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大约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中国人如今面临着一个再度浮现出来的课题：如何在一个经济低迷的状态下生活？在这个普遍的缺乏信心的时期，人们不仅继续受到医疗、教育和住房这所谓的“新三座大山”的压迫，而且有些人还咎由自取地选择了臣服在另外三座大山的压迫。这三座大山分别是体制内、不出省和相亲，相比于显性的“新三座大山”，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三座大山是相对隐性的。
内部原因：怠惰和怯懦
这三座大山的压迫，在我看来，基本上是人们咎由自取的。因为从理论上说，一个成年人是完全有能力让自己不受这三座大山的重压的。是人们自己选择了它们。虽然他们可能受到了父母的劝告、利诱甚至威逼，但父母们毕竟没有资格决定成年子女的人生选择，而只有子女们自己为自己做出决定。虽然他们肯定感受到了最近的社会风向，而这些风向尤其体现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之中，但他们的人生规划肯定是要按照自己的本性来做决策的。
那么，体制内、不出省和相亲也是几种选择吗？就像有些人选择进入互联网企业、有人选择到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生活、有些人坚定地同自己的浪漫伴侣走入婚姻？我认为并非如此，与其说体制内、不出省和相亲是几种选择，不如说它们是放弃了选择的表现。人生如此复杂，而扛起自我责任如此艰巨，独立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如此困难，不如去过自己父母给自己安排好的道路，这样是多么地轻松和惬意。什么选择都不用做了，既逃避了自由，也逃避了幸福。毫无疑问，这是怠惰和怯懦的体现。
我在《江浙保守主义》中也对弥漫在江浙地区的保守主义心态背后的心理机制有过讨论，而这种心理机制简单来说就是不思进取。当我这么说的时候，肯定有人认为我这样一个“站在高处”的人不知民间疾苦，正对自己不理解的别人的生活来指指点点。不过，我在这里基本上只是照搬了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对”受监护的人“为何选择受监护的论证而已，而这种论证并没有什么问题。而那些反对这一看法的人，很有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自己人生的责任。
当然，不是说所有进入体制内、不出省和相亲结婚的人都是出于怠惰和怯懦来这样做的，毕竟个体之间的差异非常之大，每个人有自己的情况，但这三座大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则几乎肯定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怠惰和怯懦的心理困境。
外部原因：父母的压力和地方性因素
虽然是中国年轻人自己选择了这三座大山，但也有一些势力在他们背后鼓励他们这样做，其中一个势力就是他们的父母，另一个势力就是地方性因素。
许多人在走向三座大山时都伴随着父母们的唠叨、劝告、利诱甚至威胁。为什么父母们要这么做呢？有些父母的动机似乎是善良的，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自己不用过得很累，而自己可以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于是，体制内的工作可能不是很辛苦；而子女们在自己身旁生活的话，自己可以做得更多；子女找不到伴侣，自己也可以帮忙解决。当然，有些父母只是从心理上单纯地希望自己的子女距离自己更近，这样可以更频繁地相见。
而更多父母的动机是功利性的。他们希望子女在身边，以为自己的生活提供帮助。虽然养育孩子可以被视作人类最普遍的无私行为，但遗憾的是，这种理论在许多中国父母身上似乎都不奏效。“养儿防老”这种可耻到令人发指的观念弥漫在从老年人到最年轻一代父母的心灵之中，在他们看来，他们生儿育女的主要目的就是给自己养老，而子女自己的人生则是次要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智能手机为父母对成年子女的继续的精神控制提供了绝好的途径。由于人不再有线上和线下之分，所以父母和子女之间可以通过即时通讯软件在云端死死地捆绑在一起。无论子女走到哪里，父母都可以通过手机进行全方面的关怀。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我跟父母的唯一联系方式就是学校里的公共电话，只要我不打电话，就没人找得到我。这时，在外求学的人就可以不受干扰地经营自己的生活。有了移动互联网，父母对子女的控制的触角便无限伸展了。
我们还要考虑地方性因素。在《江浙保守主义》中，我已经对浙江地区的情况有过讨论。不过就保守风气来说，在全国范围内，浙江似乎不是最突出的。整个东北地区和山东地区的上镜率要高得多，据说在那些地方，营商环境糟糕，女性地位低下，而且体制内和体制外已经不再通婚了。要论彩礼，全中国又没有哪个地区可以跟江西相比。这些地方性因素都是负面的，一个出生在这些地方的人要具有充分的反思意识和执行能力才有望突破这种束缚。最近，我听一位来自湖南的朋友说，即便是在今天，在湖南，也只是没有出息的人才会去体制内，而能干的人都去私营企业了。这是我十分赞同的观念，而这也是一种积极的地方性因素。
我自己来自四川，但我很难把握四川的地方性因素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而且成都和”外市“之间似乎有明显差异。成都的一个著名身份是Gay都或者LGBT之都，因为这里似乎有同性恋男士的大量存在。由于成都和伦敦的气候相似，而伦敦也享有类似的称号，所以有一种民间理论认为这种现象背后可能有气候的因素，尽管这种相关性几乎肯定无法得到实证支持。那么，这是否说明成都是一个相对进步、开放和包容的城市呢？我自己很难对此做出回答。不过，的确有很多客观证据指向四川要比浙江更加进步和开放这一结论，而我与大量四川人的交往经历也能够印证这一点。
体制内
据说在十年前，年轻人不愿意当公务员，因为机关“钱少活多”。过了不到十年，风向就发生了逆转，考公或考事业编成为了许多人的第一选择。这是为什么呢？人们提供了很多解释，而近几年最流行的首要解释就是日渐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由于任职于私营部门会带来越来越多的不稳定性，而且经常无法维持工作-生活平衡，薪资也并不如人意，于是体制内就忽然成了一个值得追求的职业。
这个景象其实并不让人感到陌生。勒庞在《乌合之众》里已经预见到大量法国年轻人争抢公务员职务的后果：
国家通过各种教材，制造出那么多有文凭的人。却又只能雇佣其中的一小部分人，自然会让其他人失业。所以，国家只能养前一批人，却让后一批人成为自己的敌人。在整个社会的金字塔，从上往下，有文凭的人今天都在抢各种职位。一个做批发的商人，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到殖民地国家去代表他的经纪人，而每当有一个哪怕最低微的官方职位，总有成千上万的人去求职。光是一个塞纳省，就有两万名教师没有工作。他们都瞧不起农村，瞧不起作坊，只有向国家伸手要钱活命。由于幸运者总是少数，不满的人自然很多。这些人可以加入任何革命，不管领袖是谁，是为了何种目的。对无用的知识的获取，一定会将人变为反叛者。
勒庞认为，公务员岗位严重供不应求将会导致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叛乱。不过，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不太可能发生，而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在19世纪末的法国以及整个世界，进入私营部门往往不是值得羡慕的选择，因为在那时候进入私营部门，这往往指的是做小摊小贩、四处奔波的商人或者工厂内的体力劳动者，我们今天所说的企业白领阶层还没有崭露头角。而今天则不同了，往往是最优秀的人进入各个领域的企业，其中许多人在声名卓著的公司里上班，而且领着丰厚的薪水，而这不是普通公务员可以相比的。
第二，维稳是中国的政府治理的首要思路。随着人们对经济的信心越来越低迷，当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奔向进入体制的考试，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往往会扩大招考名额和整个公务员编制，同时也增加整个维稳投入。这样的形势持续下去的结果是任何人都可以预料到的——靠财政吃饭的人越来越多，等着靠财政吃饭的人也越来越多，谁来发展经济？谁来做蛋糕？而税收基础又怎能扩大？只须稍微一想，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这就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恶性循环。有可能你费尽千辛万苦领到了一个”铁饭碗“，但是里面却没有几颗米。在你做了几年公务员或事业编觉得干不下去了，此时想要再转行私营部门时，却发现自己虽然有这几年的工作经历，但其实什么也没有学会。近些年我经常看到媒体文章报道那些从体制辞职的年轻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我们还要考虑体制内的工作的性质。为什么美国常春藤盟校以及许多大学的绝大多数毕业生都没有把普通公务员作为一个职业考虑？收入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因为这份工作在本性上是无聊的。一个普通公务员主要是要跟各种文书打交道。而在中国，普通公务员还有许多特别的事情，比如频繁开会，比如大量没有实际意义的工作，比如跟领导打交道的“艺术”。简单来说，一个公务员的任务就是帮助一个官僚系统来正常运转，所以的行为都是被既定规则规定好了的，几乎不需要发挥创造力。公务员可说是脑力工作中最无聊的。就像一个体格健硕的人不应该屈当清洁工，一个头脑机敏的人也不应该去做公务员。
我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或精神分析爱好者，但我发现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释似乎对公务员群体的某些行为很有解释力。由于公务员的工作是压抑性的，于是他们要在其他地方找到释放，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关于公务员群体的坊间传闻，比如性骚扰、外遇、包养、组团嫖娼、3P、群体性行为和换妻，在KTV找陪唱小姐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闻了，当然，这些传闻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假的，但是很符合人们对公务员群体的某种想象。
不出省
许多人都希望自己未来在本省甚至本市工作和生活。比如，许多四川人希望能到沿海地区读大学，但还是希望未来回到成都工作。而许多浙江人把去外地读大学这个环节也免除了，一辈子都要寸步不离地待在自己心爱的浙江。
许多父母也希望自己的子女未来在本省甚至本市工作和生活，有些具有人脉资源的父母也帮子女在这些地方找工作，也许还帮忙购房。有些父母会时不时跑到小家庭的家中居住，有时甚至如入无人之境。小家庭和原生家庭的边界也因此荡然无存。
我的一位经济学老师曾经给我们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他结婚的时候买房，父母出了一笔钱，这表面上看似乎是白给的，但他父母却因此对装修的风格提出要求，经过一番争执后双方妥协，其中一个卧室按照父母的要求来装修。最后房屋整体装修出来，风格极不协调，整个美感都毁于一旦。他想告诉我们的道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便是来自父母的也是如此。
父母提出希望子女在本省生活和工作的愿望，虽然表面上他们觉得离得近方便相互看望，但这种地理接近也为他们的进一步的对子女的控制提供了方便。小家庭的内部事务和子女的各种私事，他们统统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干涉。只要他们跟子女频繁见面，各种由评头论足引发的矛盾和不和就可能频繁上演。而且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伴侣也可能因为频繁接触形成一种微妙的不和关系。
出国或许是一个例外。虽然留学后回国的很多人也是回到了本省，但以移民为目的的留学以及其他移民方式则让自己彻底离开了中国这个环境。但严格来说，移民又不算是一个例外，因为移民的人彻底离开了中国这个体系，也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以内了。而且，从目前中国的形势来说，移民国外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选择。
当然，从幸福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说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就一定比更换居住地更坏。每逢谈及这个话题，康德本人的生平就常被作为一个例子。但是，一个人喜欢哪种生活方式，这肯定取决于自己的天生的人格，而不是地方性因素。要说所有浙江人肯定都喜欢一辈子待在同一个地方，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所有浙江人都有相应的人格品质，就像浙江人不可能都属于同一个星座。要让我在同一个城市或地区生活30年，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诅咒。
我最近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了他的一个同学的故事，这位浙江男生曾经跟一个成都女孩谈恋爱，虽然恋情早已结束，但这段经历使他得到了对成都这座城市的美好印象，这促使他独自一人前往成都，虽然一个人都不认识，但他决定在这里定居和工作。他的父母当然是坚决反对的，但终归无济于事。我的一位来自东北的朋友也有类似但不那么浪漫的经历，他在厦门读过三年硕士，逐渐喜欢上了闽南地区，于是在浙江读完博士后决意在闽南生活和工作。
成年子女和父母是一种互为“它者”的关系。黑格尔很恰当地说，当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逐渐长大成人时，就是看到一个自我的产物不断地消逝而最终成为它者的过程。而浪漫爱情不同，双方并不构成互为它者的关系，而是在对方那里认识到了自身，并且把自己的自我倾注到对方身上。所以，浪漫爱情中的双方可以形成一个共同体，而父母和成年子女并不能形成一个共同体。父母和子女双方都需要独立的空间才能让自己获得充分的空间来生活。子女只有在这种远离它者干涉的情况下，才能让自己的主体性顺利长成，并继续维护自己的主体性。
在我看来，成年子女应该拒绝父母提出的各种在本省生活和工作的诱惑，优先寻找在远离父母的地方的工作机会——至少在刚毕业的时候应该这样。即便恰好没有这么做，比如一个杭州人在阿里巴巴找到了工作，而且这的确是一个理想的选择，那么这个人也应该努力跟住在同一城市的父母保持礼貌的距离。
一些浙江人也为自己辩护说，浙江已经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了，你让我们往哪里搬呢？而这一辩护在大多数时候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罢了。我们讨论的是一种保守的心态或者迁徙自由，而不是理性计算。而且许多纽约人也愉快地搬到农村去住了。浙江人其实没有认真计算，而是听凭自己的保守心态来做决定，而迁徙自由似乎是不存在的概念。
如果真的要认真计算的话，事情也不像这些浙江人所设想的那样。比如，据说，最近重庆和浙江台州的房价水平相当，而台州作为一个城市其水准肯定是远远无法跟重庆相比的，那么台州人为什么不定居重庆呢？而假如一个杭州人在重庆和杭州找到了相似的工作机会，薪资也差不多，而重庆的房价要低得多，而且生活成本也较低，那么按理来说这个杭州人应该选择去重庆。可让这些浙江人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又会找出其他理由了。
相亲
由于婚姻是大多数人的人生中的头等大事，所以人们应当付出最大程度的努力来把这件事做好。我已经讨论过，如果一个人真的对自己的人生大事负有责任的话，那么这个人肯定要设计和参与它的全过程，而不是袖手旁观，等着别人尤其是父母给自己介绍相亲对象，然后稀里糊涂地就进入了婚姻。
当父母给自己的孩子介绍相亲对象时，这些对象当然主要来自他们的人际圈，比如他们的朋友的子女或者仅仅是点头之交的子女。他们为什么推荐这些人选呢？当然是仅仅是出于父母跟他们的朋友或点头之交的关系，而不是那些人的子女的作为长期伴侣的品质。所以，相亲可视为自古以来的家族联姻行为的弱版本。我想起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些女同学之间经常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以后生了娃，她们就要结为亲家。这虽然是一种玩笑，但的确反映了父母们给自己子女相亲的一种常见动机。
假如一个四川人是在某个沿海省份生活或工作，并且有继续留下来的想法，而父母们拼命给这个人介绍相亲对象，就很有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把自己的子女从沿海省份召回四川。因为，他们所介绍的人必定是出自自己的人际圈子，而这个人际圈子肯定是处于四川的。
进入相亲式的婚姻后，由于双方父母实际上又是这段婚姻的介绍人或媒人，于是觉得自己对这段婚姻的存续似乎有某种义务，于是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联合起来对新的小家庭的事务进行控制和干涉，而离婚是他们绝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于是，即便在旁人看来，离婚是这段失败婚姻的唯一合理的结果，这些父母也要想尽办法劝他们不要离婚。被迫维持一段本该结束的婚姻，这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如果子女没有选择相亲，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浪漫伴侣并且准备进入婚姻以后，许多父母便会有一种受威胁的不安全感。他们对自己找到的子女相亲对象相对宽宏大度，却对子女找到的浪漫伴侣则挑三拣四，甚至阻碍进入婚姻的进程。不是自己找到的人，他们总感觉不放心。这些父母觉得自己拥有婚姻同意权，尽管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这种权力并不存在。
我们应该相信一个成年人有足够的心智水平，可以发现真正适合自己的伴侣。然而，许多人明明很爱自己的伴侣，但是父母对这种真挚的感情毫不在意，反而是故意找出一堆可以拿来嫌弃的方面。我的一位朋友的女朋友的父母甚至怀疑他的学历的真实性。最近我还听说好几个例子，内容都是这样的：有浙江女生谈了”外省“的男朋友并且准备步入婚姻了，但女生的父母坚决反对，而她们决定跟父母撕破脸皮，而事后的结果都是这些父母妥协了。
相亲作为一座大山，一方面是来自父母的压迫，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相亲式婚姻本身的压迫。相亲式的婚姻往往没有以浪漫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幸福，这是一个基于人性的基本心理学定律。只须稍微想一想，跟一个自己没有真实情感的人步入婚姻而强行结为精神共同体，这会是多么令人恐惧的生活。而且，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浪漫爱情所带来的是自由和个人的自我实现，而不是所谓的“桎梏”。大多数人都有进入浪漫爱情的条件，但是许多人却把这样的机会拱手相让了。
结语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对体制内、不出省和相亲这三座大山的论述。与其他外在压迫不同，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主要是人们咎由自取的结果，也就是出于他们的怠惰和怯懦，放弃了自己做选择和努力的责任。当然，我们也考虑了主要的外部因素，也就是来自父母的压力和自己所生长的地区的地方性因素，但这些因素相对而言并不重要。如果出生并成长在社会风气比较开放的地区，这当然是一种祝福。然而，推翻这三座大山的压迫，终究还是需要自己的努力。
有才华的人应该努力让自己进入私营部门工作，特别是那些声名卓著的企业，这样不仅可以真正锻炼自己的业务能力，也可以逐渐给自己的职业生涯打好基础。如果对自己特别有信心并且有风险承受能力，也可以尝试创业。当然，进入互联网领域的吸血鬼行业则应该慎重。为了尽可能给自己主体性的展开留出空间，年轻人应该首先考虑选择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生活和工作，至少坚持一段时间再说，同时跟自己父母保持礼貌的距离。而且，年轻人应该坚决拒斥相亲，而是努力约会，为自己的浪漫爱情而战。只要负起自我责任并付出努力，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三座大山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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