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冷寂氛围要比夏天的热烈更适合离别的气氛，而我印象中最近的几次告别都发生在冬天。
在COVID-19爆发的冬天，我告别了武汉，同时竟不知那是一次告别，而非回家度假。在三年后的那个冬天，同时也是动态清零结束的那个冬天，我短暂地告别了杭州。又过了一年多的冬天，我告别了弗吉尼亚大学（UVA）和美国。而当下的这个冬天，我告别了浙大，并且很有可能即将告别杭州。
校园的传统毕业季是在夏天。在校园里，很多人在拍摄毕业照，学院各处都有各种毕业主题活动，毕业典礼也仅仅发生在夏天。在理想情况下，每一个毕业生都可以走到毕业典礼的台上，并从一个权威人士手中接过学位证书。而在这一切以后，一整个年级的人很快就会离开校园。
我曾经观察过UVA的文理学院的毕业典礼，这里所发生的情况就是我所说的理想情况。每一个毕业生——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名字都被念到，然后上台，从院长或系主任手中接过学位证书的封套，并且握手、合影，并且接受众人欢呼。而且，博士生明显拥有比本科生更高的优先级和地位，他们优先入场、优先上台，并且还会从从导师那里得到一条长长的、带有丝绒边的垂带，并被搭在自己肩膀上。
而在浙大以及许多中国大学，情况则不同。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校级毕业典礼是隔离的。在校级毕业典礼上，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得到一位老师的拨穗（但问题在于，你或许压根不认识你随机遭遇到的给你拨穗的老师），但不会从他们那里接过学位证书的封套。学院级的毕业典礼由于并没有授予环节，所以严格说来这不是毕业典礼，而只是一次晚会、集会、会议或优秀毕业生颁奖典礼。换句话说，假如你从一所中国大学毕业，你的名字不会被当众喊出来，你也不会从某人手中接过自己的证书封套。
一个值得对比的文化现象是本科生和博士生的地位区别。在浙大以及其他中国“精英大学”，本科生的地位高于博士生；而在UVA以及其他美国精英研究型大学，博士生的地位高于本科生。从美国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出场顺序和安排就可看得出来，博士生在学生群体中拥有最高的地位，而我在UVA时也附带着享受过这样的地位。当然，我并没有恶意利用它，而只是能更好地平等处之。于是，我发现自己跟UVA本科生打交道时要比跟浙大本科生打交道更加放松。
那么我自己毕业时实际经历的是什么呢？由于我是在冬天毕业的，而不是在毕业季，所以任何仪式都不存在。一位行政人员在钉钉群里通知，毕业的博士们可以来办公室取证件了。于是我过了几天去到她的办公室。我在一个表格上签了名字，然后她拿出了我的证书，并且又从档案柜里取出了封套，把两样东西分别递给了我，并且说了一声：“祝贺。”我表示感谢后便离开了，临走时望向旁边另一位行政人员，这个人感受到我在看他，于是把视线从手机那里短暂地转移到我这里，抿了一下嘴并点了点头，然后重新看向手机。这样，我就拿到了我的学位证书。
走出办公室后，我看了下那个证书，并把它放进封套里。我没有仔细看中文证书和封套长什么样，而仅仅是仔细端详了下英文证书。但与其说这是一张证书，不如说只是一张廉价的纸张。除了“Zhejiang University”是用哥特体印刷的，其他的设计便实在是乏善可陈了。我拍了一张照片发给Gemini，让它评价这份证书。它的评语是：“这是一份实用主义至上的证书设计。它清晰、准确，但缺乏灵魂。……设计语汇显得过于苍白，既没有体现出浙江大学作为百年名校的历史积淀，也没有展现出博士学位应有的崇高感。”谁能否认这段评语不仅针对的是这张证书，而且也指向了这个大学的气质呢？
整个复杂的毕业流程完全是流水线性的，一旦电子离校系统上的所有审核都从红色的“未通过”变成变成绿色的“已通过”，那么在学校的“户籍”就会被立即注销。而且流程还要靠四处打听惯例，因为公开的信息是有限的，而一些流程则因循惯例。而且公开的信息也只能作为参考，因为那是6月的正统毕业季的通知，很多情况未必适用于12月。毕业带给我的体验就是，我是传送带上的一个商品，而传送带按照既定的速度把我送到尽头，而我马上就要掉下去了。
对我个人来说，最具仪式感性质的经历是由AI和我所属于的一个社群赋予的。我让Gemini为我制作了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答辩海报。无论有多少人注意到它，当我把它贴在学院的通告栏里，都让我感到一些成就感。我答辩的消息被传到群里，且得到许多朋友的祝贺，即便只是透过屏幕上的文字，也让我感到诚惶诚恐。答辩后的晚上，我去参加社群的讨论时，主持人竟即兴停了下来说：“祝贺X博士毕业！”，于是我又获得一些掌声，而我的第一反应便是感谢并让他们继续讨论。
答辩结束后，时间就像是上了发条，有一大堆手续要办理，很多表格需要填写，而当这一切完成的时候，恰好就是不得不离开的时候。
我跟公寓楼楼长商讨暂缓几天搬离宿舍，他同意了。楼长是一个光头东北人，经常站在楼外面的空地里抽烟，并且戴着一顶黑色圆帽。他待人友好，也很健谈，尽管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他是这么私下评价这个男博士生公寓楼的住户的：“这楼里住了几个正常人？”宿管们私下掌握了许多信息，并且也会相互分享，所以假如能跟宿管维持良好关系，往往就能获得一些有趣的情报。那位朋友还告诉我，宿管们甚至知道哪些女生被包养了，因为他们注意到这些人比较频繁地以性感的打扮走上常来接她的汽车。
在临走以前，我在浙大文创店大量采购了一批商品，但原因并不是我对这里的爱，而是因为我想起还有几张代金券没有用，而再不用就没有机会了。
在约定的搬离日子的当天早上八点半，我的楼长就敲门走进房间，询问我今天是否会搬走。我允诺今天就会搬走。不过，在我等待一辆货车来搬运我的行李时，值班的是一位阿姨。这位阿姨来工作不久，我极少跟她交谈。交谈时才得知，她是杭州本地人，儿子去清华读硕博连读项目，自己在家没事干，于是来这里找份工作。我记得她刚来上班的时候，每天上午都会带着一杯瑞幸咖啡放在值班台上，这让我感到非常诧异。而楼里还有一位清洁师傅，他是湖南人，儿子是浙大的老师，于是他干脆也来浙大找了一份工作。
我把行李搬上货车后，回望了一下宿舍楼，那位阿姨正站在门口。我说：“再见，谢谢！”她说了声：“再见，祝贺！”我忽然感到一丝诧异。又有谁能想到，在这个告别的冬天，给我最温暖的祝贺的学校工作人员是宿管呢？上车后，货车司机得知后我这是毕业离校，于是说了声“不容易啊。”而假如他指的不仅仅是毕业本身，而是整个“博士项目”（尽管中国大学并不把读博称为一个项目）的话，那么我就不得不同意他的说法。
在中国， 尤其是在浙大，无论是毕业还是整个人文学科博士项目都是高度流水线性的。我在这里指的不是，一个博士生要打磨自己，并让自己融入学术共同体并接受其规则。比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说，博士论文是一种表演，是向一群专业人士展示能用他们的语言、能做他们做的事。然而，“表演”一说则暗含了这样一种情况：你对别人展示的东西和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不一样的，而你选择了要向那些人表演。
在中国大学的流水线作业中，与其说博士生们在表演，不如说他们自己正在被质检。作为流水线上的批量制造的产品，他们是没有资格表演的，而只能被检查是否符合既定标准。而为了让自己符合标准，博士生们在接受训练的过程中需要被一次又一次地被模具给框定和塑造。事情的结尾是，当他们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他们往往已经不需要表演了，只需要“我手写我心”即可。而为了在流水线上尽可能地展示一个人的主体性，我已经努力过了。
现在我来到了流水线的尽头。但中国人都知道，活在这片土地上，不过是从一条流水线走到另一条流水线，从一个包围圈跳到另一个包围圈。有人喜欢在学校里多待几年，而有些人觉得毕业后才会获得自由——究竟谁的说法更符合我的体验，这还有待探索。不过，流水线上的余悸却依然存在。拿到学位证后，我有一个晚上梦到自己要通过一个数学考试才能毕业（高考类型梦的一个延申，因为自高考后我就没有再碰过数学），还有一个晚上梦到自己意识到还要发一篇论文才能毕业——这两个晚上我都从噩梦中醒来，然后发现自己已经拿到学位了，不用再担心数学考试或论文。或许，整个求学之路可能都已经走到头了。
当这一段经历成为了个人的历史，它会以怎样的方式被记忆或被遗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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