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对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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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夜晚,我参加了学校里的日本学生联合会(Jap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举办的一个派对。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参加派对!那是在校园旁边的一个房子里,由于进来的参与者越来越多,几个房间立即显得十分拥挤。一个房间里挂着一面巨大的日本国旗,KTV式的氛围灯旋转着,尽管房子里灯火通明。人们的谈话声和音响播放的日语音乐交织在一起,十分热闹。我虽然是个内向的人,但社交对我来说也同样具有奖赏性。

可惜,这里没有提供什么酒精饮料——原因可能是21岁才能合法饮酒,而这里的很多人没有达到这个年龄。桌子上摆放了一些雪碧和日本特色饮料,以及饺子和关东煮等食物。饮料很快就被人喝光了。

我不认识他们任何人,看起来亚裔面孔只有一半左右,男女比例均衡。大家的英语表达都很纯正,我在随机交谈中也询问了几个人的来历——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派对里似乎没有什么国际学生,而都是从小生活在美国的人。其中一段时间里,我和四位同学站在一起,一位菲律宾裔男生此前跟我聊过一段时间了,而这时我注意到另一位东亚面孔的女生,我和她简单地聊了几句。我此前并没有跟日本人有真正的面对面的打交道,但观看日本影视剧的经验让我很有把握,她是一位日裔。

描述一个人的长相现在对我来说还很困难,但这种长相带给我一种好感,或吸引力。我们的第一个言语交互是,她询问我是否是JSA的成员,我反应了足足两秒钟才回答了这个问题(虽然我正在参加JSA的活动,但这个缩写对我来说还是有些陌生)。她迅速以一种友好的嘲讽回应了我的“反射弧”。这次,我的反应很即时,我笑了——但不是那种尴尬的掩饰的微笑,而是单纯被她的回应给逗乐了,而且对她的回应很赞赏。因为我从她的嘲讽中识别出一种幽默,而这种幽默是聪慧的表现。

接着,我询问她是否是日本人,她回答说是“半个日本人”。接着,她想了一会儿,说:”还是一半比较好“。这时,我犯了一个沟通失误:对她的这个回应陷入沉思,而并没有直接继续这个话题。接着,我们交换了其他一些基本信息,但我没能记住她的名字(记住别人的名字是一个严肃的需要培养的社交技能)。派对中的交谈是动态的,她向我们讲起了她最近上课时晕倒的经历,还掏出手机给我们看了她录下的视频。看起来她身体状况不佳,我们建议她赶快回家休息。

我跟她第二次碰面时,我在另一个房间跟一群人玩某种桌游。她走过来想要扔掉自己用过的一次性塑料杯,但是她跟垃圾桶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沙发。这时,她开始做某种准备投篮的动作——她是真的要把杯子这样扔进垃圾桶,还是向我发出需要帮助的信号呢?无论如何,我知道她要干什么之后,立即隔着沙发伸出手接过杯子,帮她送到垃圾桶。

再下次碰面就是最后一次了。她忽然出现在我旁边,说自己要离开了,同时悠悠地伸出一只拳头,这一次我的反应也很快,立即伸出自己的一只拳头。两只拳头碰到一起,同时她用一种悠长的语气说:”Nice to meet you.”后,干净利落地转身离去。她可能是专门来这个房间跟我道别的。

经历很简单,感受却很复杂。

我想到,前几日去学校的餐厅,一位工作人员是一位黑人大妈,很热情地用这样的称谓来称呼大家:“baby”“darling”。我的脑海中很快浮现出记忆里的中国的热情大妈。虽然她们使用不同的语言,但她们表现出相同的特征。就语言来说,如果直译的话,那位黑人大妈的称谓更“肉麻”,这种称谓在中国几乎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被认为专属于情人之间,以及父母对自己的低龄的孩子。

这位日裔女生的幽默、嘲讽、聪慧、大方,让我想起了自己记忆中的某一个人,一位中国女生(近段时间,我与她还有过联系)。但是,她们的相像仅限于此。那位中国女生,不太可能做出投篮的动作,也不太可能跟我这样一个刚刚相遇的人道别,不可能向我施握拳礼,甚至也不太可能参加一个派对,等等。个人是独特的。

那位日裔女生给我造成的好感或吸引力,主要来自她的外表和人格(personality)。这里不包括性格(character),因为性格这种东西需要更长时间的接触才能体会到。

必须承认,这种好感或吸引力,还有一部分来自我对那位中国女生的印象(她们的外表并不相像),即一种美好的熟悉感。但一般而言,如果交往能继续深入的话,这种由熟悉感造成的好感会逐渐消逝,而对那个人本身的感觉会逐渐成为唯一的东西。另一部分来自日本女性外表与美国人的文化与语言的奇妙的反差感,但这种反差感随着接触更多类似的人后也会逐渐消失。熟悉感和反差感只是我的私人体验,但它归根结底同样是共通的。

据说,日本文化是一种压抑情绪表达的文化,但这种压抑在她这里并不存在——这是一位可以自由展现自己的日本女性。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位日本男生,但是他身上仿佛有一种写在骨子里的谦卑式的礼貌。我更欣赏能够丰富地自我展现的人。

尽管处于不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但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还是让我感到诧异。相似性是由人格造成的,而人格的决定因素是生物方面的因素,正是这些生物方面的因素保证了人性的共通性,即便是不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也无法改变这种共通性。我对人性的信心和乐观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种共通性。

另外,我对这种人性共通性的洞察,不是从言语沟通,而是从非言语沟通得来的,即对她发出的各种非言语信息的接收。这意味着非言语沟通非常重要,尤其是跨文化沟通场景中。同样,在跟她交互时,我也很努力地发出各种非言语信息。人类的非言语沟通方式基本是一样的。

当然,某些行为并不单纯是人格导致的,而是人格与文化的混杂。比如,她在临走时专门向我道别,这或许是一种美国文化熏陶出来的礼仪。但是,也并没有其他跟我聊过的人道别,即便我跟一个男生交谈甚欢。也就是说,仅仅是文化因素是不够的,还需要人格因素的共同作用,还要有独特的交互经历。

碰拳与那句悠长的“Nice to meet you”给人一种非常大方而利落的感觉,很难想象同样的感觉会在一个中国女子身上出现,更不用说一个日本女子。虽然中国女性比日本女性在人际交往中更加开放,但是程度不及美国女性。而且在中国,往往会出现一种相反的情况:我被冠之以“学长”这个称谓,然后陷入一种由等级文化造成的肤浅的无聊的尴尬的礼貌之中。

碰拳的时候,我的情绪在那个夜晚达到了顶点。我感到非常欣喜和温暖,感觉自己被别人所接受,而且这样的心境持续了好几天。即便导致这种情绪和心境的行为主要是礼仪性的。据说日语里有一个词可以描述这种情绪,但中文和英文里不存在直接对应的词汇。很久以前,我在玩一款64人战争游戏时,开着飞机为陆地上的队友提供空中支援,在关键的时刻扭转了战争的天平——但这件事本身并没有队友们对我的操作的赞扬重要。

我们的人性希望自己得到别人的接受和承认,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真诚地给别人带来这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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