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校时期的恐惧和希望

一个夜晚，我在宿舍，坐在电脑前。忽然房门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紧张地站起身来，说：“请进。”

一位男生打开门后探进脑袋：“给你们送几瓶消毒液”，他把那些东西递过来，“你们寝室地板太干净了，我就不进来了。”

我舒缓了一口气，说：“噢好，我还以为你是来抓我们的。”

那位男生一边笑着，一边关上门离开了。

室友正躺在床上看他的《追忆似水年华》，笑着说：“有必要吗？”

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宿舍微信群里有人说，过去三天的夜晚都有车开进学校把同学带走。群里有一位同学在被拉走的路上，他说自己是“绿码”，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带走。而我当时是“黄码”。

存在一个“名单”的说法不胫而走。一个人只要上了那个名单就会被重点关注，可能随时会在深夜被带走。是否上这个名单并没有一个可靠的标准。

我对这一切非常熟悉，这不就是苏联或东德的生活情景吗？一则笑话大概是这样说的：

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苏联人谈论“冬夜最幸福的事”。
英国人：“冬天晚上回家，盖着毛毯、烤火炉。”
法国人：“跟金发辣妹一夜浪漫，隔天早上好聚好散。”
苏联人：“半夜特工侵入你家，把你铐起来，吼著说：‘伊凡，你被捕了。’，你可以回答：‘同志，你搞错了，伊凡住隔壁。’”

当我站在管理学院外面的空地上排队等待核酸检测时，看到的是巨大而单调的红色建筑紧邻着荒野般的树丛，一群穿着防护服的人就在这里给人们挨个检测。像极了事故之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如果想象我们是在检测自己的辐射当量的话。

那场核泄漏事故后，事情的原因成为了一个问题。操作人员严重违规固然不对，但反应堆设计也有缺陷。论坛和宿舍群也在激烈讨论事情的起因。而那位点燃干草堆的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工作的翟老师一度成为师生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在风口浪尖之中，这位浙江大学的“佳特洛夫”（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总工程师）在社交媒体上把责任推给了自己搭乘过飞机的国航。我曾经想过他是否感到良心不安，以至于感到自己很难继续在浙大工作，看来我是想多了。我们宿舍楼里的一位同学去他社交账号下骂他，也有一些同学在维护他。他后来删除了那条动态。

封校期间的一些措施也饱受争议，一些事情可以用混乱和仓促来形容。第一次核酸检测安排在深夜和凌晨举行，很多人听从了这个荒谬的安排，在寒冷的冬夜赶到很远的地方排很久的队进行检测。

但是，这种体验也很罕见。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些自我陶醉和集体感动的动态，诸如“浙大速度”“一夜之间”等等。据说那盏“灿若星辰”灯也打开了，助长了这种气氛。在运动场附近堆积着排队做核酸的人群，而其中有些人排队时不忘带着本书复习。这种景象不仅马上成为官媒炒作的对象，而且浙大学生也把这些照片跟同时期复旦的封校图片拿起来比较——在后者那里，是一群人在打桌游，而不是复习。这种“娱乐至死”的心态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因为这使得人们看不到真正的问题所在。今天有这位翟老师，明天又是谁呢？

我想起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当晚，普里皮亚季镇的一些平民在所谓的“死亡之桥”上观看正熊熊燃烧的核电站和救灾实况。在HBO的电视剧《切尔诺贝利》中，其中一位不明真相的观众还说了句：“真美”。后来这些观众中的很多人因为核辐射而早逝。

第二天醒来后，我发现手机有辅导员在凌晨打来的几个未接电话，想必是催我去做核酸的，但是我选择了睡觉并开启了静音。室友和我这才去做测试。医务人员对我们说：“还好你们今天来，昨晚可惨了。”我问她昨晚是否也在这里，她说没有，她同事在这里。论坛上有很多同学嘲讽浙大的公关能力。

后来的核酸检测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了，但第三次核酸检测匪夷所思地随机安排一些西区人到东区检测（大概是臆想可能发生拥堵）。于是有一些人听从了这个怪异的安排，并未就近检测。

第二次核酸检测后，住在港湾宿舍区和其他校区的同学以及教职工被放走了。当天夜晚，室友和我在校园里跑步，在路过文科组团时看到很多轿车在装载东西，这些教职工就像逃难一样匆忙地准备离开学校。我认识的一位困在紫金港的住在西溪校区的同学也离开了，我不知道她也被困在了这里，我对她说“受苦了”，她说“其实没有”。我和她是德语课的同桌，而她一直对我很冷淡，这次也不例外。

我当时是跟一群兴建银泉宿舍的建筑工人一起检测的。一位工人坐在那里，对翟老师充满怒火，对着一位女性医务人员怒喊：“他一个浙大的老师，为什么要到处乱跑？”“应该吊销他的教师资格证！”——其实大学里没有教师资格证这类东西——我看不到那位医务人员口罩后面的表情，但她似乎什么都没说。一位清洁工因为自己没有智能手机遭遇了麻烦，正在向医务人员表达自己的困境。

很多人经历了绿码变黄码、黄码变绿码这样的事情。不幸变黄码的人，用我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在检测场所会得到“麻风病人”一般的对待。我在第二次检测时也是黄码，医务人员捅了两个鼻孔和两次嘴巴，还问我为什么变黄码了，而我也完全不知道原因，于是她建议我进行申诉。于是，当天晚上，我变回了绿码。我的一位朋友，在封校后第四到五天被带走了，现在她还住在酒店里。这件事对这些人来说还没有结束。所幸对于学生来说，隔离是免费的。

不过，整个封校期间，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校医院附近的花坛，这些花坛被当作边界墙用，但是高度不高，人们可以很容易地隔着花坛进行交谈。这里发生了两件浪漫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我室友的一位同学及其男朋友会在这些冬夜里在这里弹吉他唱歌，一些人站在校内，而一些人站在校外。有时候他们会被保安驱散。在一个夜晚，他们唱了Oasis的“Don’t Look Back in Anger”：

I’ll gonna start the revolution from my bed
所以我要从我的床上开始革命
‘Cause you said the brains I had went to my head
因为你们说我的思想已经来到了我的头脑
Step outside the summertime’s in bloom
外面夏日的花香馥郁
Stand up beside the fireplace
仿佛站在温暖的炉火旁

如果你听过这首歌，并联想到封校时期的情景，你会感受到它的精神所在。

第二件事是，在花坛那里，人们经常能看到情侣隔着花坛交谈，而且校内一侧大多是女生。爱着这个世界的人，看到这样的场景会感到欣慰和感动。

很显然，花坛边发生的这两件事情使得整个封校都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假如真的有病毒的，病毒就已经在这里传播了。但这或许并不重要。其实，从封校引起的惊骇中，这些是为数不多的能让人看到希望的事情。从这种希望中，我瞥见了另一个世界。从这些黑暗时期的灰烬中升起的，是人性的闪耀光辉。这些是在这场灾难中，我特别愿意铭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