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不能解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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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家Peter Kaufman曾经在一篇关于新年决心的文章中表示,自己在新的一年里“不会依靠心理生物学的论点来解释社会现象”。在更详细的说明中,他引用了“心理主义”(psychologism)这一概念,据说它来自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指的是“错误地试图依靠个人的构成来解释社会现实”。

至此,没有什么我不能同意的。个人层面属于本质界,而社会层面属于现象界,从个人层面出发来理解社会现象的确是不够的,它们处于不同的层面,有各自不同的运行逻辑。但反过来说也一样,从社会现象出发来理解个人行为也是不够的,亦即,个体行为不能还原为社会现象。可是,Kaufman接下来的表述令我感到震惊,他说:

心理主义最令人不安的是,它们没有给我们–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社会–带来多少改变的希望或可能性。毕竟,如果这些东西真的是我们心理生物构成的一部分,我们怎么可能有希望克服它们?

这显然暴露了Kaufman对心理学的无知。第一,近几十年,心理学界有大量研究涉及个人的“改变”,并且许多研究成果表明改变是可能的,甚至包括人格的改变。第二,如果改变真的是不可能的,那么Kaufman的这种想法不过是一种无视现实的一厢情愿而已。第三点相对不那么明显——心理学实际上比社会学提供了更多个人改变的可能性,但社会学提供了大量试图束缚个人主体性的东西。

Kaufman的这种想法体现了时下在中国互联网依然十分流行的对心理学——更准确地说,心理学话语——的质疑。最典型的做法便是对“自我实现”或“做你自己”之类的口号的攻击。这些攻击主要来自社会科学,比如社会学、政治学之类的。虽然这些口号的确有烂俗之嫌,但真理并不会因为它的朗朗上口而贬值。它唯一的缺陷或许是没有提供具体的指向,但这本来就不是口号要提供的东西。

对心理学的攻击在中国互联网上呈现一边倒的趋势。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的各个专家更擅长进入公共领域提出议题,但心理学这门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于一身的学科,它的专家们要在实验室花很多时间,很少进入公共领域来进行反击。于是,反心理学的声音遇不到对手,便大大强化了自身。

在西方世界,乔丹·彼得森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投身公共领域的争辩,并且收获了大量粉丝。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行列中,极少出现心理学家。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彼得森坚称那些在工作场所化妆、涂口红和穿高跟鞋的职场女性的动机是为了提高性吸引力,这个说法在今天的政治氛围中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社会学不能解释个体行为。因为它的本位在于社会现象界,这跟个体本质界隔得太远。社会学的确能从外部对个体行为提供一些环境因素,但在现代社会,这些因素并不能直接渗透并主导个体的头脑。心理学、生理学、神经科学等学科不同,它们的本位在于个体本质,于是可以直接解释个体行为。另外心理学在解释个体行为时也会考虑外部社会环境的因素并消化它们,根本不需要社会学来越俎代庖。

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社会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这一概念让一些女权主义者或受女权影响的人如获至宝——但是它跟社会学中的所有分析方法一样,只能涉及社会现象,不能涉及个人行为。实际上,在个体层面,许多态度友善的服务人员并不认为自己付出了什么需要额外补偿的劳动,因为他们这种友善行为不仅给他人带来快乐,也给自己带来快乐。从个体层面来讲,用“劳动”这个概念来绑架“情绪”是完全不正当的。

更可怕的是“情绪劳动”这一概念渗入了家庭和亲密关系领域。一些女权主义者或受女权影响的人坚持认为女性在亲密关系中付出了额外的“情绪劳动”,比如她们比男性伴侣更多地去注意家务,维持住所的干净与整洁。这一现象的确存在,但是从个体层面来讲,这里的原因在于人格因素。大五人格模型中有一个因素叫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在上述的这种亲密关系中,女性的尽责性要高于男性。但是在那些男性的尽责性高于女性的情况中,则是男性付出更多“情绪劳动”。如果不付出有意识的持续努力的话,尽责性这一人格会长期保持稳定,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

由此可见,引入“情绪劳动”这一概念,在个体层面并没有给我们对男女家庭分工的理解带来新的东西,反而可能会造成误导。一些人可能就以为,那些女性付出更多“情绪劳动”的家庭或亲密关系,是主要受某种社会结构的影响。这种看法即便不能说错误,但也要让位于人格因素的解释,前者在后者面前,其解释力根本就不值一提。

同样我们要看到,在那些女性付出更多“情绪劳动”的家庭或亲密关系,女性对那些不整洁的情况看不顺眼并去摆平它们(男性对此并不在乎),她们也从这种行动中内在地收获了快乐和满足(不过不平等的家务分配带来的消极情绪可能会盖过这方面的积极影响)。许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现象,尽管女权主义者们对这一事实感到尴尬,于是她们便去污名化那些不够”觉醒“的女性。我们从人格因素完全能解释这一现象,“情绪劳动“完全无法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总而言之,这跟性别无关,也跟社会无关,而只跟人格因素有关。如果一个人从“情绪劳动”来观察自己的个体生活,这肯定是不对路的。任何来自社会学的概念都是如此。什么“倦怠社会”,什么“爱欲之死”,跟我的个人体验毫无干系。

当我努力反思自己的个体行为,回顾自己过去多少年种种的关键决策、心理或行为,发现它们很多其实都是背社会主流而行,我从自己的个体角度出发完全能解释它们,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也因此能持续不断地认识自身和提升自我。如果要从社会学视角看待我的人生历程,那么我就可以堪称是一个奇迹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奇迹。总而言之,社会学并不能解释我,在理论上也不能解释所有的个体行为。如果一个人像Kaufman那样认为社会学能够解释个体行为,那么这个人便有千篇一律、随波逐流或碌碌无为的风险。无论如何,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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