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了。30年前我们一同在狂热分子们严厉而有益的、而且不算过分的管教下苟延残喘。”
康德
若干年前，我通过了一所教育工厂的考核，与四千多名新工人一道，走进了那里的一个个车间。
我们与雇主签订的劳动合同是：由资方提供原料，由劳方负责制造产品，有效期为三年，三年后的最终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合同自动解除。薪金是没有的，在这里不是由资方给劳方付钱，而是由劳方付给资方钱。而且，不断地有劳动大军争先恐后地想要进入这座工厂找到一个工位。原因在于，雇主所要求的那个最终的产品，每一个工人也需要它，而且还会赖以它生存，它虽然不给当下带来幸福，却许诺了一个在社会中立足的未来，而且据说，这位雇主能够更好地提供商原料。一个产品对于个人的意义，远大于对这座工厂的意义，这就是雇主的底气的来源。
雇主是这样吸引劳动者们来的：它告诉每一个应聘者，每一年它的良品率有多高，似乎劳动者来到这座工厂后也能够像他们那样生产出良品。——可问题是，一个统计的概率用到个别人身上，又有多少意义呢？
有的应聘者没有达到求职的标准，宽宏大量的雇主也会适当地放宽条件：可以交更多的费用（单位以万计），离标准离得越远，钱就交得越多。——有的人竟然已经习惯这样的现象，殊不知这种赤裸裸的机会不公和金钱交易已经严重偏离了公共教育本身所应当被规定的公正性。
雇主的车间和职工宿舍不够用了，于是它广建分厂，不仅是坐落于本市的分部，还有本省的其他城市，甚至远至其他省份。试图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是这样教育工厂的典型特点，这样就能创造更多的良品和更高的良品率，从而维持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声誉。
高素质的工人是高良品率的基础，工厂的良品率神话也是依靠广挖优质劳动力实现的，所以雇主不惜一切代价要获取这些劳动力，每年的招聘季都是一场与“友商”的你死我活的较量，而且不时会发生不愉快的冲突，乃至把本应中立的教育主管部门也牵连进来。我们的雇主张开臂膀欢迎来自各个地方的工人，使得地方之间的差距愈发悬殊。
相比于“友商”，我的雇主在近几年建立了相当的优势，这也是我硬着头皮也要跑来的原因。起初我是在一个“二等车间”里，后来由于分工的业务调整，调到了“一等车间”。而我的一位工友，起初在“超一等车间”，后来因为业绩一般，被调到“次一等车间”，后来又被踢到“二等车间”，原因则是车间主任怕她拖累其他工友。可见在业绩面前，工友情谊、师徒情谊什么的，是不存在的。关于车间分层次的做法是否合理，在此姑且不论，但问题在于，它的动机未必是出于教学方便，但它有意无意地塑造或形成的等级观念，尤其是集中精英打造特种部队冲击高水平大学的心态，绝不是印证它所鼓吹的“为每一位学生找到最佳的发展空间”。相反，这所工厂本身就是对这句自我标榜的口号的嘲讽。
我刚进入工厂的那半年，先后有两位工人坠楼自杀。工厂竭尽所能地封锁消息，致使这种不寻常的悲剧到现在还鲜为人知，而且也为工厂的领导和师傅们所刻意遗忘。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肯定与这种工厂体制脱不了关系。
工人的工作内容是异常乏味的，以至于现在我回想起那些厚重的密密麻麻的题，都会泛起一阵恶心。工人的自我意识是不重要的，雇主要尽可能地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每天工作时间约12小时，国家法定假日在这里是残缺的，在这里工人只需要拥有必要的休息以维持其劳动能力即可。工人的个性也是可有可无，雇主所需要的只是能一次次地造出好的产品，最重要的是能够造出优秀的最后的产品，它并不关心工人除制造产品之外的任何东西——如果这些东西可能阻碍产品制造的话，雇主可能也会关心的。有的开明的师傅也会给工人搞一些与众不同的看起来偏离于产品制造的花样，这对资方来说非常危险，因为他们只关心最终的产品制造会涉及的内容。更有的师傅会突破这种工厂体制的束缚，努力去关心工人的个体世界。但这毕竟十分难得，更多的是那种在生产最终的产品前夕的“为绵中争光”的口号。雇主，以及部分师傅，已经把工厂体制膨胀到这种程度，以为工人们制造产品是为了给工厂争光，这简直令人作呕。
有的工人明显更擅长在产品制造以外发展，但由于整个工厂模式的规训，以及附带的社会期望，导致这些能歌善舞、有一技之长的工人，尤其是有某些艺术潜质的人，也被卷进了教育机器的轰鸣中。甚至，在这样的工厂中的无形之中的“艺体生”低人一等的观念，现在还在影响某些退休工人的头脑，以至于让他们不敢放手把自己的兴趣特长作为自己的专业，仍然去学习那些枯燥无味的东西，并从事同样枯燥无味的工作。
工人之中有一种瘟疫，这被雇主称为“早恋”。这种人类的再正常不过的需要和行为，在雇主看来可是要斩草除根的，按官方说法，凡“早恋”者开除学籍——显然，这是教育异化的体现。雇主对这种瘟疫如临大敌，是因为据说这种瘟疫会导致产品质量的急剧下降（绝不是考虑工人的身心健康）。在这种逻辑中，产品质量是绝对高于人类情感的，而且人类情感在此时被视作恶的东西。但按理来说，即使谈恋爱真的造成了这种影响，这应该是人的自我选择，也就是说，既然选择了谈恋爱，他或她就要接受可能的后果，这种责任由工人自己承担。而雇主专横地取消了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粗暴地干涉工人的私人生活，这是连暴君也未必会去做的事情。我认识的一位工友曾被发现疑似患病，于是有关双方被隔离审问他们的关系，还好他们还有点默契，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打死也没有承认，于是免于一场灭顶之灾。
平均一个月，工厂会对所有工人进行一次考核，经历一次考核意味着制造出一个产品。但无论是劳方还是资方，他们想要的都不是这些小打小闹的产品，而是那个最终的产品。但是，他们的生活的喜怒哀乐都维系在了最终的产品之前的那些产品之间，这些产品如果失败，工人、师傅、资方和家长都不会高兴，有意思的是，他们不高兴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工人的悲伤不是因为雇主的不快，而雇主的不快不会去考虑工人的悲伤。
每个车间会有一些人来讲课，他们是师傅，我们是学徒，他们不是资方，而是受聘于资方，来帮助工人们制造产品。在这三年时间里，工友之间、师徒之间往往会建立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工人离职很久以后也难以磨灭。这样一种美好的情感，包括那些曾经实现但现在已经淡去的情感，那些未曾实现但现在还眩晕于某种可能性的迷惘，最重要的是，那是每一个工人度过自己年轻岁月的地方。我永远记得那个在柔和的阳光下，拿着一床毛毯和朋友坐在草坪里读柴静《看见》的时光——但是，这种生活对于我的雇主而言绝对不是一个好事情。
在最后的那一次考核，亦即工人们制造出自己最终产品的那一刻，则是劳方与资方的劳动合同自动解除的时候。那天晚上，工友们吃了一顿散伙宴，从此就各奔东西了。没有任何仪式来为这三年划上句话。所谓的毕业典礼当然是没有的，雇主关心的只是之后的良品率报告，而工人终于结束了受剥削压迫的岁月，巴不得赶紧离开——离开的时候，他们可没有什么怀念的心情。而当他们想起要怀念，并要重访故地，可惜这在一般情况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会搅扰工厂的生产秩序。门口的保安要有昔日的师傅对这些人的无害的保证，不然谁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在生产秩序面前，与此无关的人的情感又算什么呢？
听说，今天是这座巨大的且仍在不断膨胀的教育工厂60周年厂庆。社交网络里不断跳出工厂的盛大景象和昔日工友的含情脉脉的动态，这让我想起当年与这位雇主合作时的岁月，但我发现，在我的回忆中，除了与工友的情谊，对一些师傅基于业务之外的感激，以及对工厂所在的厂址的所在之处的追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怀念的，其实是自己的过往，而不是这座工厂本身。我对这座工厂，及其背后的异化的教育机器，还有更深层的教育制度，不仅没有任何感情，而且怀有相当的厌恶。这种厌恶就是对明知道那里是什么样的，为了自己的前程，却又别无选择；明明自己更适合其他的道路，但自己为环境所裹挟，不得不和所有人一起冲向高考的独木桥。我对这次60周年厂庆的唯一希望，就是这个畸形的教育工厂和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在有朝一日能得到明显的改变。因为在那座工厂里，人类的所有情感、独立思考和兴趣爱好，这些实现了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东西，全都淹没在了教育异化的冰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