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漫长的夏天

“Have a great summer!”这位同学在对我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天就会启程回家，再过几天是毕业典礼，而那是五月中旬。接下来是长达三个多月的暑假，或者一个漫长的夏天。校园立即变得安静起来，餐厅不再开放，图书馆里的人也变得很稀少。有一段时间，每周的某两天会有新生和他们的家人来参加Orientation，餐厅也会在这两天为他们开放，为寂静的校园带来一丝生气。

对我来说，一件奇怪的事情是UVA把Orientation安排在暑假，而另一件奇怪的事情则是在所谓的midsummer的几天，许多大学生们会驱车回到校园开派对，结束后又回到家中。

一天，我收到了一条消息，是一位华裔（包括大陆港澳台）本科生发给我的。她叫Gloria Wu，说一口地道的美式英文，但也会说中文。我有时能感受到不同人的口语之间的微妙差别，而她的英文有较多的婉转或起伏，从而给我一种上流社会的感觉。她有一辆SUV。有次我在校园里碰到她，她戴着一个巨大的墨镜给我打招呼。

她是一个社团的主要负责人，我曾经作为成员参加一个沙滩周活动。有次她帮大家用手机预约点菜，在跟我交流的时候，我有个回合没听明白她在说什么，她特地为我切换为了中文。有次我在阳台上坐着写点东西，她和其他几位女生走了进来找位置坐下。我这时打算暂时离开一会儿，她以为我要一走了之，连忙对我说：“You don’t need to go!”我说会马上回来的。

我暂离的这段时间，她对我说那句话的印象一直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大脑在当时还无法自动地立即清楚地区分东亚人和东亚裔美国人，她的外表是一个完全的中国人的样子，但是她的语言和人生经历却是完全不同的。我立即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她出生在中国且先天基因条件不变甚至外表不变，还能不能活出如今这个样子。我思考的结论是肯定不能，而且她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不喜欢的要素。假如我的大脑继续自动地把中国人的模子套在她身上的话，那么就连她的名字都显得有些矫揉造作（在最近的中国电影《爱情神话》中，也有一位叫做Gloria的上海女人）。但是不要误解我，因为真实的Gloria给了我非常好的印象。

Gloria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一个国际学生的结伴活动，这样可以帮忙熟悉校园生活。她还是另一个国际学生结伴项目的成员。我一开始想当然地以为我是那个被带着熟悉校园的对象，但点开链接一看，原来她的意思是我可以帮忙新的国际学生熟悉校园。我感到诚惶诚恐、不胜荣幸，同时也感觉自己几乎肯定无法胜任这一工作，尤其是没法带一个本科新生熟悉校园。即便我在UVA待了半年，我对这里却依然知之甚少。

直到一个多月前我才知道，不要把UVA的校园称为Campus而应该称为Grounds，这是他们的“内部语言”。校园生活只有一部分是我可以直接感受到的，但还有对我来说不可见的一部分，我只能依靠道听途说。我在浙大的“流动的盛宴”，那里也有一位国内交换生的活跃成员，我时常感到她近乎完美地且迅速地融入了浙大的校园生活。

但平心而论，如果要以中国交换访问学生甚至留学生的标准来评判，在没有选课资格的情况下，我对校园生活的融入情况应该算是优秀的（我结识的美国本土学生要远多于中国留学生）；但如果要以世界标准来评判，则只能算一般。西方世界或东亚内部的交换访学由于文化差异较小，融入新校园是相对容易的，实际情况也应该是如此，尽管我对此并不清楚。

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新情况是，我现在面对面交往的几乎所有人都是本科生。我在从本科毕业后的大约四年半时间里跟本科生几乎没有交往，情况在“流动的盛宴”后有了转变，并在UVA达到极致。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种相当有益的转变，但这可能并非所谓“年轻的活力”——因为我认为自己仍具有这种活力——而是生活本来就迫切需要轻松的纯粹的社交的一面，而这跟年轻是没有关系的。用英文来说，就是chilling with friends，这适合各个年龄段，而且不要谈论什么哲学、文学或政治。这让我想起黑格尔始终保持着跟非学术圈的人一起打牌的习惯。

我记得“流动的盛宴”刚刚举行的时候，有次四个人一起吃烧烤，其中有一位大一刚入学不久的同学。席间，她问我能从这次烧烤中获得什么，我当时说：“也许我也能从你这里学到一些东西。”现在想来，这个回应体现了我当时思维的局限：为什么一定要“学”到一些东西呢？

而这一切可能都是“派对大学”对我的影响。

如果说，我在融入校园生活方面算是优秀的话，我在融入美国生活方面的成绩则很平常了。前几天有次喝酒时听说，许多UVA本科生的待办事项是把Corner的所有餐厅吃个遍。而我除了去过那里的一家奶茶店，就没有去过其他任何餐馆。我在旅游打卡方面的成绩单则尤为难看。这样听起来好像我潜心做学问，但其实学术也没有什么进展。

前几日，我联系上一位发布旅行信息的挪威人，他是奥斯陆大学的本科生，要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换一学年。他计划从挪威飞到美国东海岸，再在某个城市买一辆二手车，然后开车去西海岸。我刚联系上才聊两句，他就说开视频聊。在视频里，他展示了他刚买的车，讲述了他的旅游计划，回忆了他在中国的旅行。我们讨论了会合的细节，甚至聊到了黑格尔和《精神现象学》，因为他的专业是哲学。于是，他告诉我，在他开车的时候，我可以给他讲黑格尔。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就在我订机票的前夕，他告诉我，他的车的变速箱坏了，第二天再检查维修。而第二天又告诉我，维修这辆车是不值得的，他打算卖掉或处理掉，而这也意味着雄心勃勃的旅行计划泡汤了。最后，如果我到伯克利，欢迎我去找他，他会做东。

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件相当可惜的事，但同时我也非常赞赏这位挪威人的沟通风格。中国人很少出现刚发几句信息就开视频的情况。后来，我逼迫自己打开几乎不用的“小红书”，在里面联系那些发布旅行信息的人，但是联系的七八个人之中没有遇到一个表现出教养的人。甚至有一个人直接问我：“你们这边杀一次猪提成多少？”亦即，他以为我是个骗子，而我要去诈骗他。

我希望自己能活出那位挪威人的样子，而不是他们的样子。我们都可以这样。我有时候的确是这样做的，但并没有换来一样甚至哪怕接近的回应。有些情况我可能对一个人要求了过多的东西，但大多数情况并非如此。

这个夏天已经时日无多。我期待着见到将会返回校园的同学们，并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交活动。但同时，我也在等待着一个机会，一个远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