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雷军还是中国企业家中的一个楷模。他人到中年也还有创业激情，而且也没有什么道德污点。相比之下，马云因为一句“996是福报”而葬送了自己的公众形象，于是当他后来在上海外滩说错了话时，民间就没有什么人为他打抱不平。刘强东因为在明尼苏达州的绯闻而打击了自己的公众形象，于是他后来关于京东的“兄弟”的各种言论也成为笑谈。“为梦想窒息”的贾跃亭在美国停留的时间越长，经济学家张维迎对他的辩护就愈发无力。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开下去。
不过，雷军的公众形象终于也崩溃了。关心中国科技行业并对雷军有所了解的人都能感受到，雷军在造车以后仿佛变了一个人。小米汽车发生了几起惨烈的死亡事故，但至今没有正式的事故调查发布。雷军给人的印象是，他更关心的是要打击网络黑公关乱象。在一个从小米内部泄露出来的视频中，雷军提到了三位女大学生死亡的事件，但他仅仅提到：“这一场事故的影响如此之大，对我们小米的打击也如此之大。”而且他也说自己“万万没有想到”公众对小米的期待和要求远超了想象。换句话说，他更关心的是小米汽车的事业，而且的确不那么关心安全。
但是，我并不想对企业家做道德上的要求。人们很长一段时间以为美国总统应该具备道德领导力，但是在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后，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人们也逐渐适应了一个不具备道德领导力的美国总统，而拥有一个非道德的总统，似乎也没有想象得那么糟糕。
然而，政治领袖和企业可以是非道德的（amoral），但不应该是不道德的（immoral）。谷歌曾经的口号“不作恶”（Don’t be evil），按照我的理解，这指的正是不要滑向不道德，而不是一定要成为一个道德的企业。而在著名的剑桥分析丑闻中，Facebook就曾经经历了从非道德到不道德的大溃败，并且给这家企业和扎克伯格本人的形象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我认为，目前，中国大厂正面临着一个从非道德到不道德的溃败。不仅仅是领导层发生了这样的溃败，而且他们的员工们也发生了溃败，二者的溃败相得益彰、相映成趣，而员工的溃败则是更加值得警醒的问题。
最近一些年，能够进入大厂工作的往往是毕业自海外名校、985、211和较好的双非院校毕业的学生。而要在目前这个经济下行期进入科技行业这个高薪行业，他们需要在简历上积累起丰富可看的事项并击败众多潜在竞争者。他们要有很高的GPA，精通一门编程语言，掌握算法，要参加具有高含金量的竞赛，参与开源项目，还要做科研，并且最好是在大厂做过实习，等等。大厂是绩效主义的，那么他们在大学里就要完成绩效主义的预演。
虽然玩绩效主义游戏并不一定意味着道德溃败，但二者显然是有一些相关性的。当一个人忙着去进行工具性的学习和积累，那么他们可能就会忘记价值性的成长。由于缺乏这样一种内在性的成长和坚韧的主体性，他们就没有什么需要自己一定要坚持的东西。而这样的一个人在一个绩效主义的环境中生存可能会逐渐失去道德敏感性。这些人可能会告诫朋友一定不要被小红书深夜的美食贴诱导，但自己的工作就是让小红书深夜频繁弹出饮食贴成为可能。
于是，他们究竟能不能成为道德上的好人便不再取决于自己，而仅仅是取决于自己所处的环境，尤其是取决于自己的领导。假如环境是好的，那么他们可能会把自己表现为好人；假如环境是非道德的或干脆是恶的，那么他们可能会把自己表现为非道德的人或恶人。假如身边充斥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自己也会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假如身边充斥着物质主义者、自私的人或具有应得心态的人，那么自己也会成为一个物质主义者、自私的人或具有应得心态的人。
无论是在今天的中国大学和中国大厂，人与人之间都变得越来越漠不关心，而许多人追逐着绩效和名利，并过着一种苍白的个体生活。前几日，我看到一个浙大的“征友贴”，一位浙大计算机博士号称自己的薪水高于“华为天才少年”，而我注意到的却是他的爱好——二次元。是的，仅仅只有二次元。从荣格的观点来看，二次元对计算机科学是一种补偿。这样来看，这位计算机博士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爱好的，因为二次元和计算机科学是相伴而生的。但是，我并不是想暗示说一个博士应该有像样的爱好——这是一个对人类本性不切实际的想法——而只是提醒，这样一种单调的精神配置并不利于产生道德敏感性，进而无法让自己在污浊的环境中独善其身。但反过来，那些有着清醒道德意识的人可能也会发现自己在大厂过得十分不愉快，从而选择离开。
中国大厂们已经让自己成为了道德洼地，部分原因是自己已经陷入了存量竞争。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说，汽车厂商之间的黑色竞争手段可以用“难以启齿”来形容。雷军所说的黑公关乱象确有其事。但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企业内部的道德沦丧已经对整个社会产生了负外部性：言论自由已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着去公共社交媒体发一个帖子，去批评华为、比亚迪、小米等厂商的产品，然后看看自己的帖子或账号会遭遇什么。这些大厂暗中勾结各大内容平台，以“净网行动”为名打击批评自己厂商的声音。大多数上网的中国人都知道，华为和比亚迪这两个公司的产品是批评不得的。消费者无法自由批评一个私营企业的产品，并且可以被如此迅速地消音，这可真是世界奇观。
道德洼地还表现在，没有哪一个中国大厂是真正尊重了用户隐私权的。今天中国大厂对用户的隐私数据的处理方式的严重程度要远高于Facebook当年的剑桥分析丑闻，但是这在今天的中国甚至不被视为丑闻，而是被诉诸默认的常态。
大学里的这些绩效主义者进入这些大厂后会如何？显然，他们只会被环境支配，而不是改善环境。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份工作，他们完成任务，保证KPI，让自己简历更好看，就够了。至于参与的产品是否对社会有价值，是不是让用户的个体生活变得更糟，是不是有真正的总体上的增长，是不是在为了获得短期受益而损害企业和整个产业的长期利益和发展可能性，他们是不关心的。由于晋升名额有限，个体与个体之间可能会使用各种见不得人的把戏来相互打击。而大厂往往还存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内部竞争，一个部门的数据更好看了，其代价是另一个部门的数据更难看了。
所谓的95后或00后整顿职场，这或许只是出于他们对总体性的漠不关心而已，而不是真的捍卫自己的工作-生活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员工在本质上都只是临时工，对企业没有什么真正的归属感，而领导层和员工之间也相互提防。什么时候这些人能整顿大厂的道德困境，我们才能说他们在整顿职场。
但是，我并不认为正在发生的道德溃败能仅仅通过道德批判或呼吁良心来改善，这是绝无可能的。道德溃败只是表征，由于这是制度扭曲的结果，所以需要一个更宽广的改革，尤其是更自由的市场，更好的法治，并且要停止产业政策补贴。而假如这场道德溃败持续，我们就不能指望这些企业能够完成真正的突破性的创新，而只能看到道德溃败向社会溢出的更多证据：越来越臃肿的App，App里越来越多没用的东西，这些App如何在显眼的地方鼓励你借贷，以及堂而皇之地展示自己有多了解你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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