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秩序、混沌与整合

2026年1月20日，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Joseph Carney）在达沃斯论坛发表了题为《原则与务实：加拿大的道路》的演说。卡尼认为，冷战后建立起来的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已经在某些大国的行为之下断裂，他呼吁中等国家联合起来跟这些大国抗衡，重建新的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卡尼的演说不仅得到在场精英听众的长时间的掌声，而且也在公共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注意。有些人已经把这次演讲的历史意义跟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相提并论。而这篇演说给我的印象是，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而混沌的时代已经到来。

但现在已经三个月过去了，还有谁记得这场演说？顺带一提，这位悲叹大国导致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已经断裂的加拿大总理，却在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28日对伊朗发动袭击时迅速表示了支持。而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难道不是对国际秩序制造了新的断裂吗？

这个世界近几个月以及近些年的一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动促使我们要更深入地思考人类社会中的秩序与混沌的关系。

在2020年COVID-19疫情刚刚爆发，以及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我都深感自己已经生活在了一个秩序正在瓦解的时代。我依然记得2022年2月24日，我那天上午刚刚抵达图书馆，打开电脑就看到了让自己感到仿佛在梦游的消息：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我只好有如行尸走肉般离开图书馆，却看到校园里一派祥和的熙熙攘攘的景象，让我开始怀疑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现实。更糟糕的是，我发现一开始身边没有人可以跟我分享这种震惊。有个人甚至咨询现在是否是抄底卢布的好时机。直到事件逐渐展开好几天后，我才陆续察觉到一些反应。

由这场战争造成的混沌的彻底结束似乎还遥遥无期，但除了早期的混乱和中途普里戈任的叛乱，这场战争的混沌程度似乎呈现出越来越低的趋势。从战争的一开始，秩序就开始尝试整合混沌了。光纤无人机的引入在前段时间带来了新的混沌，一开始俄罗斯拥有这种新型无人机的优势，但逐渐乌克兰的产量和使用量赶上，于是又造成了新的平衡。就在这几天，泽连斯基宣布了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由陆战机器人实现的地面进攻行动圆满成功，这是否能带来新的混沌，尤其是乌克兰能否利用这种新技术的窗口期扩大混沌，这都还无法预测。但从一战英国率先引入坦克的历史来看，新的技术能带来的混沌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是短暂而有限的，因为对立方很快就能找到反制的方法。

从军事角度来说，美军逮捕马杜罗的行动可谓是一次教科书般漂亮的行动。它造成的混沌极为短促，也极为深远，而双方目前仍在为整合这次混沌而角力，而新的秩序正在形成中。

从这些最切近的例子中，我想指出的是，当代人类社会的秩序与混沌的关系似乎是：在一个既定的秩序下，一次黑天鹅般的混沌发生了，但紧接着混沌的发生，社会就开始尝试整合这一次混沌，从而形成新的秩序。没有哪场战争的发端是想造成一场永久性的战争，而只是想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获得和平。新的秩序往往意味着更先进的技术，越来越厚的法律，对规则越来越深的了解，更加复杂的体系，等等。整个人类社会的演变，大抵如此。

无论是混沌还是整合都有不同的方式，而可能带来不同的后果。这里我们以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为例来讨论。那场可怕的股灾带来了一次巨大的混沌，但这场股灾并不是导致后来的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而美联储的错误干预才是根本原因。股灾是一次混沌，而美联储却采取了错误的整合方式，亦即减少了三分之一的货币供应量并提高利率，由此造成的流动性危机很快导致了美国经济的急刹车。于是，一次相对较小范围内的混沌在错误的整合方式下酿成了一次巨大的混沌，也就是后来的大萧条。罗斯福新政作为对大萧条的整合也带来了复杂的结果，其部分措施或许有助于经济复苏，但部分措施如价格管制则肯定拖慢了经济复苏。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已经知道了怎么处理类似的混沌，于是做了1929年股灾后相反的事情：印钱和降低利率，从而尽可能地确保流动性。

各国对COVID-19的应对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当西方各国在2020年由于宽松的管控方式而挣扎在混沌之中时，中国正在享受由强力的管控方式带来的秩序之中。但形势到了2021年下半年尤其是2022年，不同整合方式导致的后果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但假如是从一种超然的视角来宏观看待二战结束以来的当代史，我们会发现，时代的根本趋势似乎是以良性整合方式带来的新秩序被保留下来，而不良整合方式带来的新秩序由于新的混沌而被迫调整为更好的新秩序，尽管后者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痛苦。

顺带一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最近赵鼎新的一篇论文，并跟我在这里表达的观点作比较。他提出，当代人类社会正面临日渐扩大的系统性不稳定风险，并且既有的防控风险的机制如法律、道德和市场等恐无力应付。不过，我并非社会学家，我提出的也并非社会理论，而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或者哲学。我使用的术语是秩序和混沌，他使用的是“正反馈”、“智人性”和“负反馈”，两类术语运行在不同的层次上，而且也无法一一对应，这就像叔本华的意欲概念和今天心理学里的动机概念不是一回事一样。我所说的秩序和混沌是真正的哲学的本体论概念，秩序是宇宙论意义上的稳定力量，而混沌则是宇宙论意义上的不稳定力量，而无论是一个人的情绪波动、股市的上下波动还是一次核大战，都是混沌的不同表现。

我们要看到，混沌在历史上所造成的结果更多是进步，而不是不稳定，尽管进步本身也是一种不稳定。卡尼支持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这绝非偶然，因为他显然认为这种混沌是有益的，而这种混沌是为了预防伊朗可能获得核武器而可能造成的更大混沌。今天人们所拥有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本质上是混沌的结果，而不是秩序的结果。假如人类社会是绝对的秩序而没有任何混沌，那么历史将有如黑格尔所说，人类“没有历史”。每一次技术创新和思想创新都是一次混沌，而企业家精神本质上就是经济中的混沌因素。从那个发现钻木取火的家伙到今天设计出支撑大语言模型的Transformer架构的学者皆是如此。而钻木取火被广泛应用，以及ChatGPT等各类聊天机器人被普遍运用，都是这些混沌被整合后造成的新秩序。

负面的系统性不稳定的情况的确发生，这取决于混沌本身的性质以及整合方式。1929年的股灾本身是可怕的，但美联储错误的整合方式却造成了系统性不稳定的风险。二战各参战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导致了可怕的摧毁和破坏。COVID-19一旦开始传播，无论采取怎样的整合方式，死亡和痛苦都已经不可避免。这些事例都造成了系统性不稳定。但历史表明，即便系统性不稳定已经造成，它同样能够最终被成功整合，并形成新的秩序。大萧条、二战和COVID-19都已经成为了历史记忆，而美联储学会了要怎么应对股灾，更强的国际协调机制得以建立，疫苗也迅速被研发出来。

但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以前的系统性不稳定都被成功整合了，那么以后的系统性不稳定也可能被成功整合。我们要注意两方面的变化：第一，系统性不稳定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烈度也越来越低；而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第二，人类社会的整合混沌的能力提高了，以及第三，人类社会的混沌越来越被压制到无意识深处。

跟前现代的各种系统性不稳定相比，20-21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的系统性不稳定有如小打小闹。三十年战争（1618-1648）让德意志地区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它对德意志造成的人口减员比例远超一战和二战对德国及欧洲造成的人口减员比例。但是，对这场混沌的最终整合带来了有益的后果，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而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政策也扩大开来。固然没有谁愿意成为混沌过程和整合过程中被牺牲的代价，但是从一个超然的角度来考虑宏观历史问题是绝对必要的——看起来，哪怕是最可怕的系统性不稳定最终都能被成功整合。

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整合混沌的能力显著提高了。假如说人类社会的整合能力在过去的时代主要体现在事后补救，那么现在人类的整合能力已经进化出了体制化提前预防的特征。人类需要一次三十年战争才知道建立国际外交体系的意义，但是人类不需要一次现成的核大战才知道它会带来什么后果。眼下，这种体制化提前预防已经体现在对AI的政策管理上，而在欧盟这样的地方，这种提前预防的整合能力甚至是过度的，它可能窒息了AI的进展。前段时间，Cloudflare因为一行错误的配置让国际互联网的一部分陷入短暂崩溃，但这一错误很快就被修正，而且也有理由相信Cloudflare将会更有能力预防此类问题。

本文不拟讨论人类社会的整合能力的来源，但简单来说，人类本性总体上倾向于把混沌局限在无意识之中。从中世纪到20世纪初，欧洲盛行一种叫做歇斯底里的精神症状，这是一种近乎表演性的外显的躯体性的症状，无论是个体性的还是集体性的；但是到了当代，这种症状已经相当罕见。这就意味着混沌正在被人类逐渐地压制到无意识之中。

要牢牢记住的是，人类社会的秩序与混沌不是对称二元的，而毋宁说秩序是有意识的，而混沌则是无意识的，由混沌所可能造成的短暂失序，要么会被提前整合，要么也会在混沌进入意识层面后被迅速整合。一个健康的且不断进步的社会必须建立在对秩序和混沌的不断整合之中，而不是建立在对混沌的单一预防和压抑之中。真正讲来，人类社会在今天更大的问题是对混沌的过度压抑。这并不是说系统性不稳定不可能发生，毕竟我们不知道意外会在哪天到来，而且有时候这些意外并不来自人类社会本身。但人类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喜欢在意识层面形成秩序的动物。而系统性不稳定即便发生，哪怕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也终将成为新的秩序的一个环节。而假如担心某个不知道哪天会到来的意外——因为一个发生概率为百万分之一的事件——而因噎废食，甚至强迫性地去改造整个社会组织方式，这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