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世界，圣诞节是一个子女回到父母家中看望他们的时机（在美国和加拿大还要加上感恩节），在中国，春节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子女与父母的团聚是共同的主题，不过有一种意涵却是西方世界并不明显的，那就是父母乃至所有更高辈分亲戚对子女的代际控制。我在这里虽然用了“代际控制”这个词，但不是说父母们在主观上有进行控制的意欲，而只是说他们的行为造成了代际控制这一后果。
近些年来，代际控制这一主题已经愈发明显，因为随着中国的人际关系的现代化进程的进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的传统定位逐渐解体，子女正在努力争得自己的人生的自主权。同时，子女自己所意欲或规划着的人生轨迹，往往同父母对他们的人生轨迹的期望相去甚远。尤其是出生在小地方的年轻人，在去大城市走了一遭后，有许多人都没有意愿再回到小地方生活，而且他们的观念世界也跟他们的父辈迥然不同。
我们便处于这样一个宏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中。我在这里并不想重复对这一宏大背景的各种社会结构的分析，而是从更贴近具体和真实生活的人际沟通的角度，来探讨我们当下所处的困境，同时试图寻找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
代际控制
我曾经在YouTube看过一个恶作剧视频，在大学入学季，许多父母带着自己的作为大一新生的子女在校园游览，博主就上前去问那些女儿的父母：“我可以跟你的女儿约会吗？”第一个被询问的父亲举止大方，他说：“我说你可以，她偏不；我说你不可以，她偏要。她做自己的好的决定，我们不担心。”然后他让博主自己去问站在一旁的女儿。这样的场景当然很难在中国出现。
从这一个案我们就可以看出，美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是父母非常尊重自己成年子女的个人选择，而中国文化却并不是如此。中国父母普遍认为自己在子女的人生的战略性决策中具有某种程度的权力。当要问及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权力时，他们可能就会搬出“我们把你养这么大……”之类的话语，言下之意是，抚养子女成人似乎是一桩交易：既然我们把你养大嘛，你就得回报我们。于是，他们就希望让子女在职业、居住地和婚事方面的决定符合自己养老的利益。“养儿防老”之类的说法，便是这种交易型养育观念的体现。
交易型养育观念看起来非常可怕，因为父母对子女的爱应当是无条件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传宗接代”“养老防老”之类的传统观念已经成为了扭曲父母对孩子的爱的重要原因。但谢天谢地，交易型养育观念并不是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真相，毕竟文化只是覆盖在人性上面的一层遮蔽。我认为，至少大多数积极干预成年子女战略决策的父母并不是希望他们回报，而是在心理上对子女有所依恋。由于中国长期的一孩政策，中国父母的心理依恋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然而，中国的父母由于难以表达出自己的依恋感——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这件事——于是对这种依恋感动用了心理防御机制。交易型养育观念和控制欲就是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的结果。
所以，只要我们洞悉了父母对成年子女的无法表达的心理依恋感是代际控制背后的一部分真相，就会发现，中国的父母和美国的父母的区别并不是根本性的，而只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压迫，他们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需要。整个孝道文化都在鼓励成年子女对父母的单方面顺从。
当然，心理依恋感当然没有解释全部情况。像父母对孩子施加的“传宗接代”的压力，主要是来自父母自己面临的同辈压力（“别人都抱孙子了”），而较少真正地来自文化观念本身的影响。其实，就连我们自己都很难摆脱同辈压力，我们又如何去要求那些往往更缺乏反思能力的父母呢？
不过，像传宗接代和追求稳定这类的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的确构成了父母对孩子的代际控制的重要来源。由于往往要等老一辈笃信某种文化的人逐渐死掉，这种文化才能逐渐走向没落，所以这一问题便是最困难的甚至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只有逐渐等待，甚至要等到我们自己老去的那一天。
代际冲突
在理解了父母对成年子女的无法表达的心理依恋感，他们面临的同辈压力，以及他们所遭受的文化影响，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在春节期间父母和其他更高辈分亲戚跟自己子女发生的代际冲突了。
“催婚”是成年子女们面临的第一座大山。同时，有些人知道春节期间回家要被催婚，便干脆不回家了。但在真实世界中，催婚的压力往往被高估了，因为许多时候，只是子女们跟亲戚们坐在一起后，一时半会儿大家没有话题可讲，那些亲戚们便习惯性地搬出这些话题。既然亲戚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那么子女们也没有必要把它放在心上——对于这类伪冲突，我的建议是，大家要从中培养自己的幽默感，以此来应对这类实际上没有压力的催婚。
来自父母的催婚是值得重视的，这些压力并非半心半意。催婚压力的来源混杂着我们前面提到的心理依恋感、同辈压力和文化影响。由于心理依恋感表现为了交易型养育观念（只有成家立业才能更好地回报他们）和控制欲，由于他们身边的同辈人的孩子有许多都结婚甚至生子了（他们把子女的成家立业视为自己人生大事，并成为一种竞争），由于中国文化的传宗接代观念，他们就要对子女叨叨絮絮了。
相亲是所有代际控制中最恶劣的手段，虽然父母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觉得自己只是在善意地帮忙。父母提出的人选往往是自己认识的而且同属自己阶层的人士的子女，这样就可以更好地进行代际控制。假如这样的婚事成了，那么子女的亲密关系和阶层便更加深度地绑定在了自己这一边。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一对父母的女儿在东部大城市工作，而自己住在一个西部县城，而他们给自己女儿介绍的人选几乎肯定也出生于这个县城，同时他们当然认识该人选的父母。于是，即便女儿以后继续留在该大城市工作，那么她跟那个县城和自己原生家庭的联系也因为这门婚事而加强了。
相亲和浪漫爱情的斗争便成为了代际冲突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有些人则只是单纯不想结婚也不想谈恋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时候，父母对子女自己的浪漫伴侣并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主要是来自他们自己的眼光，而没有顾及子女自己的主体性。我曾经的一位朋友到山东去见他当时男朋友的父母，据说那位父亲觉得她对自己不礼貌，便对进一步的进展持消极态度。还有一位高中时期的朋友也见了自己曾经的山东男朋友的父母，而那对父母觉得她“太会玩了”，于是不答应这门婚事。好笑的是，这两位山东男朋友居然这么听自己父母的话，连一点反抗的姿态都没有。
那些希望能自由地展开自己人生的年轻人们，应当尽可能地坚决拒绝来自父母的相亲提议，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遭遇那个属于自己的意义重大的人，同时保卫自己从中进入婚姻的自我决定权。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浪漫爱情和婚姻对于人生自由的重大意义，当两个人自由地通过约会进入浪漫关系并最终幸运进入婚姻，那么他们便构成了一个抵抗各自所面临的代际控制的核心力量，一个无比强大的共同体。单凭自己一个人也许是很难做到的。浪漫爱情对于精神自由具有无限的价值。
我们这里只讨论了“催婚”中的代际冲突，其他话题的待机冲突则可以举一反三，在此不再赘述。
代际和解
代际冲突的理想结果是代际和解。子女对父母的依附、父母对子女的依附、长期冷战甚至暴力冲突，都不是解决代际冲突的好办法，可惜这些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
我曾跟一位从意大利留学回来的女建筑师聊天，她本来在北京有着更好的事业平台和更高的薪水，但是她为了照顾自己母亲对自己的心理依恋感，便回到成都工作。当然，我不是说她做了错误的选择，但是我的确从她的语气中听出了遗憾。
生活在山东、东北地区的人留给我们这样一种刻板印象，成年子女对自己的父母言听计从，任由他们积极干预自己的人生战略性决策。而在江浙地区，年轻人受到严格的门当户对观念的束缚，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
在批判彩礼文化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经指出私奔是一个正当的办法（假如双方的确是般配的一对）——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自己父母或对方父母以彩礼为由来阻碍婚事，那么对待这种恬不知耻的行为的办法便只有私奔。并且，我最终希望这些父母在私奔发生一段时间后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主动与子女和解。
那么，如何做到代际和解呢？在这里我只限于谈及一些原则，而要实现这些原则却很困难。在大多数情况中，这都是因为父母们顽固地坚持自己本来就受限于自身阶层和范围内的认知，缺乏反思能力，从而缺乏改变自己的条件。同时，由于许多父母觉得自己对成年子女的人生战略性决策具有一定权力，那么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上级”，而子女则是“下级”，下级怎么可能让上级相信自己能自由地做决定，并且全部由他们自己来负责呢？更何况，如果要改变一种沟通模式，那么理想的做法应当是双方都投入努力来做出改变，但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中，往往只有子女有能力做出改变。所以，代际和解的难度堪比巴以和解。巴以和解是世界面临的问题，而代际和解是许多中国年轻人各自面临的问题。
第一，做到自我坚定很重要。在涉入代际冲突时，要坚持自己对自己人生的自我决定权，坚定自己的态度，不要俯首帖耳、委曲求全，也不要暂时退让以求片刻宁静，更不要假装认同自己根本不认同的东西。在这背后，一个人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自尊作为支撑。比如，由于我已经积累了颇多反对相亲的论证，所以我对自己的结论相当有信心。每当有人提出相亲的提议，我都可以迅速地做出反应。当我从我的武器库陆续发射出三四发炮弹后，对方差不多也偃旗息鼓了。不过，在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时，人们应该以一种平和和准确的方式来传达自己的意思，切勿表现出攻击性。
第二，如果不能做到平和地表达自己的态度，那么最好暂时保持沉默。许多人的确能做到自我坚定，但是对话迅速发展为争吵。于是，双方的沟通模式就是交谈-争吵-冷战-和平的循环。一旦争吵发生，任何沟通也就不复存在了，因为此时人是被负面情绪主导着的，很难真正理解对方要传达的东西，也很难传达自己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尤其是要记住，不要表达任何具有攻击性甚至辱骂性的言语，如果遭遇这些言语也不要以牙还牙。真正的自我坚定是对自己的态度的信心。要转入沉默时，不要直接就一声不吭了，也不要消极地走开，而是要说“我现在想安静一会儿”“我现在不能谈话”之类的，以让对方知道自己现在的情绪使得自己处于一个无法很好沟通的状态。
第三，保持沉默的时候要积极动用自己的情绪自我调节功能，不要等待时间来摆平一切。自己一个人单独待着就是一种调节策略，这叫做“情况选择”。在单独一个人待着时，可以先采取转移注意力的策略，也就是尝试着做其他事情，比如听音乐也许会有很大帮助。接着，可以采取重评、抽离到第三人称和幽默的策略来进行认知调节。在进行认知重评时，人们可以想到父母面临的同辈竞争压力、文化观念统治下的不自由性以及可能具有的心理依恋感。另外还可以与朋友取得联系，随便聊点什么都可以，即便仅仅是文字联系。在恢复到情绪的基准水平以前，不要再涉入代际冲突。下一次进入代际冲突时，再从第一点做起。
以上是基本的做法，这样当然很难改变父母的观念，但至少可以在大体维持局面的情况下让他们不断认识到自己的主体性，不断地接触到自己的想法。由于春节假期顶多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在这一个月坚持下来一般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年子女应该尽可能生活在一个远离父母的地方，这是避免冲突的最好办法，并且对双方的幸福都更有益。在美国的年轻人中流传有这样一种说法：“自己租房，你负担房租；跟父母住，你负担精神健康。”在尊重成年子女自我决定权的美国尚且如此，中国的成年子女就更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假如一个人出生在武汉市，在中国其他大城市或者出国读了大学，那么这个人倘若选择武汉作为未来生活地点，那么就让自己处在了自己父母的影响势力范围之内，许多没有必要的冲突便有可能在全年的任何时段发生。
还有高阶的做法，而这些做法就连我自己都还没有做到。高阶的做法要求子女能够冲破父母的心理防御机制，以求抵达他们内心深处，并且共情地理解他们。然而，中国父母绝不会轻而易举地展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所以，子女必须要有天神级别的沟通能力才能做到这一点。马歇尔·卢森堡在《非暴力沟通》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沟通法，如果说人们在对自己身边人运用这种方法时很难，那么对自己父母和其他更高辈分的亲戚运用它就简直不可想象了。不过，卢森堡在书中的确给出了一个华裔美国人对自己父母运用这个方法的例子。
结论
这篇文章没有像通常讨论这一话题的进路一样着眼于社会结构，然后自以为理解了宏观大势，借以此表达自己的无力感，而对自己身处的困境没有任何帮助。我希望能从人们所身处的具体的困境来出发，同时也更好地理解父母的困境，并提出真正有实际作用的建议。现在的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对社会结构了如指掌，却对生活一无所知。
总结来说，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控制的主要来源是他们的心理依恋感、所面临的同辈压力和所处的中国文化的压迫。在这些因素的驱使下，他们积极干预子女的人生战略性决定，并且主要是依凭自己的喜好和利益来做出决定。当子女对抗这种代际控制，代际冲突也就发生了。而为了个人的精神自由，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抵抗代际控制，但同时也应努力求得代际和解。我们有可能仅仅通过改变自己对他们的行为来改变他们对我们的行为，这虽然是我们仅仅能做的努力，但改善是有希望的，所以是值得我们做出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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