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依然有很多人对性与浪漫爱情执行着这样的二分法：性是人类本性中动物性的甚至兽性的部分，是低劣的部分；而浪漫爱情则是人类本性中的人性的部分，是崇高的部分。人和其他很多动物一样都有性欲，但只有人类有丰富多彩的浪漫爱情。
这种二分法在实践中造成了很多问题。在我参与的一次夜谈中，一位女生曾讲到这样一个故事，她跟自己的男友——在讲述时已经是前男友了——的关系很好，彼此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浪漫爱情，但是当他们第一次准备做爱的时候，当他拿出避孕套，她忽然感到恶心。她没有讲述后面的故事，但即便那个夜晚他们做爱了，想必也不是非常愉悦。
这看起来是一种典型的内在性压抑，并且存在于许多文化中。在传统基督教的观念中，性是罪恶的，于是许多人认为表达性兴趣或仅仅性行为是可耻的，这导致他们无法愉悦地享受性，甚至让性行为无法正常进行。而中国当代文化虽然没有赋予性以罪恶的性质，但是依然赋予它以低劣的性质，而这可能使得那些有教养的人陷入一种内心冲突——我希望我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但是我却怀有一种低劣的欲望并且要进行这种低劣的行为。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把性赋予低劣性质的表达，诸如“兽欲”“精虫上脑”“管不住下半身”“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等等。有趣的是，这些表达往往是女性用来批评男性的，而男性很少用类似的表述来批评女性。这些表述的共同点就是认为性欲是人（尤其是男人）的一种劣根性。而人们也很难不去联想，女性对男性的这种指责是不是一种投射呢？亦即，这些女性自己压抑着自己的性欲并认为性是劣根性，同时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拥有这些欲望，于是就把这对矛盾转移到男性身上？
虽然今天的中文互联网时常谈论性压抑，但概括而言，给人的印象是，男人面临的性压抑大多是外在的，即他们承认自己有性欲，但是由于缺乏一个作为伴侣或对象的人，自己的性欲无法实现。女人面临的性压抑大多是内在的，即她们不承认自己有性欲，即便自己可能有一个作为伴侣或对象的人。一些人在婚后也由于内在性压抑而难以全身心地享受性生活带来的愉悦，于是并不愿意跟对方进行性行为。一些人还以展示自己对性的冷淡为荣。
虽然这个时代流行对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攻击，但这些人或许难以处理诸如杜蕾斯这样的企业的关于避孕套或润滑液的广告。这些广告自信地展示在地铁站站台的墙壁上，而它们所内含的一种观念是，性是可以被享受的，可以是愉悦的。实际上，这些广告对大众具有一种教育作用，而且这些性用具也显著保障了或提升了人类的性活动的愉悦性。
许多人不愿意享受性愉悦，这种现象并不让我们感到陌生。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发现一种人类心理的古怪现象：很多人似乎不愿意让自己拥有幸福，即便幸福已经来敲门了。
当愉快心情到来之时，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因为它的到来永远不会不合时宜。但我们往往不是这样做：我们经常会犹豫不决地接受愉快的心情，因为我们想先弄清楚我们的高兴和满足是否确有根据；或者因为我们担心在严肃地盘算和在处理重要的事情之际，高兴的心情会打扰了我们。其实，这种做法是否真有好处仍是一个未知数。相比之下，高兴的心情直接就使我们获益。它才是幸福的现金，而其他别的都只是兑现幸福的支票，因为高兴的心情在当下就直接给人以愉快。
叔本华：《人生的智慧》
对我们许多人而言，尽管听起来有些悖谬，但真正需要的，是那种能够容纳幸福而不自我破坏的勇气。
纳撒尼尔·布兰登：《自尊的六大支柱》
今天的心理学家们把这一现象命名为恐惧幸福症（Cherophobia或Fear of Happiness），并且展开了许多研究。而我认为，内在性压抑所导致的性愉悦缺失就是恐惧幸福症的一个表现，因为这些人在将要进行性行为或正在进行性行为时，他们无法让自己全身心陷入到接踵而至的性愉悦当中，而是让自己处于恐惧、焦虑、痛苦甚至无聊之中。一般来说，我们不会认为幸福是崇高的，因为对幸福的刻意追求或者享乐主义通常会导致相反的后果。但我们会认为幸福是正常的且积极的，至少在幸福来敲门时，我们应该敞开大门去拥抱它。而性生活，尤其是浪漫爱情和长期亲密关系中的性生活，按理来说应当是所有人的幸福的重要来源。
对性话题的谈论的正常化早已被弗洛伊德实现了。弗洛伊德卓越的思想和写作能力，以及不断重复的本领，使得西方上流社会逐渐摆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假道学，并且可以在公共领域公开谈论性。不过，弗洛伊德的性革命依然是不完善的。虽然他把性引入了公共领域，但是他大体上依然对性本身持厌恶态度，也因而对整个人类本性持厌恶态度，所以他并没有真正将性正常化。弗洛伊德的“本我”的德语原文是Es，也就是“它”的意思，仿佛人类本性的最底层其实根本不属于人类。弗洛伊德乐于向世界展示：你们看看，原来性对人如此重要，人类本性就是这么低劣和丑恶。——我们这个时代依然停止在这个趣味之中。弗洛伊德本人跟妻子的性生活从很早的时候就变少了。
弗洛伊德没有完成的思想事业是把性提升到人性的层次中来。性和浪漫爱情都是崇高的，它们都是人性的一部分。
假如我们接受浪漫爱情是人性中的崇高部分的观点，那么进一步进入浪漫爱情和性的生理基础的层次后，我们会发现二者在生理基础上并未呈现崇高或低劣之分。简言之，性欲和浪漫爱情是人脑中的两个不同的系统，所以有爱无性和有性无爱都是可以存在的。
性欲系统的大脑核心激活区是下丘脑（mPOA/VMN）和皮质内侧杏仁核，主要化学驱动是雄激素（睾酮）和雌激素。浪漫爱情系统的大脑核心激活区是腹侧被盖区（VTA）、尾状核和伏隔核，主要化学驱动是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低血清素。两个系统通过神经肽来建立起连接。从实在的角度来看，硬要说一个系统比另一个系统更高尚，这纯属一种外在的价值赋予，尽管我并不反对这种价值赋予。
当然，乍一看，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相比，二者之间的性欲系统的差别要小于浪漫爱情的系统的差别。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性欲都受控于性欲受控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Hypothalamic-Pituitary-Gonadal Axis, HPG Axis）。下丘脑释放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刺激垂体分泌黄体生成素（LH）和卵泡刺激素（FSH），最终促进性腺（睾丸或卵巢）分泌性激素。然而，绝大多数哺乳动物根本没有人类浪漫爱情系统中的长期的配对键结和排他性依恋系统。假如只是比较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之间的两个系统的差异，然后根据传统的灵肉二元论、进化论和人文主义的观念来看，那么我们似乎很容易得出这样的推论，由于人类的浪漫爱情系统的相对于其他哺乳动物差异更大，那么这充分说明浪漫爱情是更崇高的，就像人类的理性也是更崇高的一样。
但这也很容易反驳。真的跟其他哺乳动物差异越大，人类就更有尊严吗？适应城市生活的复杂性——特别是大城市生活——显然是人类相比于其他哺乳动物的独特之处，但这也给人类心理带来巨大的压抑和负担。西方历史学家们常常以十字军东征时期的罗马、巴黎和伦敦的区区几万的人口数量跟中国当时的几个百万人口级别的大城市相比，以此来体现欧洲文明当时相比于中国文明的落后。而如今，两千多万人拥挤在狭小的上海市区，这或许给其中一些人带来了良好的自我感觉，但这对其他很多人来说毋宁是一种人性的悲剧。很多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一旦短暂进入大自然，并且假如能够放下手机而沐浴其中，那么他们一想起即将回到大城市，则常常会感到烦躁不安。
单独来看性本身，人类的性行为相比于其他哺乳动物来说也有相当多的可圈可点之处。虽然从神经机制角度来说，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从性活动中获得愉悦水平可能是相似的，但由于人类高度发达的大脑皮层，人类的性愉悦是更加升华的，比如他们可能会体会到一种“跨越个体孤独、与另一个灵魂彻底交融”的存在性的狂喜。
但是，虽然人类能从性活动中享受到更深刻的愉悦，却也可能受到更强烈的内在性压抑。其他哺乳动物是没有内在性压抑的，一旦它们有机会展开性活动，那么它们就能享受其中。动物园里的动物们常常“毫无廉耻”地在成群结队的游客面前性交，以至于让一些游客都感到害羞，只得掩面而观。
由此可见，虽然性欲的生理基础相似，但人类的表现也有很大不同，体验可能会更深刻也可能更浅薄，这种不同之处不亚于浪漫爱情系统之间的不同。
虽然今天流行的看法是，人类与哺乳动物之间的差别的程度并不意味着人类更高尚，但我个人，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还是倾向于接受这种传统论证的现代修正版本。人类与哺乳动物之间的诸多不同之处，可能意味着更崇高，也可能不意味着更崇高，反而可能意味着更大的代价，而城市生活和内在性压抑就是更高代价的例子。我愿意接受浪漫爱情是人性中的崇高部分的观点，但考虑到浪漫爱情与性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我认为也有必要认为性也是人性中的崇高部分，尽管其崇高的位阶可能依然低于浪漫爱情，并且我们不能对真实世界中所有性行为都下此判断。伴随着浪漫爱情的性活动可以是崇高的，但其他语境中的随意性行为可能只是“正常”的。假如人类想要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那么在浪漫爱情及长期关系的框架下拥有更多性生活或许就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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