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跟有政治分歧的人结为伴侣吗？

政治是政治，生活是生活，人们应该习惯于把这二者区分开。然而，现在在真实世界中存在着大量政治入侵生活的现象，比如我已经讨论过的女权男、男性气质的危机、女权主义，等等。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警惕，那就是如何认识和调解亲密关系领域中的政治分歧。

“我是不会跟一个共和党生孩子的。”一位美国女生曾这样告诉我（用英语）。起因是因为有位上同一门课的男生约她出去玩，但政治嗅觉极其敏锐的她预判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男生是一个共和党，所以她拒绝了。原因是她听到这个男生曾用一种共和党人特有的口吻批评拜登，而她当时附和了一下，说拜登确实太老了。她对我说，她的这个回应方式是一种中和的策略，以免让场面显得尴尬。

让我感到一丝诧异的是，她对自己的拒绝的解释是如此直白和诚恳——毕竟，约会离生孩子还有一大段距离呢！——当然，她的直觉从进化心理学角度来说完全说得通——还让我感到有些诧异的是，我认为她可能把自己的亲密关系的可能性限制得太死板了，为什么政治观点不同就不能结为伴侣呢？我向她问出了这个问题，而她反问我：“难道你会跟一个小粉红结婚吗？”我顿时哑口无言。是的，我的确很难想象自己跟一个小粉红（little pink）结婚。

不过，后来我想到，美国语境中的民主党（自由派、左派）和共和党（保守派、右派）之间的政治分歧，跟中国语境中的小粉红跟它的对立面之间的政治分歧有所不同。按照一种通行的理解，小粉红指的是一群沙文民族主义的中国年轻人。这样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放在美国语境之中大概属于极右或者极保守的范畴，整个右派大多会跟这些人保持界限，更不用提左派了。所以，美国人口的大多数都是反对或者不喜欢沙文民族主义的。

当然，沙文民族主义在美国显得有些极端，在中国似乎并非如此。但无论如何，小粉红甚至跟有理智的爱国者都是对立的，更不用说其他人了。有趣的是，有说法提出83%的小粉红是女性，绝大多数小粉红的年龄位于18-24岁之间，超过一半的小粉红来自三线和四线城市。看到这个数据，我们就大体能得到某种群体印象了。总之，小粉红跟其他与之对立群体的差别其实并不像是政治分歧，而像是未经启蒙和经过启蒙的差异。一个爱国者在启蒙以后如果还是爱国者的话就应该是一个理智的爱国者，而不是小粉红（大多数时候，胡锡进扮演着一个有理智的爱国者的形象，这也是他不招小粉红待见的原因）。

所以，我不会跟一个小粉红结婚，或许并不是因为这里面存在政治分歧，而是因为我不太可能跟一个未启蒙而且桀骜不驯、冥顽不灵的心智未成年人成天待在一起。当然，启蒙跟教育虽然有相关性，但并不完全挂钩。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也可以启蒙得很好，但未经启蒙的博士也比比皆是。小粉红现在还没有达到思考我们这里谈论的问题的水平，他们应该抓紧时间集中一切精力让自己得到启蒙。

那么，让我们回到亲密关系语境中的政治分歧。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最好还是切换回美国语境而不是中国语境。因为随着政治极化在美国的展开，政治分歧对个人生活造成的影响已经在美国充分暴露了出来，而它在中国毕竟还尚未彰显。当然，只要在美国语境中思考清楚了，那么它同样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中国的情况。

心理学家纳撒尼尔·布兰登认为，浪漫爱情伴侣之间的兼容性的核心是生命感（sense of life）——这一概念来自美国哲学家兼作家安·兰德：

生命感是一种情绪形式，我们通过它来体验我们对存在的最深刻的看法以及我们与存在的关系。实际上，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情绪必然结果–可以说是一种个人形而上学–反映了我们潜意识中对世界、生命和我们自身所持的最广泛、最深刻的态度和结论的总和。

The Psychology of Romantic Love : Romantic Love in an Anti-Romantic Age (可参见我写的书评)

这段定义不太容易理解。在中文世界之中有“三观”的说法——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这些观念是以认知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我们作为人生存着的基本认知。而布兰登所说的“生命感”，就是我们这些基本认知的情绪形式。毕竟，我们不是干巴巴地思考世界和人生，而是用自己的全身心去体验。

比如，当一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每开始新的一天时，都心情愉快地踏着小步舞去上班，那么这个人一定对这个世界和人生抱有着积极的感受。英语世界有一句搞怪的流行语叫：“My daily routine is very simple. I wake up and I suffer”（我的日常流程很简单。我醒来，我受罪。）如果真的有人是这样来生活的话，那么这个人跟前面那个人的差异就并不体现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上，而是生命感上。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这种生命感的差异要比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差异更加根本。

“生命感”这个说法对于中文世界的人来说稍微有点拗口和陌生，这是因为现在的中文偏重认知而轻情绪。比如common sense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常感”而不是“常识”，因为那是一种感觉而不是知识。英语世界另有一个词common knowledge来对应中文里的“常识”。

布兰登认为，相互兼容的伴侣就意味着他们有着相似的生命感。中文世界中有一个词是“智性恋”，这种观念以为人们仅仅认为智识观点上的相似性就足以生成匹配的浪漫爱情。而布兰登恰恰明确反对这一点：

两个人对各自观点的讨论并非不重要，事实上可能非常重要。我们不应否认或忽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仅仅就特定主题达成抽象的、思想上的一致，本身并不足以建立真正的生命意义上的亲和力。事实上，这种一致可能会产生误导；可能会让双方产生错觉，以为他们的共同点比实际的要多。我见过很多年轻人错误地结婚，因为他们以为哲学上的广泛共识足以为亲密关系奠定基础；他们却忽视了他们之间更深层次的生命感差异。

The Psychology of Romantic Love : Romantic Love in an Anti-Romantic Age

毫无疑问，并不会因为两个选民给哪一个总统候选人投票达成了一致意见，或者都认为女性有堕胎的权利，就可以使得他们成为般配的伴侣。同样的，无论是什么学科，学术观点上的相似性也完全无法提供亲密关系的匹配性的保证。多年前，我曾在豆瓣crush组发布了一个分析性的帖子，一大群留言表示自己crush了我清晰的逻辑和表达，然而这显然不意味着任何东西。

布兰登认为更好的生命感的相似性的指示器不是来自智识议题方面，而是来自艺术方面：

有时，在艺术领域的共同好恶就是生命感亲和力最有力的标志之一。艺术是一种生命意识领域，比其他任何人类活动都更加明确。而个人的生命感对于决定个人的艺术反应至关重要。

The Psychology of Romantic Love : Romantic Love in an Anti-Romantic Age

如果两个人都非常喜欢某一位艺人的音乐、某位导演的电影或者某位作家的作品，那么这要比任何智识议题都有着更好的指示性。当然，不能说因为艺术爱好没有多少交集就意味着两个人没有什么兼容性，毕竟艺术的范围非常广大，而且有些爱好是相当特异化的。比如，我非常喜欢史诗音乐（Epic Music），我总不能指望哪个女生也喜欢这一类音乐吧？

总之，我认为布兰登的判断是正确的——浪漫爱情的核心是生命感而不是智识观点——而且容易受到忽视。浪漫爱情和亲密关系作为两个人的精神联结，虽然跟认知有关，但更跟情绪有关。在这一语境之中，情绪是最重要的，次要的才是认知。毕竟浪漫是一种情绪，而约会不是一起探讨学术。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是生命感而不是智识观点构成了浪漫爱情的核心。而在我看来，绝大多数具体的政治议题都属于智识观点的范畴，而不是生命感的范畴。但某些触及根基的议题则有可能涉及到了生命感。比如，我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是强调个人价值的，并且作为一名个人主义者我又是强调自我责任的，而这就是我对生活的基本观念和感受。然而，某些具有社会学思维的人，也就是那些明确认为个人是被环境或社会所决定的人并且个人无事可做的人，就肯定跟我有着不同的生命感。的确，我很难想象怎么会跟具有这样的心态的人结为伴侣。

所以，我认为，只要两个人的生命感是相似或者互补的，并且双方的生命感得到了对方的理解、承认、尊重和喜爱，那么这就提供了浪漫爱情的兼容性的一种保障。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调节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不同的具体智识议题的分歧。我在给《日出之前》写的影评之中已经指出，男女主角之间的生命感是相互吸引的，同时他们又遭遇到了大量的智识议题的差异。很遗憾的是，能否很好地调解上观念上的争议，这似乎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人格特质，而这些特质改变的余地不大。“对经验的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和宜人性（agreeableness）是大五人格中的其中两个，如果一个人有着较高的对经验的开放性和宜人性，那么这个人天生就有较好的调解观念差异的能力，而且更有可能喜欢甚至爱上一个有着政治分歧的人。

从技术角度说，无论一个人有着怎样水平的对经验的开放性和宜人性，都应该有意识地学习和练习亲密关系中的沟通方法和冲突控制的方法，而最好的材料是几本好的自助书籍。几年前，心理咨询师Jeanne Safer博士出版了一本书叫I Love You, but I Hate Your Politics How to Protect You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a Poisonous Partisan World（《我爱你，但我讨厌你的政治：如何在有毒的党派世界中保护你的亲密关系》），便是切中了当下的时弊。其实，中国读者也需要阅读这样的书，可惜这片土地的出版社是不太可能翻译和引进这样的书的。但是，问题并不是会因为人们假装不存在，就真的不会存在。

大多数约会教练或者相关自助读物都会建议在约会阶段尽可能避免谈论政治，或至少不要在前几次谈论，因为谈论严肃话题是很不浪漫的。这一建议大体正确。然而，它的前提是，如果你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应该对对方的政治观点持开放态度。毕竟，假如第5次约会你才谈起这件事并且发现自己无法接受对方的态度，那么这5次约会在某种意义上就全都浪费了。

今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If You’re Under 30, How Does Politics Affect Your Dating Life?”提到了美国目前政治影响亲密关系的现状。这里提到，美国的年轻男性正日趋转向保守派，而美国的年轻女性正日趋转向自由派。不过有意思的是，作者发现，政治对约会的影响似乎被高估了，因为样本数据表明，现在年轻人在谈及自己的约会和亲密关系经历时很少谈到政治方面的阻碍，并且似乎具有一种包容对方政治观念（假如不极端的话）的能力。尽管在发生政治剧变期间（比如2016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政治入侵生活的乱象会尤其明显，但很快会恢复到正常水平。实际上，大约80%的美国人只是随意地跟进政治或者根本不关心政治。

新一代的美国年轻人正在习得在政治极化时代守护自己的浪漫爱情的能力，而中国年轻人还普遍不具有这种能力。据说，曾经有女友或者妻子打电话举报自己的男朋友或丈夫可能是间谍，而这当然是子虚乌有。在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许多年轻人用很粗暴的手段急于识别出自己身边的蓝营人士——搞清楚潜在约会对象的政治立场成为了第一件事——这就把不同派别之间人士之间的人际关系毫无必要地搞得很紧张，也很滑稽。

实际上，大多数人的智识观点的独特性往往是被高估了，你对某种事物的态度和思考一般并不新鲜，因为全世界可能有千百万人跟你有一样的想法。但是你的生命感却是独特的，因为这种感受紧紧地跟自己独特的个体性质附着在一起。

这也提醒我们，只要我们努力划清政治和生活的界限，不要让政治入侵生活，不要让自己的政治认同定义自己的生活角色，那么这样一种基本的态度就有可能让浪漫爱情战胜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