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爱情的敌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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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不利于浪漫的时代。是的,正处于亲密关系或想进入亲密关系的人虽然占了绝大多数——几年前,美国的一项学术调查显示,这一比例高达88%——但是,只要是稍微了解一下身边人的浪漫实践,我们便无法对浪漫爱情的状况感到肤浅的乐观。从弗洛姆的《爱的艺术》、韩炳哲的《爱欲之死》和纳撒尼尔·布兰登的《浪漫爱情心理学》对浪漫爱情面临的挑战都有论述,而现在人们在媒介上看到的各种关于浪漫爱情的新闻或文章大多都是非浪漫或反浪漫的。

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大困难是,当浪漫爱情的敌人们露出凶恶的嘴脸想尽办法要把浪漫爱情掐死的时候,浪漫爱情这尊女神连一丝反抗的意思都没有。诚然,当一对热恋情侣关起门来疯狂做爱, 就相当于以实际行动对这些敌人们说了句“Go fuck yourself”。不过,这不能是唯一的应对方式。

虽然绝大多数人正处于或想要进入亲密关系,但这长久以来被视为自己的私事,而很少进入公共领域。于是,当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公共议题的浪漫爱情的时候,往往都是些关于它的坏消息,其中许多不乏是浪漫爱情的敌人们撰写的。”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是浪漫爱情的现状,而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如果怀疑论者和敌人们统治了公共领域,那势必会对浪漫爱情造成持久的威胁。

接下来我会以一个通观和贴近现实的方式来看看浪漫爱情有哪些敌人。这个话题如此庞大,以至于至少可以写三本书。所以,这里只限于谈论一些最紧迫的问题。

文化的敌人们

在文化领域,浪漫爱情的敌人们包括但不限于:女权主义、福柯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浪漫发明论(认为浪漫是欧洲中世纪的一个发明)、各种后现代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等等。如果一个人拥护以上这些意识形态,那此人就会怀疑甚至否定自己的浪漫本性。

这些意识形态都是20世纪形成的,并且延续至今。它们有许多都是人类文化的“富贵病”的表现,亦即一些只有在现代大学里接受文科教育后才会学习到的信念。这些观念体系,作为一些思想,当然是需要学习和研究的;但是一旦它们成为大学校园里的一种文化风气,甚至成为一些人的生活信念,有些人就会染上这些“富贵病”。

从学科角度来说,学过心理学的人一般不容易陷入文化敌人们的圈套,因为他们对浪漫爱情的理解相对更深;但学习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社会科学的人则相对容易否认浪漫爱情,因为他们可能倾向于从社会或人类现象来理解亲密关系,从而无法理解浪漫爱情本身。

这一系列意识形态中,其中有一些在上个世纪下半叶达到了高峰,但现在已经式微了。在今天,对浪漫爱情威胁最大的文化敌人是女权主义,或更准确地是,是激进女权主义。一般意义上的平等人格的异性情侣,他们的幸福程度也相对更高,因为双方都能进入一种主动的姿态(无论是床上还是床下——就床上而言,双方都愿意主动地性交,从而创造更多快乐)。但是女权主义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格平等,而是充斥着一切反浪漫的要素。

卢梭和康德都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当人类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将开始玩火自焚。而我身边的许多来自中国的聪明人——其中不乏饱学之士——都成为了这场玩火自焚大合唱中的一员。就目前来看,西方国家已经走过了女权主义最激进的时期,而台湾似乎直接跳过了这一阶段,而中国和韩国这样的国家正处于最为痛苦的阶段。

我在过去几年中认识了很多中国女权主义者,她们的明显共同特征是,要么根本无法进入浪漫生活,要么处于浪漫生活中,但轻则陷入自我破坏,重则形成一种有毒的关系。当一些人对全体男性抱有不满、恐惧甚至仇恨,当一些人每天都在琢磨自己怎么获得权利——从而不知道怎么履行责任,更不知道爱——她们身体里的浪漫潜能就被遮蔽了。近些年,一些恋爱中的女性仅仅因为在社交动态上展现自己的幸福,就被女权主义者侮辱为“娇妻”。

在这里,我也劝告所有同情女权主义者的人,不要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转发女权相关的内容,因为这会迅速让自己的性吸引力贬值,无论你是女性还是男性。

社会的敌人们

在社会领域,浪漫爱情的敌人们包括但不限于:父权制残余、身份政治、多余的工作时间(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政治极化、妖魔化“早恋”、收入与生活成本不成比例、相亲习俗、物欲主义等等。如果一个人受到这些方面的明显影响,便有可能遮蔽自己的浪漫本性。

这些社会现象,有一些是从前现代社会遗留下来的,而反浪漫是前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有一些是现代社会出现的新现象,但它们并不属于现代性。在美国,政治极化和身份政治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在中国,父权制残余、多余的工作时间、妖魔化“早恋”、收入与生活成本不成比例、相亲习俗等则影响巨大。

美国近年来的觉醒运动(woke)是否有利于浪漫爱情,这还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是一个大帐篷概念,里面包含了很多内容。女权主义运动肯定是反浪漫的,而LGBTQ+群体的口号“love is love”至少在表面上是浪漫的。

父权制残余对浪漫爱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彩礼和嫁妆体系对女性的非人化;父母及亲戚的催婚行为;以父母人际关系为中介的相亲;原生家庭对成年子女的干预;原生家庭与新家庭暧昧不明的关系;等等。中国的大多数成年人都或多或少面临这些问题。

多余的工作时间、收入与生活成本的不成比例、物欲主义和相亲习俗会可能会导致实用主义的婚姻观,这种婚姻观认为婚姻不需要任何浪漫基础。无论是建立还是维持亲密关系,浪漫爱情都是一种需要投入“资源”的活动,这些资源包括时间、金钱和注意力。实际上,时间和金钱并不需要很多投入。白天工作,晚上和周末待在一起就已经足够了。但是注意力则需要相对多的投入,这不是说需要花费跟工作同等的精力,而是说要把亲密关系和工作的地位看成是一样重要。在运转良好的前提下,浪漫婚姻的幸福程度要远远超过实用主义的婚姻。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本身并不是反浪漫的,而是有利于浪漫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数不尽的商品和服务,这些新奇体验可以为浪漫爱情添砖加瓦。

妖魔化“早恋”是中国特有的情况,实际上,“早恋”这个词本身就是不正当的。无论是什么年龄,浪漫爱情只要产生了,那它就是真实的——一些研究通过脑部扫描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不到一岁的婴儿就已经出现了浪漫的脑部变化——这种情绪本身无所谓成熟或不成熟。压抑这种情绪是反人性的罪恶表现。但是,如果一个人心智不成熟,那这个人进入浪漫的亲密关系后的确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们接下来讨论这一方面。

心理的敌人们

根据我多年来的生活经验,我发现,相比文化的敌人们和社会的敌人们,心理的敌人们其实是最凶恶也最被低估的。心理上的敌人们包括但不限于:无意识、沟通障碍、非安全型依恋、对父母的心理依赖、低自尊、自我破坏、不愿自我表露、大男子主义、神经质、性功能不良,等等。

如果你去了解身边那些女权主义者,多跟她们深入交谈,就会发现,她们大多数人都有过早年的特殊的心理创伤。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了掩盖她们未被治愈的心理创伤的心理防御机制。

许多人,虽然已经成年了,但还是习惯做自己父母的乖乖儿或乖乖女,在自己的浪漫爱情这样的私事上任凭他们的意见影响自己。这还不用说,许多人在自己的童年时候,由于父母对自己的对待方式,使自己没能发展出合格的爱的能力。

如果你去了解身边那些分手的校园恋情,很容易发现,这样的后果大多是由于其中一方心智不成熟造成的。而那些陷入痛苦的情侣们,有许多也是因为自己或对方的不成熟。无论男性和女性,心智不成熟都会造成对亲密关系的自我破坏。纳撒尼尔·布兰登说得好,浪漫爱情只属于成人,不属于小孩。在他看来,“成熟”和“不成熟”是指个人在生理、智力和心理发展到成人阶段成功或失败的两个概念。

心智不成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换句话说,它也指的是一个人还没能把自己教化为一个合格的浪漫关系伴侣,而一个好的爱人则涉及很多的心理要素。比如,具有良好的自尊水平,属于依恋类型中的安全型依恋,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具有真正的独立人格,相信浪漫爱情会给自己带来幸福,倾慕对方,自我表露和邀请对方自我表露,良好的性生活(不是说每一次都要完美),对对方真正的了解(包括优势和弱点),真诚一致,对对方的责任和奉献,等等。

同时,如果一个人是一个好的爱人,他或她同时便也有能力抵抗各种不利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使自己免于被那些试图掐灭浪漫爱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现象所淹没。

心理的敌人是最可怕的敌人,但同时,心理的能力也是最强大的守护浪漫爱情的力量。

结语:必须保卫生活

浪漫爱情的确不是人生的必要环节,但是没有它,人生将面临重大的意义缺失。爱与被爱的需要无法满足,归属感的需要无法满足,无法得到最亲密的情感的相互支持,我们无法认识自己,也无法走出自己,无法完整体验自己作为一个男人或女人的潜能,无法需要分享人生中的兴奋……总而言之,没有浪漫爱情,我们很难说可以过上美好生活。

只要我们还活着,并且还能思想,就肯定具有抵抗的能力。如果人们默不作声,浪漫爱情就会逐渐变成某种地下事物——而这却是前现代社会的特征。“邪恶能胜利的唯一理由,就是善良的人们无所作为。”我们持这样一种观点:每个人都有责任,不断地让自己成长,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爱人。

希望这篇文章是一个号召,号召人们不仅把自己的浪漫爱情看成自己的私人情感,而且也要把它提升到光天化日之下,成为一股伟大的人性的善的力量,净化已受毒害的文化氛围,改善压抑人性的社会环境,从而实现更多人的更大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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