总是比虚妄的理想要诚实,就像那些在人民公社磨洋工的农民。到了最后几个月,我已经基本进入了被动状态,即便还是要被迫按时去教室做该做的事情。有一天早晨,学校里停电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天呐,终于可以多睡一会儿了!”,等过了一个小时,我才和另一位趁此机会多睡一会儿的室友到教室,此时惊讶地发现除了我们,所有同学都打着电筒早读。在一个冬日,我恰好和一位朋友站在教学楼门口向外张望,我深沉地对她说:“四个月后就解放了。”因为我那时已经开始度日如年。而这位奋斗到底的朋友惊讶地望向我,询问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仿佛她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高三结束后,我的三位高中老师分别给了我惊人一致的评价:“聪明,文艺,但是太懒了。”他们的重点是“但”后面,而不是前面。
这样来看,哪怕是强制性纪律严密的中学教室,即便是父母给予重大期待的高考,人们也存在硬退出机制和软退出机制。哪怕必须要去教室待着,哪怕必须要在教室做不得不做的事情,一个人也可以磨洋工,进而在心理上退出内卷,尽管无法完全退出。因为这个人依然要被迫做边际效益极低的事情,精力和时间依然存在巨大浪费。我的整个高三都是在被迫浪费生命,即便我偶尔有机会读一读《全球通史》、《道德情操论》和《看见》。跟日复一日的枯燥、乏味而浑浊的题海相比,亚当·斯密那清澈的文字带给了我巨大的愉悦。由此,我们也可以推论,一个人只要在心理上退出内卷,且一旦外在的强制被解除,那么这个人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彻底退出内卷。
中国社会
现在让我们从中小学的教室进入到整个中国社会。无论人们怎么谈论各种监视、监控或规训,那也必须承认,只要离开中学教室,进入普通大学或进入社会,强制性的纪律就不存在了。当你在大学教室里读小说而不是认真听课,大学老师往往不会训斥你,反而是自己感到忧愁、无力甚至幻灭。截至目前,大学教室里的敞景监狱式的监控也不会对应到学生个体身上。既然在纪律严明的中学教室都有退出权,那么大学和社会当然就有更大的退出权。
项飙在一次访谈中声称中国社会的内卷没有退出机制:
现在内卷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没有退出的机制,不允许你退出。刚才讲到那位同学要去麦当劳工作,面试官第一句话就是说你父母怎么想?你要往下走,要退出竞争,过自己的生活,你面对的道德压力是非常大的。现在对三和青年的各种讨论背后也是有一种焦虑,就觉得这些人怎么就这样退出竞争了。因为整个社会的稳定,整个社会的所谓发达都是靠这种白热化的竞争维系起来的。
所以,成功者要失败者一定要承认自己是失败的。你不仅是在钱上少一点,物质生活上差一点,而且你一定要在道德上低头,一定要去承认你是没有什么用的,是失败的。如果你不承认自己失败,而是悄然走开退出竞争,不允许的,会有很多指责。所以现在能够退出竞争的人是非常富有的人,孩子送到国外去或者是怎么样。有退出这个机制是很重要。就是说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孩子上学不好,让他有别的好的出路。在学校教育应该要涉及到这一块,所谓教育家是说培养一个公共教育体制,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快乐,都能够发挥他自己的特长,这个不容易。
项飙的论述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错误之处在于,事情恰好相反,中国社会的内卷的退出机制是存在的。项飙之所以犯这种错误,是由于他缺乏深度心理学概念工具,并且继承了社会学的结构决定论的老毛病,于是把心理现实当成了社会现实。
这里我们不妨拿弗洛伊德举一个例子。他早期找到了十几位神经症患者,并且认为这些人早年所经历的被成年人诱奸的事件导致了他们成年期的神经症。他当时认为诱奸事件是真实存在的。后来,弗洛伊德来了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认为这些诱奸事件并未真实发生,而只是这些人在早年时期的无意识幻想、阉割焦虑与超我惩罚的投射,或者说,这是他们的心理现实而不是发生过的现实。
项飙举的研究生应聘麦当劳的例子就非常典型。当面试官询问他“父母会怎么想”时,这大概率只是好奇地随口一问。事实上,这位研究生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把自己在麦当劳工作的事情告知父母。无论如何,面试官似乎默认父母会反对他的决策并且会施加道德压力。而假如研究生会告知自己父母,那么事情也可能是,父母不会干涉,或,即便干涉他也觉得无所谓。
我在读本科时曾参加一个交换生面试,其中一位面试官(一位行政官僚而非老师)问我“父母会怎么想”,我回答说:“他们的想法不重要。”所有面试官都笑了。我的回答反映了我的真实想法,并且认为这个问题是古怪的,因为我作为成年人有独立作出决策的能力。我没有通过面试,但我也没有损失什么。
但无论如何,麦当劳面试官的问题的道德压力是否产生效果,取决于研究生自己如何做出心理上的回应。叔本华正确地指出:
因为一切对人来说是存在和发生的事情,都总是直接在人的意识里存在和发生,所以,很明显,人的意识的性质和构成本身就是首要的关系。
《人生智慧箴言》
换句话说,一切发生的事情的意义,取决于人的意识如何诠释,而每个人由于其个体的精神素质,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回应。
项飙武断地认为,一个研究生去面试麦当劳会面临非常大的道德压力,这是在以一种自命不凡的先锋队的姿态去决定每个人的意识会如何做出反应——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具备这样的资格。事情很有可能是,他可能主观上不会感知到道德压力(即便客观上存在道德压力),即便这位研究生在麦当劳继续工作。今天很多年轻人都面临来自父母的催婚压力,但是每个年轻人应对这种压力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继续来分析父母的道德压力。父母为什么会对孩子施加道德压力?答案往往是“抬不起头”,即害怕身边的亲戚朋友知道自己孩子在麦当劳打工,会受人耻笑。但实际上情况是,在今天的中国,除了个别宗族或邻里气氛依然强烈的地区,耻笑并不会实际发生,至少不会发生在他们面前。发生的事情往往是,当亲戚朋友们得知自己的孩子在麦当劳工作,他们还会想方设法客气地恭维几句。耻笑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虽然耻笑的确可能在私下场合发生,但只要没有发生在面前,那么这种耻笑就都是一种幻想。而即便是那些亲戚或邻里的确会说三道四的地区,父母也未必会把压力直接转嫁到孩子身上。
于是,推论到底,所谓的道德压力的来源不是什么实在的东西,而只是来源于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幻想。
我的家乡近些年发生了礼金攀升的现象,而这也是一种内卷。从前参加他人的升学礼只需要送200元,而现在200元已经“不像”了。有一次,我的一些亲戚参加一个宴席,每个人打算送2000元,同时也抱怨连连。我挨个劝说她们,告诉她们只需要送200元就行了,但她们却都拒绝了,说“200元不像”。这种感受同样来源于幻想,或者说只是一种心理现实。感到没面子实际上完全只会发生在自己的心理世界里,往往并不会真的发生丢面子的现实事件。而从现实角度来说,给边缘亲戚只送200元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损害,反而可能还让自己节省了不必要的人情世故。
有一些杭州中产父母在市区“老破小”小区购房并大肆装修,花费三四百万,就为给孩子提供择校的机会。相比于上自己孩子本就能读的学校,这三四百万究竟能提供多少实质提升?无论从经济学还是教育的角度来说,这笔帐怎么算都算不过来。但这种做法本身就跟理性无关,驱动他们如此做的依然是“鸡娃”相关的焦虑心理,而这背后同样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幻想。
错把心理现实当成社会现实,这也是极度危险的。既然项飙这位马普所人类学所长都宣称内卷是没有退出机制的,那么自然地,会连带着让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相信内卷是没有退出机制的(或者说只是富人的特权),于是这些人接二连三把心理幻想当成了社会铁律。大量自认为有知识且能读懂项飙的人,就这样拱手让出了自己的退出权。这样,项飙就加固了内卷,而不是帮忙反对内卷。从公共理性的角度而言,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言论。
结语
这样来看,认为不存在退出机制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因为既然阻碍退出机制的主要是道德压力,而道德压力,无论是自己感受到的还是父母感受到的,都主要是来自于幻想,从而只是一种心理现实。这样的话,理论上来说,只要缓解这种幻想,只要意识到所设想的道德压力要么实际上不存在,要么自己的主观性是足以应对的,那么退出在客观上就是可能的。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指出对退出的惩罚是一种心理现实而不是社会现实,就等同于说它没有约束力。心理现实当然有约束力,这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监控自我的超我,而且超我的内容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无意识幻想。
当然,要缓解这种幻想也并不容易,而且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也不是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能应对的问题。但这至少意味着退出在客观上是可能的,绝不是项飙所说的不存在退出机制或不允许退出,而是需要在心理自我成长上的认知和行动付出。
假如缓解了幻想,剩下的便是机会成本的计算——退出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当一个人陷入内卷的时候,同时由于内卷的定义就是边际效益极低,那么答案通常是不言而喻的。当你发现你在一个领域陷入了边际效益极低的情况,那么就应该把精力或资源贯注到其他领域。无论如何,要远离那些灌输“无路可逃”的末日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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