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些年，中文互联网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无论男女，越来越多的发出理性声音的人退出了性别议题。我记得女权主义和性别议题刚刚在中文互联网兴起的时候，那时大体上还能听到很多理性的声音。此后便是一条理性的声音被逐出的线索。事到如今，如今活跃在性别议题上的群体只剩下充满了激情和愤怒的对立的极端派，而几乎没有什么理性的声音剩下。近些年社会学界和传播学界对于这种舆论的极化现象已经有一些研究，本文将从个人心理的角度来展开探讨。
退出的声音基本上是理性的声音，而发出这些理性声音的人是那些尚能以公共理性精神参与社会议题讨论的人。通常来说，发出这些声音的人并不一定是要以中立为目的，有些人倾向于批评父权制和性别歧视，而有些人倾向于批评女权主义，而由此产生的辩论也应该遵守普通的逻辑规则和基本的社交礼仪。我过去在批评女权主义时收到了很多回应，其中有一些遵循公共理性标准，而这些回应我也乐意与之进行进一步讨论，并且也能学到一些东西；但大多数回应是完全不遵循标准的，被骂一句“拳打男权狗”已经是轻的，我还见识到组团性的水军网络暴力。
现在，我身边很多人现在都对性别议题感到尴尬，并且沉默以待。我有几位女性朋友都曾说，当身边的女权朋友开始推销那套观念时，她们只是表面上附和一下，同时内心希望能尽快转移到这个难堪的话题。而我在最近一段时间性别议题上的介入程度也已经大大减少，某种意义上也属于退出这一时代趋势中的一个个体。我发现，我要是再介入下去就面临着经济学家所说的非对称向下（asymmetric downside）的局面，即我的潜在成本要远远大于潜在收益。而从理性决策的角度来说，凡是一件事的预期是非对称向下，那么应该避免去做这件事。
实际上，我没有看出有理性的人继续介入性别话题还有多少边际收益。也许能磨砺你的智识能力？但问题是你去讨论其他你更喜欢的事情，同样也能磨砺你的智识能力。
而成本可就太多了。直接来看就是受到情绪性的攻击，而你几乎无法全身而退。目前来看，无论持何态度，都会招致仇恨，偏向男性你会被女权攻击，偏向女性你会被反女权派攻击。而假如是中立呢？你会被这两伙人攻击。据说有一位B站up主上传了一段视频，标题大概是理性客观中立谈谈杨景媛事件，而他的结果是掉了几万的粉丝。顺带一提，杨景媛事件是中国互联网性别议题的又一个转折点，最后一批理性派也宣告退出。在后杨景媛时代，性别议题已经基本成为一地鸡毛。
男性和女性群体还另外面临着不同的成本。
男性会面临极高的情绪劳动成本。在跟不太理性的女权对话过程中，假如不想让对话失控，男性最好的做法是先表现对对方举出的关于具体的受害者的例子的同情或共情。而这还不算完，男性接下来还要进行道德表态和政治宣言，表示自己跟那些具体的加害者不一样，自己是支持性别平等的。如果跳过了同情、共情、道德表态和政治宣言而径直进入理性分析，接下来的讨论极有可能失控，逐渐变成一场对该男性的道德羞辱。而且即便成功进入了理性分析阶段，还需要在语气方面谨小慎微，不能揭示出世界和人类本性的现实的一面，而且也最好不要直接反驳对方，否则他依然会面临道德羞辱。
而女性面临的成本甚至可能会更大——她们面临着遭受人格侮辱的可能性的成本。只要她们不表态拥护女权主义者的观念就会面临类似“叛徒”这样的道德处决。女权主义者已经造出了很多词汇来进行这种道德处决，比如“婚驴”、“精神男人”或“Pick-me girl”等。她们对这些叛徒的严厉态度甚至要比对男人的态度还要残忍。由于这种由女权主义者造成的白色恐怖在女性中间所造成的恐惧已经是人尽皆知的，所以大量女性如履薄冰地极力避免让自己进入性别议题的讨论。
由于这种非对称向下的状况如此明显，这也难怪有理性的人不再愿意对性别议题发言了。
真正的理性是跟女权主义的大部分愿景是背道而驰的。最近有人评论说，女性得不到充分的社会保障是她们索要彩礼的原因——尽管彩礼是非常不女权的——我指出了两件事。第一，应该去解决这个造成问题的源头。女性的社会保障是由法律和政策提供的而不是由丈夫提供的，既然社会保障不足，那么应该推动制度的改变，而不是把代价由公权力转嫁给私人，否则会让真正的责任者永远逃脱责任。第二，我也提醒，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假如女性获得的社会保障更多且部分成本由企业承担，那么雇主会更不愿意雇佣女性，而这样可能会导致女性失业率的上升。去年中国最高法院强调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的强制性，而这马上就导致了一批小型企业的倒闭、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
之所以提出这两件事，我是希望人们能够更加周全地考虑问题，考虑事情的复杂性和观念的非预期后果，而不是只顾眼前的利益或口舌之快。只有周全地考虑问题，我们才能找到最后权衡性的方案。但在真实世界的讨论中，女权主义者往往无法接受这种慢热的讨论，而是喜欢直接指责这种周全的分析为冷血。
当然，真正富有成效的讨论也不是不可能，它需要非常高质量的参与者，即具备一定的逻辑能力和相当的社交礼仪，而且往往只能面对面举行，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网络匿名性带来的不当行为风险。
最后再来讨论一个问题，男性是否有义务在性别议题讨论中付出更大的情绪劳动，也就是提供同情、共情、道德保证和政治宣言？女权主义者们想必会给出肯定的回答，因为每一个男性都要因为他们的性别而有道德负债，所以在讨论中应该偿还。我此时此刻不太想反驳这种集体罪责理论，而只是想提醒，绝大多数男女都不会接受集体罪责理论。假如他们要在讨论性别议题时要付出巨大的情绪劳动成本或道德侮辱可能性的成本，而在讨论哲学、亲密关系或马斯克的火箭时不需要，那么他们就会去讨论那些具有非对称向上收益的话题。这并不是说他们从此就不再关心性别议题了。他们可能依然会为性别平等付出努力，并且去爱具体的人，但是他们发现参与此类讨论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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