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清零

“大家要想一想，如果疫情在下一个月到我们这儿，我们该怎么办？”在一次社交聚会中，一位同学脸色凝重，这样问在座的其他同学。大家陷入了一片沉默。

“我已经麻木了”，过了一会儿，另一位同学这样说道，“如果我在那栋楼里，把我烧死算了。”他指的是11月24日晚乌鲁木齐一座高层居民楼发生的火灾，至少有10人丧生，据说直接原因是当地的封控措施耽误了消防队的救援。同时，清零策略在许多地方已经呈现出难以为继的状况。这场灾难正在点燃人们在COVID-19三年之中绝望而沉闷已久的情绪，许多人感到事情已经进入到转折点。在乌鲁木齐事件的刺激下，11月26日开始，全国各地都出现不同形式的抗议活动。

虽然杭州在当时还没有多少病例，但这样的相对平静状态不可能持续下去。当时我们所处于的防疫阶段是，每72小时做一次核酸检测，否则健康码会变色，然后哪里都去不了。在Omicron被发现之初，我就意识到这种病毒是不可能被阻挡的，而阻挡这种病毒的尝试将会导致惨痛的代价。在上海封城期间，我已经看到了代价。

第二天，2022年11月27日，我上午醒来，看到一些宿舍楼开始封锁的消息。封校可能就是下一步的事情，但我还是去了古籍馆。根据天气预报，下周可能会下雪，有同学在群里约一起去看“雪西湖”，大家都还没有预测到事情接下来的走向。大约下午两点，我获知了封校的消息。我想到我的室友原计划下午要外出，便询问他是否已经顺利出校门了，结果他还没来得及离开。又过了一会儿，一位清洁工到我所在的楼层跟一位值班老师交谈，这很快引起了一阵骚动——一些同学怀疑这里是否也要封楼。看起来早走为妙，于是我回到了宿舍，还看到群里的同学们在约要不要晚上在大草坪聚会。

当天晚上，一列大巴车队缓慢地开进校园，准备接一整栋宿舍楼的学生去集中隔离。据说，那栋女生宿舍楼的同学进行了持续的抗争，后来她们争取到只是拉走一层楼的人，而不是整栋楼。

大巴车队拥塞着的道路旁，是一个广场，那天夜里，有几百人正站在那里，其中大多数人是围观者。旁边有些人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比如旁边的轮滑社，据说还有一对正在闹分手的情侣。有些人得知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后迅速跑开，或者面色不悦。在核心圈，许多人举着一张白纸。这个场面大部分时间是集体沉默的，因为主题是向乌鲁木齐的逝者默哀，以及表达对三年来封控措施的不满。有一位女生由于情绪过于哀恸而晕倒，好在校医院就在附近。救护人员来的时候，大家为她让开了一条道路。

另有一些人时不时跟他们发生争论。有个人说浙江和杭州控制得很好，而一位参与活动的人则回应说，他得了癌症，而封控导致他无法及时获得治疗。那个来争论的人便默不作声了。在这片混乱的场景中，有个人仿佛游吟诗人，说了很多漂亮的话，还喊了句：“丧钟为谁而鸣？”大家陷入了沉默。

这场无组织的突发的集会在午夜时分被和平地瓦解了。当天晚上，各个学院的辅导员或书记都被紧急动员到广场，其中有些人把守各个路口劝阻前往广场的其他同学。在最终解散时，有一个人很显然是辅导员，她高喊让大家快回去睡觉，因为“明天还要上课”。

但“明天”并没有“上课”。

11月28日上午，我醒来后得知自己的宿舍楼也被封了，所有人都不能出楼。餐饮由学校免费安排运送。在上午11点一刻钟左右，我到宿舍一楼大厅取到了早餐。很快得到通知去取午餐，同时还要做核酸检测。大厅挤满了排队做核酸的人。三年了，拥挤着排队做核酸检测可能导致感染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也许这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当天下午，校内所有楼宇都封闭了。一些宿舍楼开始被整栋地转运去集中隔离点，而那些隔离点大多是条件优越的酒店。我和其他人开始怀疑这一系列做法是不是学校对昨夜的白纸活动的回应，一些辅导员的发言的确指向了这种猜测。

紫金港校区在一年以前经历过一次封校，但上一次还可以在整个校区内活动，但这次连楼都不能出。11月29日上午，我隔壁的宿舍楼也开始转运，他们被拉到了附近的一个城市。据说，几万人的紫金港校区，至少有三千多人被转运走了。各个院系被摊派负责各个宿舍楼的物资供应，这主要包括下午和晚上的额外的零食，或其他东西。许多同学开始在群组或社交动态中晒伙食和物资。一些院系显然在这方面出手阔绰。

我那天收到一个电话，要求我尽快把一份文件送到一家银行。我别无选择，联系了院系的行政人员，希望能特批我出校。她先帮我找到了一位还能在校内自由活动的老师A，又帮我联系了另一位在校外的老师B。我先在宿舍楼把文件转交给老师A，再由老师A在校门口转交给老师B。他们都欣然愿意帮忙，这包括一位行政级别很高的人，平时我根本不会跟这些人打交道。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这样的事情将动用高昂的成本，也让我陷入了很不好意思的境地。许多教职工也被困在了学校里，但他们并没有宿舍，所以他们的处境或许比学生更加困难。而最困难的当属清洁工等后勤人员。

11月30日下午，下雪了。势头一度很大，成为了我在杭州见过的最大的雪。积雪很快覆盖了屋顶和地面，可是这一切我们只能在自己的宿舍阳台看到。西湖的雪景就这样错过了，这是我至今都还没看到过的景象。

在这样的茫茫雪天，发生了三件事。隔壁女博士生宿舍楼忽然发出了一阵快乐的欢呼，原来是她们宿舍楼所负责的管理学院给她们每人赠送了一件市场价八百多的羽绒服。传来了江泽民去世的消息，这个消息跟杭州的雪天十分相配，不过在这个节点我们也无暇顾及它的意义。我们还看到了广东、山东等地尝试“放开”的消息，而它们真的会是“试点”吗？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早在半个月前，石家庄就已经有这样的消息了。

12月1日，继续下了一天的雪。在这几天，生活维持着固定的模式：早上起床后，先是下楼做核酸取早餐；中午等待午餐送到楼层电梯口；下午还有一次零食运送；傍晚等晚餐送到楼层电梯口；晚上或许还有一次夜宵供应。一切都是免费的，所以抱怨饭菜之难吃似乎颇不地道。这期间领到的各种物资，往往在结束封控一段时间后才消耗得完。有些物资是学校统一给的，有些物资是楼栋摊派学院给的，有些物资是自己学院给的。不幸的是，室友学院给他发送的物资被随意放在一楼大厅，让别人给拿走了。许多人像我一样，在这样的状态下根本无法认真投入工作。

这样的生活是一种应该去抱怨的生活吗？我在群里目睹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有人管吃管喝，隔离的同学还有免费酒店可住，这还有什么要抱怨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清零这样的对付Omicron的模式，以及动辄把人关在楼里这样的行为，是对人的自由的侵犯，在科学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在经济上也难以为继。后一种观点的确是一种更高的观点。我看到有个人在群里嘲讽那些晒伙食和物资的人：“被封了还感恩戴德。”但是在禁足与馈赠并济的措施下，人们普遍并没有什么斗志。只要把人都关进监狱，就不会有抵抗了。学校的官方媒体出现各种关于“静下来”“慢下来”“全力以赴”“双向奔赴”等之类的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封控宣传文案，这些话语我们已经听了三年。

同时我也想到，这些免费的供应几乎是一种“特权”。因为社会人士在遭遇同样的事情时，几乎不可能获得相同的待遇，尤其是那些被关进方舱的人。这样的特权使我无法完全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而且这显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

12月2日，有传言说杭州东站取消了“入杭报备”，发这个动态的人说自己“见证了历史”，但紧接着官方对此予以否认，说这只不过是人流量太多的应急措施而已。可见，当时杭州市并没有打算改变政策。

就这样到了12月3日。各种小道消息显示，解封在即，而这几天校区内并没有新增病例。当天晚上，官方通知出现了，先是12月3-4日解封各个宿舍楼，但划定了几个校内区域不可相互流动，随后12月5日解除区域封控，最后再于12月8日解除校区的封控，回归“常态化管理”。

12月4日中午，我所在的宿舍楼解封了，但是当天还不能离开划定的校内区域。这意味着，这次涉及到几万人的清零行动成功了，但还没有结束。有说法认为，校方为此付出的直接经济成本达到了1亿多人民币，而所有人为此付出的精神成本更是无法计量。当天晚上下雨，我走到自己所处区域的边界，看到两位保安打着伞，孤寂地守卫着一道“柏林墙”。

12月5日，校区内各个区域之间的封锁被解除。晚上，我和几位同学在一个教学楼碰面，一起喝酒聊天，发现偌大的校园没有一丝生气，连人影都见不到几个。这几天，食堂只允许打包，不允许堂食，但总是很多人挤在一起打包，所以这条禁令便没有什么意义。

又一次，一条令人不安的小道消息传来：据说12月8日恢复常态化管理，并不意味着回到从前的半开放状态，而是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无论是出校还是入校，都要分别经过行政人员的严格审批。由于这一说法得到了多个消息源的印证，校内论坛上哀怨冲天。与此同时，12月4日，杭州市终于也追随了广州等地的步伐，出台了防疫的“优化”措施，取消了常态化核酸检测，进入公共场所也不再扫场所码，但依然会查看健康码。这就是所谓的“新十条”。事情开始走向另一个方向。

这时，来自浙大师生和杭州市的压力，显然使得学校领导层处于一种十分被动的位置。12月5日，在政策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各个院系辅导员开始敦促同学们尽快返乡，而其中一大理由就是学校在解封结束后将无法自由进出，而是要从严审批出入。而且，一旦返乡就不能再回来。许多人感到，既然校园现在是一座监狱，那么为什么还留在这里呢？——当然，过去三年校园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是监狱了——于是，许多人便听从了号召，提交了所谓的“改变学习场所申请”。但我的灵魂属于校园，是不可能就这样被轻易吆喝走的。

诡异的不确定性的气氛持续到了12月7日，即在校园清零完成后预定恢复常态化管理的前一天。所有人的神经都紧绷着。那天我预感到事情即将发生急剧变化，提醒家里人准备布洛芬，但他们没有预料到后来事情的发展，什么都没有准备。

中午，国家层面的“优化防疫十条”出台了，其中一条涉及校园，它要求没有疫情的校园要正常开展线下教学活动，所有设施都要正常开放。到了这里，事情便不再有悬念。我在校内论坛发了个帖子，根据“拉低曲线”原则给管理层提出了防疫的建议。后来我们知道，白纸运动是导致政策转向的直接原因。

当天晚上，校方终于公布了次日以后的管理办法——“12月8日-10日”恢复到封校以前的常态化管理措施，也就是只有要72小时核酸就可出入校门——原本已经板上钉钉的更严格的管控措施并没有出台。

然而，“8日-10日”意味着这只是一个临时的策略，校方仍然在谨慎地观望。从12月8日开始，学校这次动态清零才真正结束了，因为防疫措施恢复到11月27日开始清零以前。8日当天，我去学校外面买了一杯奶茶，这是我封校以来第一次走出校园。9日，我和几位朋友到外面一家餐馆吃饭，食客很多，我们排了近一个小时的队，而餐馆员工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站在门口查看人们的健康码和行程码，我感到很不适应。我曾经有一次因为核酸过期，被一家餐馆拒绝入内。

政策的转向已经日趋明朗化，而我觉得这一切都有些不可思议。12月10日，校方通知了11日以后的政策，进一步取消了对核酸的要求，校园的管理开始跟杭州市的政策和“新十条”同步。

那天，我去拜访了两位老人，离别时嘱付他们注意身体，因为感染大潮即将到来。分开后，我在校车站等车时跟一位同学攀谈起来，他刚去校医院采购药品以预防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他没有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只是被药房塞了一堆边缘性的药品。没过几天，有传言说校内便又出现了阳性病例，但是人们现在对此已经漠不关心了。无论如何，大家都感到封校在心理上是不再可能的事情，但线下教学活动再也没能恢复。

许多人为这种反复无常的状况做出了牺牲。我的一位朋友在封校以前就因为被判定为“密接”被送出去隔离。她的隔离结束后，校园正处于清零的白热化阶段，她没法进来，于是选择回家。在学校的清零成功后，她试图返回校园，但不得不根据当时的举棋不定的要求，先在校外住几天。那时正处于政策不确定性阶段，她感到回到监狱一般的校园并没有意义，于是又辗转回家了。只要她再坚持几天，事情又是另一番模样。

一位同学打算在圣诞节向她心仪的女生发起“表白攻势”。但是他的女神响应了辅导员的号召，早早就回家了，而他自己也很快会回家。许多人将无法在这个重要的日子见到自己的心上人。他提出把礼物寄到她家里。据说，她的回应是：“好意心领了。”

当人们在清零结束终于可以走出校门后，步入了一个已然不同的世界。前几日还要被迫排队测核酸并祈求没有阳性新增，现在无需健康码便可进入公共场所。顷刻间便已物是人非，以至于人们很快忘却了那场“最后的清零”。历史记忆变得模糊，不仅会有时间的关系，也会有时代变化的节奏的关系。

临近期末，本来应该热热闹闹的校园，现在已经难觅人影。结束清零后不到半个月，就至少有一半人在感染海啸中感染了Omicron。我原先设想的“拉低曲线”策略及其实施方案，让位给了放任不管。辅导员建议大家在宿舍休息，而他们眼下也做不了什么，因为行政人员也大多感染了，所以办公室陷入了瘫痪。有些同学决定返乡的意图是害怕回去太晚会把病毒带回家中。但是，“干净地”提早回到家中的人，或迟或晚也会连同家人一起被感染。眼下，许多人正在Omicron带来的症状中艰难度日。

人们没有力气去追问这场最后的清零的意义何在，因为沉重的命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