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知道性别平等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罗兰·米勒（Rowland S. Miller）在《亲密关系》中分析过亲密关系中男女两性对资源的控制问题，或者说亲密关系中的男女平等问题时，他提出了那些试图在亲密关系中实践男女平等的伴侣是在悖逆传统而动的三个原因：

第一，男性和女性一般面临着相对资源的差异。当然，这里指的是男性掌握更多资源。

第二，社会规范支持并维持男性的支配地位。

第三，也是我们这里会着重探讨的，就是人们不确定男女平等应该是什么样子。

可惜，罗兰·米勒对这一点的详细解释不能让人满意，他不过是从各种事实角度列举来说明当前美国家庭中的妻子仍然做了大部分家务，似乎只不过是想从事实来说明性别平等还没有实现，所以没人不知道性别平等是什么样。这确实也是一个原因，但却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另外，他也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在视男性拥有支配地位理所当然的文化中，平等尊重双方利益的真正平等无疑是陌生的，甚至可能显得奇特或过分。”

而且，他还注意到：“在一段关系中认可平等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要将其变为现实则是一项大得多的挑战。”

在这两句话中，他再次指出了一些关键的东西，但是没有任何深入阐释。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一本亲密关系的心理学教材对一个问题提供深入的分析，但罗兰·米勒指出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把抽象概念运用到真实世界本来就存在巨大的困难。本文会来探讨这些问题。

作为抽象概念的性别平等，与北欧社会的性别平等悖论

抽象概念是指与具体、有形的事物或经验无关的想法或概念。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种族、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都是抽象概念，而性别平等也是抽象概念。抽象概念有一些特征，比如无形性、普遍性、主观性、复杂性等。

抽象概念的这些性质导致，现实中往往有很多实例来让这一抽象概念落到实处。就拿民主来说，各个公认的民主国家所采取的具体的政治体制可谓是相差甚大，甚至某些公认的非民主国家——比如北朝鲜——都可以自称是民主国家。一些计算政治体制的民主性质的方法也被提出来，最流行的莫过于《经济学人》的民主指数排行。我们不会认为排行第1的挪威跟排行第5的芬兰有什么实质区别，但排行第12的德国和排行第51的巴西之间的差异就可以明显地感知出来。

北欧各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也是公认性别最平等国家。我们难以测算北欧各国之间的性别平等程度的差异，但我们肯定不会否认，北欧的性别平等指数高于美国，而美国又高于中国和韩国，中国和韩国又高于阿富汗。

这样来看，北欧社会或许就是性别平等的样子——然而，假如了解到“性别平等悖论”（Gender-equality paradox）这个现象，女权主义者们或许就会接连摇头。在北欧，性别差异不仅没有随着性别平等进程缩小，反而是扩大了，而且在大五人格特质、黑暗三合会特质、自尊、抑郁、个人价值观、职业和教育选择等方面都会发现较大的差异。在最近几年，北欧各国的平均生育率也超过了欧洲的平均水平。

“性别平等悖论”意味着，性别平等这一抽象概念下所呈现的具体现象很有可能不是很多女权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因为这些女权主义者所设想的是缩小性别差异而不是扩大性别差异，而真实世界中的性别平等却意味着性别差异的扩大。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些女权主义者就像是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的北朝鲜，因为虽然我们不能精确地知道性别平等是什么样，但事情已经表明大的方向肯定不是某些女权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

实现女权主义所信奉的性别平等必然导致的后果

在此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思想实验。思想实验是一种假设情境，在这种情境中，我们提出一个假设，目的是对其后果进行思考。

我们现在要假设的情景是一群女权主义的革命者通过武装革命或者其他办法获取了一个国家的绝对权力。

这样一个假设的可靠之处在于，女权主义者把一种抽象概念神化了并且坚决要把它付出实际。她们也自视为群体中的先进分子，拥有强烈的智识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而其他没有把性别平等神化的人，要么是“蝈蝻”，要么是“婚奴”。这两种特征，1）神化某种抽象概念并付出实施，2）具有智识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跟法国革命中的恐怖时期（神化自由、平等）以及20世纪的各种社会工程的特征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女权主义国家出现了，这会发生什么？

在“国民公会”中，由于性别平等是一种抽象概念，议员们会由于对性别平等的理解不同，以及对具体措施的期望不同，导致他们分为不同派系，这些派系可以从温和到激进排成一个序列。但是，囿于当初的共同的革命理想，他们又不愿意分裂为现代意义上的各个政党，于是就在国民公会中发生潜移默化的派系斗争，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席位上的公开的选票竞争。短暂得势的一方往往会清洗对立的派别，轻则贬职，重则杀头。

同时，在国民公会中得势的一方不仅要对付反对派议员，还要应对大多数普通民众。先进分子永远只是少数，而社会大多数普通民众都是见风使舵者、漠不关心者，以及必然还有一部分抵抗军。于是，这个女权政府（其组成人员包括狂热的女权男）会用高压手段清剿反对女权政府的游击队，而这种行动势必波及到不太参与政治的普通民众，许多人遭到株连。政府为了防止反女权统治的思想散布危及自身统治，会通过宣传教化大多数普通民众，并做信息隔绝来防止“错误信息”的传播。此时，根据领导者自身的情况而定，要么掀起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来维持普通民众的女权革命热情，要么发起恐怖统治来用屠刀对付所有没有热情的人。

总而言之，一群神化某个抽象概念并拥有智识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的先进分子在掌握绝对权力以后，必然会发生清洗、恐怖和屠杀。我注意到，的确有中国的女权主义者说过：“我们正在打破一些旧的秩序，而新的秩序将由我们制定。”这句话让我感到不寒而栗，但却可以让一位女权主义者欣慰至极。发生这种事情的背后的精神必然性，可以参考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绝对自由和恐怖”章节获得详细的哲学上的论证，一句话就是抽象观念和真实世界中缺乏中间环节。这里的思想实验不仅针对的是性别平等这一抽象概念，而且针对的是任何一种抽象概念。当然，20世纪的各种社会工程也已经提供了历史经验的证明。

然而，“民主”这一概念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例外，因为这一抽象概念本身就要求后果必须是民主的，而不是形成一个绝对统治，否则会导致自相矛盾。

目前女权主义的后果

目前女权主义还没有攫取绝对权力，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然而，思想实验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明确了由一小撮带有智识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的先进分子掀起由抽象观念引领下的革命所带来的后果。这种后果在今天不会通过恐怖和屠杀表现出来，但是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一种就是今天所谓的性别对立或者性别战争的局面。女权主义者当然不是唯一需要为这种局面负责的人，甚至也不是唯一的主要负责人，但这肯定是一个因素之一。

另一种则是女权主义者的自我破坏。也就是说，破坏性的力量也会燃烧到自己身上，而这是许多女权主义者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准确地说，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损害了女权主义者的爱的能力和一般的获得幸福的能力。

在自己所信奉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训下，许多女权主义者压抑自己的自然意欲。然而，根据当代幸福论的看法，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意欲——只要是合宜的——实现出来，而不是阻碍它，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只要一位女性在生理上具备健全的爱的机能，那么或迟或晚她都面临着自己是不是应该坠入爱河的选择。在具体的情景中，发现对方的个体性与自己的个体性不兼容，这是一个合理的拒绝坠入爱河的理由，但是仅仅出于所谓的女权主义的规训而让自己无法伸展爱的能力，这就不是一个合理的理由。

谁在爱着，就应该跟对方共担命运。根据爱的自我拓展（self-expansion）模型，相互坠入爱河的人会把自己的自我概念拓展到对方身上，并形成一个共同体。而这就意味着从前的自己个人的诸种利益现在要从属到这个新的共同体的利益，而这并不是一种牺牲，而完全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愿行动。每一个经历过浪漫爱情的人都有所体会。这一共同体的形成对每个人的幸福和人生是意义重大的。

女权主义对女权主义者的规训会导致自己难以自如地完成这一个从小的自我到大的自我的变迁历程，而是处处计较在意过程中遭受的损失。也许这种计较的确具有启发性，但是肯定跟幸福和人生的意义相冲突。斤斤计较的女权主义者过得并不幸福，这虽然是一个刻板印象，但很有可能有几分道理。

在幸福和人生的课题中，人们应该遵从的是常识（common sense）和智慧（wisdom）而不是智识（intelligence）。使用智识能力进行反思，这只能写下一本书里面的注释，但只有遵从常识和智慧，才能写下一本书的正文。

结论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当我说没有人知道性别平等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并不是说性别平等是不值得追求的。恰恰相反，性别平等是一个值得所有人追求并全力以赴的目标。但在这一抽象目标之下，它具体是什么样子以及如何实现它，人们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即便在女权主义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往往只有模糊的想象。也许性别平等已经在北欧实现，但很多人却并不知道。而那些自以为在家庭内部实现了平等的夫妻们，他们之间的生活模式或许也大不相同，有些人别扭地精确计算如何平分家务，有些人则通过责任的自觉履行而自动实现了平等。

现在我们已经能知道的是，北欧社会的“性别平等悖论”已经指明了一个大概的方向，而这表明许多女权主义者的设想是错误的。由此可见，女权主义未必是性别平等的好的代言人。

我在这里倡导的并不是不可知论，而是强调性别平等抽象观念下的实践的多样性，以及提醒把抽象观念奉为绝对的可怕后果——它在假设情境中带来的是恐怖和屠杀，而在真实情景中带来的则是性别环境的激化和对自己人生的自我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