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要如何叙述COVID-19的三年？

我看到《纽约时报杂志》的疫情三年口述史项目时，便想到自己会如何叙述这三年。我的第一感觉是，假如一位记者忽然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会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不知从何讲起。如果要为我的反应提供一个合理化的解释，它会是：“活在当下吧，好不容易结束了，就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吧！”

我曾经记录过2021年和2022年的两次封校清零行动，但那是那两次剧烈的小型事件后不久我写下的。若要回顾从2020年初到2023年初这涵盖三年的整个事件，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挑战。一方面是，努力去搜寻那些回忆，不仅要付出努力，而且要克服各种不情愿；另一方面，要努力让自己的个人叙事跟集体记忆调和起来。这篇文章并不是一篇正式的个人叙事，而只是一个浅尝辄止的概要和对相关问题的反思和讨论。

基本经历

我的个人经历可以说是相当平淡无奇。

这三年时间里，我头半年在四川的家中，后两年半除了寒暑假几乎在浙大校园。我经历过两次“足不出户”，一次是在开端，从2020年初从武汉回家后被街道办的人禁足14天，但当时执行宽松，没有贴封条，主要靠“自觉”。另一次是在结尾，在放开的前夜，浙大搞了一次持续11天的成本巨大的清零运动。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天都快亮了撒泡尿在床上”。2021年末还经历过一次校园封锁，但可以走出楼宇。

失去了武大珞珈山的半年校园生活，或许是我疫情三年最大的直接损失。而这项损失全国大部分学生都经历了，许多人的损失还要长一些。几次突发的疫情曾经让我两次临时取消了旅行的计划，一次取消了参加朋友婚礼的计划，一次错过了雪西湖。

浙大的校园管理相对宽松，师生基本上可以自由出入校门。尽管后来打卡、刷门禁和测核酸的要求越来越严厉，但大体上还是能应付。这要求人们养成一些新的习惯，但是我始终没有让这些习惯变得像刷牙一样自然。

在“白纸运动”期间，一些人认为浙江和杭州的疫情控制做得很好。事情看起来的确是这样，但并不清楚这主要是因为运气还是政策。杭州市没有经历过全城性的lockdown。在距离最近的一次（2022年5月的拱墅区），48小时核酸正常、每日打卡的师生依然能自由出入浙大校门。

我接种了两针科兴灭活疫苗。主要原因是不想面对辅导员的压力。后来我发现自己高估了这种压力，便没有再接种加强针。辅导员催过一次后也不再催了。我并不是疫苗反对者，这只是知道科兴疫苗的有效性数据有多难看后做出的理性决定。

各种消息显示，“白纸运动”直接导向了清零政策的戏剧性终结。不过，各地的“白纸运动”又有很大区别，而浙大的“白纸运动”在诉求和行动方面都堪称非常温和，甚至建制派一度占了上风。2022年12月，我恰好暂时离开了中国，错过了感染潮。在这之前，我只见过一个感染过COVID-19的人，她当年春天在上海。我从未感染COVID-19。

后知后觉

我是被拽进这三年的。

尽管2019年末，武汉出现了所谓“不明肺炎”的新闻已经满城风雨，以及2022年1月2日李文亮医生遭到训诫的消息也已经人尽皆知，但我始终没有主动对此产生觉悟。1月7日，我观看了武大艺术学院主办的一个戏剧，观众非常密集。我的确感觉到一丝不祥，但只是一些一闪而过的念头。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离开武汉的日期。1月12日我乘火车从武昌站离开的时候，尽管戴着一个口罩，但站厅大部分人都没有戴口罩。此后，我对整场事件的认识完全是随着新闻来的。看到武汉医院的护士们因为医疗系统过载而崩溃大哭的视频，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1月30日，街道办对我进行了姗姗来迟的居家隔离措施（此前我从未跟这个机构打过任何交道）。武汉封城期间，我依然以为事情能在几个月内结束。在早期，我是后知后觉的。

我对2003年的非典的印象很模糊，毕竟它对我所在的地方没有影响。后来的甲流有直接影响，隔壁班的人据说大部分被感染了，但他们只不过跟我们执行不同的课间休息时间而已，而且还是同样的老师给我们上课。禽流感和猪流感流行的时候，也一度如临大敌，有的同学戴上了口罩，但总体而言没有什么可说的。

现在让我反思为什么早期我会如此忽视那一切时，我会想到，第一，自己对大流行缺乏认识，而这是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早就警告过的事情。第二，我长期对新闻持一种抽离的态度，不太想让它影响到我的生活——这样做当然有利有弊，但是就这一事件来说，弊端尽显；第三，也是我最不愿承认的一点，便是我还是对来自官方的信息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信任。

同样的后知后觉也发生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时，我惊呆了，尽管各种传言和警告已经传播了一个月之久。2022年末浙大封校前夜，虽然我知道可怕的事情即将到来，但我还是没想到它会发生在第二天。而它的原因并不是后知后觉，而是麻木和疲惫。

抵制变化也许是人的本性。根据各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蛛丝马迹做出超前判断和行动，或许并不是人的本能反应，但它的确是一种能力。在投资领域，许多成功人士便具有这种能力。超前判断当然不能确保每次都猜对，但如果猜对获得的收益大于猜错付出的成本，那就是值得的。

那三年

所以，那三年带给了我何种影响？它让我失去了什么，或者获得了什么？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它需要非常深入地回顾过去三年的体验。

棘手的一点是，我一直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试图把疫情对我的影响降到最低。我一直不喜欢戴口罩，除非有人检查，否则能不戴就不戴。尽管通常来说，管控会压抑社交的进行，但是我2022年下半年有意主动组织社交活动，这让这一段时间成为了我的社交最频繁的时间，并且也从中收获了极大的快乐。

我检索了这三年写下的日记，“疫情”这个词只出现过一次。那是2021年10月，我过去的一位老师要来浙大开会，本来以为能见面，但是由于“疫情”缘故会议改为线上。“病例”这个词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被取消的旅行，一次是浙大封校。

看起来，一谈及疫情对我的影响，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如何克服这种影响。这给我谈及影响本身带来了困难。另外，疫情本身的确不够定义大多数人过去的三年。对我来说，这三年也是读博的三年，以及开启自我成长之旅的三年，后两者跟COVID-19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绝对无意否认疫情的重要性。比如对我而言，疫情对我的人际关系显然造成了坏的影响，而这也是一种普遍体验。

许多建筑和公园只开一两个出入口，大学校园也不再开放，不停地扫码测核酸，公共场所的人大量佩戴口罩。过去三年，我没有在地铁里看到哪怕是一个人的长相。而这的确带来了一些独特的问题，比如豆瓣crush组经常出现一些帖子，一些女子声称自己被戴着口罩的男生crush到。这大概相当于一个人觉得戴着口罩的蒙娜丽莎很美。一个人坚持在公共场所戴口罩，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此人抗拒与他人的交流。

我读过《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精湛的随笔，叫What I Learned When My Husband Got Sick With Coronavirus（我丈夫感染冠状病毒时我学到了什么？），这篇文章发表于2020年3月24日的第一波感染潮，那时没有疫苗、特效药和检测，而且还是原始毒株。可惜，我没有类似的亲身经历，从而并不清楚它会对我个人的历史记忆造成何种不同。当我想起疫情三年时，浮现的东西都是健康码、行程码、打卡、核酸、防护服、隔离、清零、封城、中医，而不是疾病本身。这是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非常不同的地方。而且民众对封控措施的忍耐度很强，不像许多欧美人希望尽快走出疫情。于是，“白纸运动”的忽然出现让我倍感惊讶，而它带来的后果更是让我瞠目结舌。

我听一位朋友谈起过她去新疆旅游，在那边赶上疫情，一路一波三折回到家中的经历。在最后一段路程，是她父亲托关系找了一辆救护车把她从另一个城市中接回家——这让我想起那个战后从西伯利亚战俘营一路逃回德国的德军战俘——如果她能把这段故事写出来，那一定十分精彩，但可能也会感到辛酸。至于我自己，相信已经在封校的记录中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事。尽管事后的回忆会给人一种有趣的外表，但恐怕很少有人愿意再来一次。一些特别的小型具体经历会给这项记忆工作带来一个很好的入口，相比之下， 直接谈论这三年更为困难，而这适合那些善于思考和感受的人。

上海封城是世界历史上的空前事件。规模如此之大，有如此多的人参与或卷入其中，而且居民素质显然位居全国前列，但具体的个人究竟体验到了什么，却很难找到好的讲述。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不知道的还会以为那是一片文化荒漠。

如果没有负责任的媒体来推出一个集体项目，很多故事便不会在历史中留下踪影。作家方方在早期做出了一个表率，但后来似乎并没有其他人提供可以相提并论的佳作。当然，这件事本来就不能依赖个别作家的连载，而需要广大的“普通人”提供自己写作的单篇文章。媒体能够激励更广泛的创作，因为只有一定的奖赏才能促使普通人愿意付出回忆的代价和写作的辛劳。但现在似乎没有媒体来做这件事。

尽管我期待人们能“活在当下”，回归正常生活，忘记过去的不愉快，但这并不是有意的遗忘，而是个人过一种存在性的生活的必然取向。但从集体层面来说，遗忘是可耻的，而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