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询问一位朋友毕业以后的安排。她说自己打算先去深圳当几年老师，然后再回到位于山西的老家，跟男朋友一起开一家超市。他们都是山西人。当时听到这个回答，我惊讶不已：“你可是XX大学的本科和硕士，毕业后就去开超市？”
我刚认识她的时候，跟她打过几次打台球。有一次，她说她要“清杆”了，于是还真的把剩下的几颗球英姿飒爽地一次性敲进了袋子里。
她的确是一个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冷淡的人。有次，她知道了我认识她的一位同学后——这位同学是一位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便评价道：“他太迂腐了。”有一年，清华大学有位女生在网上揭露一个男生在食堂摸她的臀部，扬言要让他“社死”。我跟她聊到这件事，她说，那个女生不过是为了引起男生的关注，让别人知道她是有吸引力的——“我是女生，我知道她怎么想的。”她现在还在深圳当老师。对于我的同龄人来说，现在就当家庭主妇的确为时过早。不过，我的确认识曾经在一家技术巨头工作，如今在当家庭主妇的人，并且我非常尊重她。
我出生后所置身的社会是一个默认男女都要工作的社会。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主动选择去当家庭主妇，那会是有些不寻常的。首先是生活成本的问题。在几十年前，只需要男人工作便可以养活整个家庭，而在今天则这种事情则难以想象，尤其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多数年轻人。其次才是观念的问题，即男女平等观念渗透到社会层面，家庭中的男女双方都应该工作。
很可惜的是，历史仿佛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女性大规模进入职场后，生活成本同时也提高了。以前一个人工作便可养活一个家庭，现在两个人工作并没有带来在此基础上的两倍提升。最近五十年，女性在从家庭进入职场的同时，女性的幸福感整体下降了。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现在的家庭主妇的幸福感仍然高于职场女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家庭主妇都是很少比例的。
不仅是女权主义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当代人都对家庭主妇的幸福觉得很陌生。它的确是存在的，尽管它不符合女权主义者的价值观。
今天，假如住在大城市，家庭主妇主要存在于丈夫收入特别高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对现在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是无缘的。我的那位朋友想要开超市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当家庭主妇的一个变体，但毕竟不是真正的家庭主妇。家庭主妇这一选项，只是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少数幸运儿面前。一旦可以考虑这一选择，一般来说物质财富对幸福的影响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不过，我们暂且抛开这一议题的物质条件，来思考在21世纪当一个家庭主妇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对于男人来说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可以当“家庭主夫”。
丹尼尔·M·海布伦是圣路易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研究的方向是人性与美好生活之间的联系。他在一本书里提到：
就我自己来说，我能想到的大部分美好人生都属于平凡度日的普通人。（不过仔细想来，就算最普通的人生也十分精彩。）事实上，美好人生与成就和名利之间或许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名垂青史的伟大成就一般都要求当事人一腔热忱、心无旁骛，牺牲掉更多美好人生的基本要素，比如家庭关系等。我遇见过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在各自的领域硕果累累。但他们中不少人为人举止并不惊艳，我绝对不会羡慕他们的家人。
一位用自己的洞察力、敏感、智慧、耐心和机敏守护家庭几十年的主妇可能很容易被世人忽视，但比起伍尔夫、维特根斯坦、梵高和海明威，我更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活得像这位主妇一样。我们这些旁观者清的人当然要庆幸有这些伟大的历史人物为后人留下可以享用的文明果实，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想像他们一样生活。
《幸福》（牛津通识读本）——我给这本书写过书评
你愿意做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位杰出的作家因为各种心理问题而自杀——方法是在自己的口袋里装满石头，把自己沉入河底）还是一位家庭主妇？你愿意你的女儿做哪一种人？
假如时钟拨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现在一个人工作又可以轻松养活一个家庭，你去不去工作对家庭幸福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你愿意做家庭主妇吗？
也许，一个人在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对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回答。我曾经想要做伍尔夫，但是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家庭主妇”——当然，这个说法对于我的意义主要是，过去的我希望能开创一番事业，但是我越来越发现自己还没有“打扫好自己的屋子”（借用乔丹·彼得森的话说）。开创事业的想法依然存在，但是我会清醒地意识到它对美好生活的代价，并且我会做出好的选择。我认为这是成长的一部分。
重要的是，当我们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要去管他人的眼光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是完全地遵从自己地内心去做出决定——我深知，对于许多当代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一旦我们打开了思维，便会发现一些当代人对“婚女”和“娇妻”的污名化是一种虚伪和恶意的行径。我的一位朋友，现在读大一，每天要在社交动态发大约三次她和男朋友的“恋爱日记”。（当然，她的动态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权限”看到）的确有人直接攻击她，但她在动态里进行公开反击，然后继续她的每日生活。她曾经凌晨两点还顶着惺忪的睡眼，剪她和她男朋友的视频。没有人怀疑她的幸福，而且她的幸福没有妨碍到任何人。那些攻击者的行径显然是出于恶意。
当然，工作有其自身的问题，而家庭主妇也有。而后者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无聊。如何缓解无聊当然是一个技术性问题，20世纪上半叶和19世纪的许多家庭主妇们对此很有经验。更重要的是，无聊会比工作带来的问题更严重吗？另外，由于丈夫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便可能在亲密关系中拥有更高的潜在权力。而且，丈夫在取得这种权力也付出了代价。同时，如何进行家务分工这一当代问题也不再重要，因为分工不再体现在这里。权力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这种权力，尤其是如何把它运用到好的地方，而这同样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
虽然21世纪在物质条件上不是一个可以让家庭主妇成为普遍选择的时代，但是毕竟存在着诸多变体，比如我想跟男朋友开超市的朋友，以及每天在社交动态晒三次恋爱日记的朋友。老实说，面对各种流言蜚语，这样做并不容易，而我相信她们确定这就是自己走向美好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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