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的退出机制:以及为什么项飙是错误且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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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的退出机制:以及为什么项飙是错误且危险的

内卷指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把大量精力或资源投入到边际效益极低甚至为负的领域以竞争有限稀缺物品的现象。我在之前的文章已经强调过,导致内卷的原因是单一权力对稀缺资源的垄断。

虽然“内卷”这个词在最近几年才火热起来,但这个词背后的现象早已经存在了。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高中,有些老师以“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粗劣口号来激励学生们努力学习。但是他们具体是在学什么?高三整个一年都在强迫性重复在高考后几个月就会遗忘的知识(且大多数知识没对个人发展没有任何意义),花去海量的时间去博取再提高几分的可能性。更不用说,整个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中教育都是以损害学生的多元化个人发展和身体健康为代价。假如按照中国应试教育高中所要求的模板去生活,那必定陷入边际效益极低的困境,也就是内卷。

中国的中学教室是一个绝佳的分析对象,因为这里存在强制性纪律,同时也存在内卷,于是使得这种内卷是难以退出的。对中学教室的分析将会为后面对中国社会的分析打好基础,接下来我们会先花费一些篇幅讨论中学教室。

中学教室

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说,当事情已经进入到边际效益极低的领域时,就应该同时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比如发展自己的爱好、浪漫爱情、阅读、电影、志愿活动等事物上。所以,从这个原理来说,高三不应该是最艰苦的一年,而反倒应该是最多元化的一年。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于大多数高中来说,坐在教室里并且做被要求做的事情是绝对强制性的,而我当时也面临这种情况。一个人缺勤或晚自习看小说不仅是被视为浪费自己的时间,而且还在干扰全班所有人的状态,所以会被严厉禁止。

但是,哪怕是身处中学这种严酷的强制性的纪律之中,退出机制依然是存在的。

有些人是直接硬退出了,并且后来进入了很好的大学或有不错的前程。我有两位考上浙大的朋友和一位后来去哈佛读书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在高三大部分时候都处于缺勤状态,而且事实上也没有怎么学习。虽然他们当时主要是出于厌学心理这样做的,而并未意识到边际效益问题,但他们的选择依然是正确的。

我没有这种硬退出的自由,而是采取了软退出。

我几乎从来没有完成过寒暑假作业。这种事并不罕见,很多同学会在开学前几天集中在一起抄作业,而我连抄都省了,直接交上去了大部分的空白。寒暑假作业不仅没有任何边际效益,而且会毁了整个假期——不过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只是单纯不想写。高三那个寒假,数学老师甩开膀子就说寒假作业是写完整个《5年高考,3年模拟》。我惊讶于他的漫天要价,而只是写了一小部分。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还是有几个同学写完了,并且得到了他的表扬。那一刻我意识到,我跟这些人的差距是根本性的。我下的赌注是,这些老师开学的时候还忙其他事情,不会认真检查作业的完成度,而且即便发现,顶多会被骂一顿,总不能让我继续写完。我每次都赌赢了,也的确只是被骂过几次。

在进入高三的前两个月,我也一度身陷内卷游戏。我感到自己要努力奋斗了,于是频繁谢绝几位其他班的朋友下晚自习后逛操场的邀请,久而久之他们便不再找我。两个月后,我实在是干不动了,于是央求他们逛操场一定要叫我。

但是,我远远不是一个已经清醒的人,我并没有有意地软退出,而毋宁说是无意的。我像那时的大多数人一样把对某个大学的空洞憧憬美化为所谓的理想或梦想,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其中的虚妄性。但人的本性总是比虚妄的理想要诚实,就像那些在人民公社磨洋工的农民,尤其是当你发现怎么都不可能够得上那个理想的时候。于是,在高三的最后阶段,我陷入了一个极度复杂的心理状态。我的我性(ego)受到了现实的重压,于是越界认同了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华丽辞藻,并以此进行青春励志公开表演。但实质上,这只是自我催眠,因为无意识和身体的软退出引发了恐慌。

与此同时,我已经基本进入了被动状态,即便还是要被迫按时去教室做该做的事情。有一天早晨,学校里停电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天呐,终于可以多睡一会儿了!”,等过了一个小时,我才和另一位趁此机会多睡一会儿的室友到教室,此时惊讶地发现除了我们,所有同学都打着电筒早读。在一个冬日,恰好和一位朋友站在教学楼门口向外张望,我把两只手放在衣服口袋里,开口深沉地对她说:“四个月后就解放了。”因为我那时已经开始度日如年。而这位奋斗到底的朋友惊讶地望向我,询问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仿佛她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又仿佛我说出了一句哲学家才会说的话。

我由于长期使用MP4播放器并被班主任发现,于是被他在高三一次班会上公开痛骂、羞辱和威胁过一次,说我使用“电子产品”并延申到成绩话话题并肆意人身攻击;但是,我心知肚明的是,没有音乐的代价——我当时主要在听新世纪(New Age)纯音乐——要远远高于被公开痛骂、羞辱和威胁一次的代价,而且后者已经发生了。哪怕当时没有学过经济学,也能靠直觉迅速进行边际成本核算。事后还有几位朋友安慰我,但或许有更多同学在内心感到奇怪甚至埋怨。无论如何,在经受那一切时,我只是低着头,静静地等他的咆哮发作结束,并且之后使用MP4的时候更加隐蔽,其余则一切照旧。

荒谬的高三结束后,我的三位高中老师分别给了我一致的评价:“聪明,文艺,但是太懒了。”他们的重点是“但”后面,而不是前面。

这样来看,哪怕是强制性纪律严密的中学教室,即便是父母给予重大期待的高考,人们也存在硬退出机制和软退出机制。哪怕必须要去教室待着,哪怕必须要在教室做不得不做的事情,一个人也可以磨洋工,进而在心理上退出内卷,尽管无法完全退出。因为这个人依然要被迫做边际效益极低的事情,精力和时间依然存在巨大浪费。我的整个高三都是在被迫浪费生命,即便我偶尔有机会读一读《全球通史》、《道德情操论》和《看见》。跟日复一日的枯燥、乏味而浑浊的题海相比,亚当·斯密那清澈的文字带给了我巨大的愉悦。由此,我们也可以推论,一个人只要在心理上退出内卷,且一旦外在的强制被解除,那么这个人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彻底退出内卷。

中国社会

现在让我们从中小学的教室进入到整个中国社会。无论人们怎么谈论各种监视、监控或规训,那也必须承认,只要离开中学教室,进入普通大学或进入社会,强制性的纪律就不存在了。当你在大学教室里读小说而不是认真听课,大学老师往往不会训斥你,反而是自己感到忧愁、无力甚至幻灭。截至目前,大学教室里的敞景监狱式的监控也不会对应到学生个体身上。既然在纪律严明的中学教室都有退出权,那么大学和社会当然就有更大的退出权。

项飙在一次访谈中声称中国社会的内卷没有退出机制:

现在内卷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没有退出的机制,不允许你退出。刚才讲到那位同学要去麦当劳工作,面试官第一句话就是说你父母怎么想?你要往下走,要退出竞争,过自己的生活,你面对的道德压力是非常大的。现在对三和青年的各种讨论背后也是有一种焦虑,就觉得这些人怎么就这样退出竞争了。因为整个社会的稳定,整个社会的所谓发达都是靠这种白热化的竞争维系起来的。

所以,成功者要失败者一定要承认自己是失败的。你不仅是在钱上少一点,物质生活上差一点,而且你一定要在道德上低头,一定要去承认你是没有什么用的,是失败的。如果你不承认自己失败,而是悄然走开退出竞争,不允许的,会有很多指责。所以现在能够退出竞争的人是非常富有的人,孩子送到国外去或者是怎么样。有退出这个机制是很重要。就是说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孩子上学不好,让他有别的好的出路。在学校教育应该要涉及到这一块,所谓教育家是说培养一个公共教育体制,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快乐,都能够发挥他自己的特长,这个不容易。

项飙的论述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错误之处在于,事情恰好相反,中国社会的内卷的退出机制是存在的。项飙之所以犯这种错误,是由于他缺乏深度心理学概念工具,并且继承了社会学的结构决定论的老毛病,于是把心理现实当成了社会现实。

这里我们不妨拿弗洛伊德举一个例子。他早期找到了十几位神经症患者,并且认为这些人早年所经历的被成年人诱奸的事件导致了他们成年期的神经症。他当时认为诱奸事件是真实发生过的。后来,弗洛伊德来了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认为这些诱奸事件也许并未真实发生,而只是这些人在早年时期的无意识幻想、阉割焦虑与超我惩罚的投射,或者说,这是他们的心理现实而不是发生过的现实。

项飙举的研究生应聘麦当劳的例子就非常典型。当面试官询问他“父母会怎么想”时,这很有可能只是担心他很快就会离职,而根本无异于施加道德压力。事实上,这位研究生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把自己在麦当劳工作的事情告知父母。无论如何,面试官似乎默认父母会反对他的决策并且会施加道德压力。而假如研究生会告知自己父母,那么事情也可能是,父母不会干涉,或,即便干涉他也觉得无所谓。

我在读本科时曾参加一个交换生面试,其中一位面试官(一位行政官僚而非老师)问我“父母会怎么想”,我回答说:“他们的想法不重要。”所有面试官都笑了。我的回答反映了我的真实想法,并且认为这个问题是古怪的,因为我作为成年人有独立作出决策的能力。我没有通过面试,但我也没有损失什么。

但无论如何,麦当劳面试官的问题的道德压力是否产生效果,取决于研究生自己如何做出心理上的回应。叔本华正确地指出:

因为一切对人来说是存在和发生的事情,都总是直接在人的意识里存在和发生,所以,很明显,人的意识的性质和构成本身就是首要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意识的性质比呈现在这意识中的物象、形态更为重要。

《人生智慧箴言》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次MP4事件可能是迄今为止我经受住的最强烈的道德压力,是常人不可想象的在七十多人面前进行的公开痛骂、羞辱和威胁。但是那件事并没有改变我的行为,甚至反向引起了我对班主任的敌意,并且成为了我后来主动发动一次冲突的一个诱因。这对于我来说也相当于夺回了一次主权,因为是以我设定的方式发动突袭,给对方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但我不是唯一能处理道德压力的人。从初中开始,身边有类似经历的同学大多都能经受住类似的考验,甚至已经把班主任的咆哮当成了习惯。我们常常把这些人称作“老油条”。早在初一时,我的一位朋友在晚自习时阅读古希腊神话,被巡查的班主任兼语言老师发现并当众撕毁,但这种羞辱在他那里没有引起很大的冲击,之后也继续偷偷阅读其他书籍并跟我谈论各种话题。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对外部压力的对抗是可以在青少年时代就树立起来的,从而他们在进入大学和步入社会后也就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外部压力。

项飙武断地认为,一个研究生去面试麦当劳会面临非常大的道德压力,这是在以一种自命不凡的先锋队的姿态去决定每个人的意识会如何做出反应——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具备这样的资格。事情很有可能是,这位研究生可能主观上不会感知到道德压力(即便客观上存在道德压力),即便这位研究生在麦当劳继续工作。今天很多年轻人都面临来自父母的催婚压力,但是每个年轻人应对这种压力的能力是不一样的。项飙所举的三和青年的例子反而反对了他,因为这些人的确也退出了竞争,并且扛住了来自社会的道德压力。

现在我们继续来分析父母的道德压力。父母为什么会对孩子施加道德压力?答案往往是“抬不起头”,即害怕身边的亲戚朋友知道自己孩子在麦当劳打工,会受人耻笑。但实际上情况是,在今天的中国,除了个别宗族或邻里气氛依然强烈的地区,耻笑往往不会实际发生,至少不会发生在他们面前。发生的事情往往是,当亲戚朋友们得知自己的孩子在麦当劳工作,他们还会想方设法客气地恭维几句。耻笑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虽然耻笑的确可能在私下场合发生,但只要没有发生在面前,那么这种耻笑就都是一种幻想。而即便是那些亲戚或邻里的确会说三道四的地区,父母也未必会把压力直接转嫁到孩子身上。

我的家乡近些年发生了礼金攀升的现象,而这也是一种内卷。从前参加他人的升学礼只需要送200元,而现在200元已经“不像”了。有一次,我的一些亲戚参加一个宴席,每个人打算送2000元,同时也抱怨连连。我挨个劝说她们,只需要送200元就行了。但她们却都拒绝了,说“200元不像”。这种感受同样来源于幻想,或者说一种心理现实。感到没面子实际上完全只会发生在自己的心理世界里。往往并不会真的发生丢面子的现实事件。而从现实角度来说,给边缘亲戚只送200元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损害,反而可能还让自己节省了不必要的人情世故。

有一些杭州中产父母在市区“老破小”小区购房并大肆装修,花费三四百万,就为给孩子提供择校的机会。相比于上自己孩子本就能读的学校,这三四百万究竟能提供多少实质提升?无论从财务还是教育的角度来说,这笔帐怎么算都算不过来。但这种做法本身就跟理性无关,驱动他们如此做的依然是“鸡娃”相关的焦虑心理,而这背后同样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幻想。

于是,推论到底,在中国社会中,所谓的道德压力的来源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不是什么实在的东西,更不是什么社会铁律,而只是来源于个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幻想。而即便少数道德压力是实在的,这也取决于个人如何过滤它们,而不能因为它们是实在的就赋予其绝对的权威。

错把心理现实当成社会现实,这也是极度危险的。既然项飙这位远在海外的马普所人类学所长都宣称内卷是没有退出机制的,那么自然地,会连带着让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相信内卷是没有退出机制的(或者说只是富人的特权),于是这些人接二连三把心理现实当成了社会铁律。大量自认为有知识且能读懂项飙的人可能就这样拱手让出了自己的退出权。于是项飙就加固了内卷,而不是帮忙反对内卷。从公共理性的角度而言,一个知识分子的言辞造成这样的效果,这是令人失望的。

在另一个访谈中,项飙似乎改变了看法,又承认了内卷的心理现实:

大家感到无力感的重要原因,不仅仅是觉得自己没有出路,而且是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有积极地参与内卷,无法退出。但是,这个看起来非常巨大的,似乎无法退出的格局可能是一个非常虚无的,是我们自己处于恐惧而想象的格局。从历史上看,内卷是相对新的东西;从国际上比较的话,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内卷。人卷在里面,好像觉得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但是,打开视野之后,就不一定是这样。

但毋宁说,项飙在这里陷入了更严重的虚无主义——他似乎认为内卷格局本身是出于恐惧而想象出来的,而不是道德压力是想象出来的。这样,那就把中国人目前实际身处的内卷给一笔勾销了,仿佛实际问题并不存在。对内卷的认识的确存在恐慌驱动的因素(我在一篇关于考公热的文章中也有过分析),但一般来说,内卷的现实是确定无疑的,而不是虚无的。当一个大学班级里几十个人争夺几个保研名额,这种内卷无论如何就都不是虚无的。内卷是社会现实,而道德压力是心理现实,而即便是心理现实也不是虚无的。当一位知识分子宣称人们正在经历的苦难是虚无的,这就是另一种失望之处。

结语

这样来看,认为内卷不存在退出机制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因为既然阻碍退出机制的主要是道德压力,而道德压力,无论是自己感受到的还是父母感受到的,都主要是来自于受他人评价的幻想,从而只是一种心理现实。这样的话,理论上来说,只要缓解这种幻想,只要意识到所设想的道德压力,要么实际上不存在,要么自己的主观性是足以应对的,那么退出在客观上就是可能的,尽管通常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并不是说,指出对退出的惩罚是一种心理现实而不是社会现实,就等同于说它没有约束力。心理现实当然有约束力,而且甚至可能比社会现实有更强的约束力,这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监控自我的超我,而且超我的内容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无意识幻想。

要缓解这种幻想并且脱离内卷并不容易,但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也不是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能应对的问题。这至少意味着退出在客观上是可能的,绝不是项飙所说的不存在退出机制或不允许退出,而是需要在心理自我成长上的持续的认知转变和行动付出。

假如缓解了幻想,剩下的便是机会成本的计算——退出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当一个人陷入内卷的时候,同时由于内卷的定义就是边际效益极低,那么答案通常是不言而喻的。当你发现你在一个领域陷入了边际效益极低的情况,那么就应该把精力或资源贯注到其他领域。无论如何,要远离那些灌输“无路可逃”教条的末日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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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9 条对“内卷的退出机制:以及为什么项飙是错误且危险的”的回复

  1.  的头像
    匿名

    项飙所说的“不允许退出”,重点是社会层面缺少被普遍认可的分流路径;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引入心理学视角,就能看到,很多道德压力已经内化为无意识的评价幻想。它确实有强大的约束力,类似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可它并不等于客观上无路可走。

  2. 早上正好看到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时候,只要你想你都可以亲手重启属于你自己的精彩人生。

    1. 那现实肯定也不是这样😂

  3. Singer 的头像
    Singer

    项飙的话肯定不是绝对正确的,但在实际情况下,正如笔者你所言的中学生活是存在强制纪律性约束的一样,毕了业的学生们也存在家庭职场等等社会上的各种现实的生活压力,这些难道不也是强制性的约束吗?如果一个机制一以贯之的策略就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获得成功(代价是其他人都只能是炮灰牛马NPC),那么这种无退出机制的养蛊模式在广泛的层面上就只会继续下去。(是我悲观了点,但如果人们在年少关键的三观定型期间就没有被当作过“人”,你能指望他们年长后就能够在某天幡然醒悟、从此成为“人”了吗?)

    1. 从中学毕业后,几乎没有什么强制性的约束。假如觉得是强制性的,那么大多只是认为是强制性但实际上不是,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幻想,项飙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关于养蛊模式,想必在高校工作的青年教师们和如今还在读博的博士们特别有话说。问题在于,那些无法获得体面稳定教职的人是不是就是炮灰牛马NPC,也许有些人读博期间也过得很愉快,对于这些人来说,你说他们是炮灰牛马NPC,是对它们的不尊重或侮辱。其次,退出机制是完全存在的,因为养蛊模式已经把退出机制给你安排好了——发不出来就走人,怎么会说没有退出机制呢?

      当然,我猜测你说的不是这个,你可能想说的是这些博士们在被迫退出以后能不能获得其他像样的工作。但实际问题是纯主观的,本质上是他们能不能在心理上接受退出后的工作。现在浙大很多博士毕业后进入浙江的职业学校工作或进入出版行业工作,他们能不能接受?假如接受,那么就有退出机制;假如难以接受,他们就会说缺乏退出机制。这本质上是一个心理调适问题。你不能简单地说没有退出机制。

  4. “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说,当事情已经进入到边际效益极低的领域时,就应该同时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
    其实假设了,其他事情的边际效益足够高,以及这个人对其他的事情有认知。我觉得很多高三学生之所以陷入无意义的内卷,说不定是因为缺乏对其他事情收益的认知。

    1. 是的,也很难希望高中生能认识到这么多,很多成年人至今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且有些事情也没法公开做。谈恋爱在很多情况是是被明令禁止地。

  5. 单纯经济学上说,沉没成本不参与决策
    你可以认为那些东西都是投入进去的沉没成本,但大多数人不是这么想的,所以在他们看来,就根本没有“退出”选项
    另外某些重大决定的退出成本极高,特别是恋爱,结婚,合适的工作(这会影响你下一份工作的起薪,这种事情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能决定的),这个需要你保留相对较高的认知带宽,而现代人恐怕很少会有这些东西
    对于学生(也许是任何人)来说,身边熟悉的人带来的人际关系压力也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成本,虽然我当时几乎的确完全忽略了这些
    最后,“改变”本身也需要极高的成本,不一定在账单中体现但是这需要一个人的心理极其强大才行
    ———-
    有一件不得不说的事情,那些看上去随大流按部就班完成人生的“常规动作”的人,恰恰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
    这部分人对于社会的总贡献要远大于他们所获得的
    所以,请不要对这些人抱有太大的“改变”期待,同时也不要对他们有过多的苛责,引领变化的从来不是这些人群比例上占绝对主流的人,就这样~

    1. 很有道理。这些人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被动或消极势力,同时也承担起了整个内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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