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谷歌上检索了上野千鹤子的英文名，赫然发现这位在中国大名鼎鼎的图腾般的人物，近几年在英语世界只有寥寥数篇关于她的报道。而且，这些报道分为两种，一小部分是日本媒体的英文版的报道，而一大部分是西方媒体报道她在中国的大名。这样来看，这个人不仅缺乏国际知名度，而且名声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中国女权主义者对她的追捧上。
有一天好像举行了一个上野千鹤子与几个北大女性校友的网络对话会。我完全没有兴趣，但是我的一位朋友——一位女权主义者——给我发了一张对话的截图。她只是发图片，没有给我发任何文字补充。而这张截图不幸地捕捉到了上野千鹤子的狰狞的丑态。当时是晚上，我正在喝牛奶，看到这张照片时差点就把牛奶从嘴里喷了出来。
叔本华曾写道：
据此，那由斯科扎菲齐在《彼特拉克一生》中讲述的轶事，就是完全有可信性的。那轶事说的是以前有一次在维斯孔蒂的宫廷里，彼特拉克与许多的王公贵族在一起，盖拉索·维斯孔蒂要他那当时还只是小孩、长大后成了米兰公爵的儿子，在人群中挑出最有智慧的一位。男孩看了众人一会儿，然后就抓住彼特拉克的手，把他引至他父亲面前。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叹不已。大自然给其天之骄子打上了如此清晰的高贵的印记，以致一个小孩也能认得出来。因此，我想给我那些洞察敏锐的国人一个建议：如果他们想要把一个平庸的头脑，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到处宣扬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那为此目的，就不要选择长着一副啤酒店老板面相的人——就像黑格尔那样，因为在这人的脸上，大自然以其最清晰明白的字体，写下了大自然已经写惯了的两个字：“平庸”。
叔本华：《论面相》
那个夜晚，我立即想起了这席直切要害的话。在此，我也建议广大的中国女权主义者们不要把一个长着一幅妓院老鸨面相的人吹捧成自己的引路人，因为大自然也已经在她的脸上写下了同样的两个字——“平庸”。
现在我们来看看仪表堂堂的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长相，他是加拿大临床心理学家，历任哈佛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也是当代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彼得森在2019年跟齐泽克有过一次“世纪辩论”。此话确实不假，这场辩论截至目前依然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一次智识辩论。这次辩论中，齐泽克就像一位古怪的怪爷爷，这副气场让彼得森如临大敌。然而，就连齐泽克也夸奖过彼得森的面相，他曾经说过，跟脾气火爆的女权主义左派主持人相比，右派已经很少出现像彼得森这样仪表堂堂的人。
如果有些读者看到这里时感到生气，那么不妨反思一下，自己在看到美女或帅哥的时候，是不是也自动地认为他们的灵魂和他们的肉体一样的好（晕轮效应，Halo effect）。而自己看到丑陋或者面目狰狞的人，也会很自动地认为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尖角效应，Horn effect）。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长相的演员总是在影视剧里扮演坏人而不是好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上野千鹤子的长相已经决定了她不可能成为一个富有善意的且流行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些心理学研究也证实了长相或其他身体因素对于总统候选人的重要性，选民显然并不是完全按照意识形态来投票的。很显然，长相的影响是我们人类的认知宿命，而我只是把它拿到台面上来说而已。
公共知识分子需要经常在公众面前露面，所以长相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诚恳地讲，彼得森能够获得今天的影响力，这跟他的长相是分不开的。虽然长相的影响在政治上以及思想角度不宜单独宣扬，但的确是不得不接受的心理事实。任何忽略这一点的人都是幼稚的。
当然，这篇文章只是把面相的比较作为一个引子。我没有添加上野千鹤子的图片，因为这会影响整篇文章的观感。而我希望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们思考一下，把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引路人是不是很合适。
长相虽然很重要，但显然我不能仅仅通过它来说服人们。既然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思想，而不是选美比赛，那么我们还是要回到思想中来。
上野千鹤子给中国女权主义者带来了什么？而乔丹·彼得森可以给中国带来什么？
我在这里只是限于回到他们各自的最基本的思想前提——资格与责任的对立。上野千鹤子加强了中国女权主义者的应得（entitlement）意识，亦即认为自己天生就应该享有特权或特殊待遇，而乔丹·彼得森最看重的则是个人责任。那么，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世界最缺少的是哪一个？当然是自我负责意识。
实际上，在当前美国乃至西方政治正确潮流之下，自我负责意识也有淡化的迹象。2000年，心理学家纳撒尼尔·布兰登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自己曾对别人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医保是一项自然权利吗？”的确会有的人回答“是”。而在布兰登看来，一个人不应该把需要通过别人的劳动来给你提供的福利认为是一种“自然权利”，而倘若这样做，那就是缺乏自我负责意识的表现。他也认为，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形式都提供了一种资格的许诺，但资本主义本身则是明确了生活是有风险的。
彼得森的内容有些难以整理，因为他的思想的大部分陈述媒介是各种视频或播客，而不是文字。但如果说要提炼出他最为核心的观念，那就是个人责任（personal responsibility）、自我责任（self-responsibility）或个体责任（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乍看起来，这绝对不是新的、有趣的或巧妙的观念。但仅仅是变着花样强调这个，就足以让他在21世纪10年代末期的这个世界成为头号公共知识分子。
彼得森的自助书籍《人生12法则》中最著名的一条就是：”Set your house in perfect order before you criticize the world.“（在批评世界之前，先把自己的家整理得井井有条）这种观念固然简单粗暴，也受到了齐泽克的挖苦（这对生活在北朝鲜的人来说也是对的吗？），不过也有许多值得深挖或引起理论思考的地方，但这里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个。
即便是大白话，似乎现在的人们也不熟悉。我在观赏关于乔丹·彼得森的纪录片The Rise of Jordan Peterson（2019）时注意到，有几位加拿大男中学生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他们现在平日里很少有人听到彼得森所谈论的东西，学校根本不教这些。这跟我的印象也符合，因为我从小到大也很少听到关于自我责任的教导。很少有人告诉我，我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也许有人告诉过我自己要对看管好自己的东西负起责任。所以，即便我已经读过布兰登的东西，但彼得森的言谈仍然带给了我耳目一新的感觉。
也许我会回想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抽象教条，但这其实跟自我责任完全不同，一个毫无自我负责意识的人——也就是说，其个人生活也许一团糟——但这个人还是有可能认为自己在为所谓的“天下”做贡献。但实际上，“天下”完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就导致，你以为自己在为“天下”服务，但其实不过是为帝王将相服务而已。
我在《你应该停止相亲，并开始约会》中已经从相亲的角度对个人责任的观念有过讨论，并且提出以江浙沪地区为代表的中国年轻人把自己的所谓“人生大事”托付给以父母为代表的第三方去打理的恶习，便是一种缺乏自我责任观念的表现。既然人们连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都可以如此不负责任，那么我们也不能指望这些人在人生的其他方面能够负起责任。
虽然人们对“躺平”口号的解读各有不同，或者每个人宣称“躺平”的动机有所不同，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里面很有可能也有缺失自我责任概念的原因——看看那些人喊的口号吧，不工作、不结婚、不谈恋爱，这不就是给不为自己的生活负责找了个借口吗？
布兰登在《自尊的六大支柱》中把自我责任的实践拆分为：
我对实现自己的愿望负责。
我对自己的选择和行动负责。
我对我工作中的意识水平负责。
我对我的人际关系负责。
我对自己与他人–同事、同事、客户、配偶、子女、朋友–相处的行为负责。
我对自己如何安排时间的轻重缓急负责。
我对我的沟通质量负责。
我对我的个人幸福负责。
我对自己接受或选择的生活价值观负责。
我有责任提高我的自尊。
每个人都可以看看这些句子，看看自己在这些方面做得是不是很好。
在布兰登和彼得森眼中，即便是在美国这个个人主义国家，自我责任的概念也处于衰落状态，许多人觉得自己是应得的（entitled）。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彼得森在西方世界有这么多粉丝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些人从自己一团糟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个救星，而这个救星就是来告诉大家，你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没有人会来救你。这个道理虽然简单，但却如此重要。
中国人难道比西方人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吗？当然不是的，因为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压抑自我责任的概念，另一方面，目前的社会体制也倾向于使得个人依赖于集体。我已经批评了中国的消极个人主义或者原子化社会的现状。消极的个人主义并不包括自我负责的概念，而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同时，许多人一方面践行这种消极的个人主义，但另一方面，一旦个人生活遇到问题，他们又会想着依赖外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最吊诡的是，在COVID-19三年的末期，中国政府宣称每个人要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句话单独来看当然是对的，但这也印证了人们普遍缺失自我责任观念的事实，因为许多人指望政府把病毒阻挡住。可以说， 自我负责概念在当代中国处于极端缺失的状态，以至于有时候连政府都看不下去。
那么权利概念呢？这一问题同样要两方面看待。一方面，中国人显然也非常缺乏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概念。如果大家真的有权利概念并且意识到大规模加班侵犯了自己的休息权时，加班状况应该也不会这么普遍了。但另一方面，很古怪的是，中国女权主义者不仅在某些方面的资格意识甚至可能比西方女权主义者还厉害，并且她们往往更加缺失自我责任概念。这就造成了目前中国女权主义的恐怖现状。
让我们现在想象一下，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张口闭口就是“这是我的权利”，而丝毫不谈及责任或义务，即便是对自己的责任或义务。你会喜欢这样一个人吗？不仅如此，我身边的或者网络上见识到的那些女权主义者，在我深入了解下去后，几乎都会无一例外地发现她们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有些人的生活完全可以用一团糟来形容。（当然，我只是在写文章的时候这样说，在平时跟这些人打交道时，我还是会尽可能进行共情式的沟通。）你怎么能指望这些连自己屋子的打扫不好的人去批评世界？我在阅读《始于极限》时也强烈地感到，上野千鹤子和铃木凉美两个人都是没有打扫好自己屋子的人。
很显然，今日上野千鹤子在中国的流行——以至于成为了中国女权主义者的教母——继续激化了中国女权主义者们本来就很强的资格意识，并且继续让她们忽视了责任概念。不信的话，你随便在豆瓣上她的书的书评里翻看一下，就能很容易就能找到支持我的观点的证据。
从资格到自我负责的范式转换或者视角变革，在很多情况下，不仅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美好，而且让人生更加富有意义。乔丹·彼得森乐于告诉我们说，负起更多生活责任，人生更有意义。这就是他能给我们带来的东西。上野千鹤子能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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