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正坐在我的宿舍敲击机械键盘，清脆而短促的声音虽然像以往那样回荡在房间内，但这次我明显感受到了回声比以往更空旷。我的室友已经毕业，并从学校离开了，房间的一半变得空空如也。更为空旷的回声是真实的，还是我的心理错觉呢，因为我意识到我的身后是一片虚无？
除了在美国交流的一年，我几乎没有独居的经验。从初中以来我便一直住集体宿舍，从中学的八人间（未必能住满），到大学本科、硕士期间和博士生第一年的四人间（同样未必能住满），再到博士生期间的两人间。美国那一年的生活，在相当多的方面都是崭新的，其中之一就是忽然过上了独居生活。按道理说，只要不是待在军队、监狱或者血汗工厂，对于成年人来讲，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而不是被迫过集体生活。
不过，在回国以后，我想念美国的很多东西，不过却极少想到独居生活。这似乎取决于室友本身的情况以及自己与室友的关系。如果我跟室友关系平平，并且明显感受到我的正常生活受到了干扰，那么我肯定会想念那年的独居生活的。而实际情况是，室友的存在让我的生活得到了促进和提高。不仅如此，他是我有生以来最好的室友。
他在临走前告诉我，在浙大紫金港的这四年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四年，而且他在毕业后发的社交媒体动态上也是这么说的。——用比较学术的术语来说，我认为他的这个感想更接近生活满意度，而不是情绪福祉。——这不是说他这四年可能没有其他时期幸福，而是说他的感想是掺杂了认知因素和记忆因素在里面的。这跟我说我在美国那一年是我人生最幸福的一年不太一样，因为我的这一感想没有掺杂认知因素和记忆因素，而仅仅是评定了情绪福祉。
每个人评定某个时期有多美好，这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但如果从最一般的角度和客观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本科四年应该是每个人最美好的四年。如果你自己并不这么认为，这可能有两种情况，要么是你觉得自己没有把自己的本科四年过得很好，而这是一种遗憾的情况；要么是本科四年也的确美好，但是随后遭遇了更加美好的时期，而这当然是一种当然令人欣慰的情况。
一般来说，读博的生活要比本科时期的生活狭隘和枯燥很多，因为一个人需要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狭小的领域之中，同时又面临着在学术界生存的各种压力。这并不是一种丰满的生活。我的一位同样今年毕业的同学便是这么认为的，他觉得这四年自己过得跟“狗”一样。据说，我们这个只住博士生的宿舍楼的宿管曾说这栋楼里没住几个“正常人”。我相信大多博士生的想法更接近我的这位同学，而不是我的室友。
生活在这个时代，一个人要找到一个专业领域让自己生存下来，但同时也要认识到这种过度专业化可能也会让精神变得偏狭，所以一个人也应该努力提防这种倾向，寻找一些可以不断重塑自己的精神完整性的办法。掌握一门或几门艺术是很好的办法，因为美作为一种较高的精神表象可以提供人的灵魂所需要的精神完整性的来源。
那么我是如何看待这几年的生活的呢？我现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虽然我跟我室友和我的那位同学同时入学，但我要延迟毕业，所以没有跟他们一起离开。实际上，除了我，我所在的专业的所有人都已经离开了，我现在是该专业在浙大的最后一人。
我从我室友身上学到的是，虽然个人的先前经历很重要，但是观念的认知调节也很重要。你是怎么看待生活的，生活也就有可能活成你想要的样子。读博是苦闷的，但居然还有人可以把在此期间的生活过得美好，而且据说是人生最美好的时期，这一事实肯定会让大多数博士生感到惊讶。
2022年底，我在浙大过着一种无限地等待着离开的生活；而现在，另一种我没能离开或者本应离开的生活又开始了。这样的生活是伴随着杭州的雨下得没完没了的梅雨季而开始的，而这种氛围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这种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对此还一无所知。而这也可能是我作为学生的最后一年，对学生时代以后的生活，我更是想都没怎么想过。从客观角度来说，“加时赛”肯定不会比本来的比赛时间更好，这就给观念的认知调节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我身边的很多人对我所寄予的期望要高于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期望。虽然我的自尊水平不错（这是我过去三年的自我提升行动的结果），但我对自己的才能在身边人所处的等级有清醒的认识。有趣的是，我时而发现身边许多人对我的评定要高于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评定。每逢遇到这个时刻，我都感觉有些惶恐，害怕自己有违这种期望。最近，我所担忧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因为我没有通过一个奖学金的面试，在10进7的面试中，我是那可怜的三个人之一。那段时间，我都不好意思走进学院大楼。
不过，我觉得我辜负的期望是来自本来看好我能通过的人，而不是面试者们。在走进面试场的时候，我马上就已经意识到——我是专门研究这个的——那群面试者们不仅没有办法识别出一个人的真正才能，而且如此众多的面试者，这会让他们受到“劣币驱逐良币”的集体心理的影响。真正的创造力在这里是不受尊重的，而经常被视为稀奇古怪之物被忽视、被淘汰甚至被惩罚。他们喜欢标准的、格式化的、不逾越的东西。这种现象在学术界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我对此是很清楚的。许多人说，”板凳要坐十年冷“，这其实表达就是喜欢死工夫而不是创造力。
据说，怀才不遇、不被皇帝赏识，是中国古代文人作诗的一个重要主题。而我们现代人则能够意识到，一个人的才能如果超出了平庸之辈能接受的范围，那么就不要指望自己会受到赏识，至少相当一段时间内是这样。音乐家门德尔松要在去世大约一百五十年后才被发现。叔本华说，自己到了老年的时候终于被看见了，就已经能够感到满意了。
噢，我在谈论这些的时候，是在说我自己吗？可惜，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肯定没有明确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而且我的确缺乏一些相关的素质，但我肯定在内心深处跟这样的人是有情感共鸣的，而这是我呼吁开办天才学院的原因，也是我致力于研究天才的原因。如果没有人去这样想的话，那么真正有才华的人就不会被发掘出来了。
所以，当我开始过着本应离开的生活，这是双重意义上的：一方面，我现在开始延毕了，而延毕这个词就意味着我本来应该离开了；另一方面，我对学术界的不满已经日渐加重，而这不仅仅是物质待遇、非人性的考核或者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并不尊重创造力，而创造力是我无比珍视的东西。
那么，这会是美好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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