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下午，我正坐在校园里的一个花园的草坪上观看一个社团的《麦克白》话剧演出。一位同学，E，一只手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我旁边给我打招呼并坐下。我感到有些惊异。几天前，她发来消息问我是否喜欢莎士比亚。在那之前，虽然我名义加入了她所在的那个社团，但除了我关注了她的ins而她很快也反过来关注，我们并没有任何接触。我当时答应会来观看这次演出，并且感谢她的推荐，她回复说：“这是我作为一位英文系学生的责任！”（用英语）
我以为她是群发的消息。但当她走到我旁边并说“我来晚了”，我才幡然醒悟。我是直接坐在草坪上的，由于才下过雨，地面湿漉漉。她先把外套脱下来铺在地上，让我也坐在她的衣服上。接下来，她向我讲解即将到来的剧情亮点，穿着男款服装的女生是在扮演男性角色，戴着绿叶头环的人是在假扮树木，等等。每次说到兴头上，她还会拽一拽我的手臂。其中我询问，出现需要女扮男装的情况，是否是因为英文系的男生太少。她对此表示肯定，还补充说现在美国大学里的女生要多于男生。我了解这个情况，但还是习惯性回应了一句：“真的吗？”。她说：“是的，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不是吗？”我当然明白她的意思，于是半笑半懵懂地问道：“为什么你这么说呢？”她笑了：“开玩笑而已。”
演出结束后，她带我去跟演员们进行社交，内容主要是打招呼并表扬他们演得很好。我夸赞她的表现就像是一位老板。她接着建议我观看晚上的另一场演出，而我正好也打算去，不过她说那场演出的票并不公开售卖，于是她作为介绍人给我搞到了一张。离别的时候，她说：“Catch you later.”这是我没有听过的一种告别表达，它的确很有老板的气质。
当天晚上的演出的类型是无伴奏合唱（A cappella）。这是一种古老的且形式多样的音乐演出形式。更特别化的说法应该是“大学无伴奏合唱”（Collegiate a cappella），即由大学生组织的只唱流行音乐的无伴奏合唱。在表演的时候，会有一位主唱，而其他歌手也站在后面手舞足蹈地演唱，整个场面形成了一种动态的自发的和谐。
E找到了我，让我跟社团的人坐到一起去。这种同一社团下个人倾向于共同行动的习惯对我来说也十分新鲜。她询问我是否看过A cappella表演，我说没有。她说：“这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我过去几年在几所中国大学里难以见到校园音乐表演，但在UVA这样的地方却是层出不穷。前段时间我还参加了一个乐队战役（Battle of bands）的活动，大约六七支UVA校园乐队要决出胜负，最后众望所归得胜的那个乐队，我只记得他们的音乐非常喧闹。至于这个A cappella表演，他们的唱功也令人印象深刻。
在后来的节目中，有非常多中年或年近中年的人出现并登台演出，以至于舞台上挤满了人。他们不是UVA的教职工，而是过去三十年来该社团的成员。因为这是这个社团成立三十周年的日子，许多老成员都回来了。显然，这是一个有着深厚传统和归属感的团体。
E坐在我的左边，中场休息时，她拿着一个气球击打坐在我右边的男生，然后趁人家不注意，试图把这赖在我头上：“Stephen，你为什么要打他？”然后她拿着气球代那位男生击打我，以进行某种“同态复仇”，同时还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的国际学生！”其他人对她这样孩子气的自导自演的闹剧无动于衷。那位男生对我解释道：“在这里，你可以遇到像A和B这样这么cool的人，也可以遇到像E这样的人。”我还真没见过像E这样的人，这可能要归功于美国文化与人格因素的叠加。由于我阅读的心理学材料，其大部分实验或调查的样本都是美国人，而读者也大多是美国人，所以在理论上我知道人性是一样的，在哪里都能遇到一样的人。但是实际遭遇到一些美国人的表现还是会让我感到惊讶。
在演出的后半场有这样一个环节，两位成员面对面站着，一位成员要拿出一份事先写好的稿子，歌颂他们之间的友谊。朗诵大约进行了五次，每次时间可能会长达七八分钟。这样的朗诵往往会以拥抱和泪水结束。“这也是音乐会的一部分？”我对此困惑不解。E说他们每年都会这样，而且，“美国人更加感伤（sentimental）。”一位表演者在朗诵的时候，提到了加利福利亚，E皱着鼻子对坐我右边的男生说：“西海岸的人。”我再次对她做出了困惑不解的表情，她说：“东海岸比西海岸好。”我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询问原因，她说：“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这是事实！”
这是我在过去在UVA的四个多月里极为独特的一天，并且几乎全部都是被E赋予意义的。总体上来说，我是一个美国生活的旁观者。在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独自旁观的，但有时候像我的导师们，以及E，会做我的导游。旁观意味着，我既不参与，也只能看到外部表象。引导者们能为我解释表象之下更深入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我也无法体验，因为只有真正定居在美国才能体验到它们。
为什么我是一位旁观者呢？我没有给UVA交学费，它也不给我发奖学金。我拿的是签证，不是绿卡。走在这个美丽的校园之中，我总是很清楚自己作为客居者的身份。我获得了一个账号和一个校园卡，可以像一个普通师生一样使用各种资源，出入各种场所。有时候在UVA参加讲座、研讨会、学生娱乐活动或其他什么事情，主办方甚至还会免费提供餐饮，没有人说我是一个访问学者就拒绝给我提供。
我当然没有选课的权利，但是获得几位老师的同意，也旁听了几门课程。这些课程都是开给本科生的。旁听的时候，我自觉不发言，不要以任何形式宣示自己的存在，但也不做课后作业，更不参加考试。有时候老师想到中国的什么问题，会即兴问我，诸如中国普通人能掌握多少个汉字。另外还有一次，上课老师提问美国应用市场下载量最大的APP是什么，我见同学们三秒钟还没反应，便忍不住径直抢答了，虽然答案是正确的，但我很快感到后悔了，因为我认为自己没有发言的权利。旁听本科生的课对我来说有种很复杂的体验，在一个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地方聆听英语授课，以及有很多我并不了解的知识，这些是新鲜的，但我同时也体会到本科课程的讲述方式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我参加的学生活动也主要是本科生参加，也很少有国际学生出现。由于这里并没有学长学姐等级制，而且大多数本地人对待客人都很热情，所以我不会有受到冷落的感受。但是，语言的困难、经验的差异和客居者的身份都造成了困难。在听别人发言的时候，如果对一个话题不熟悉，那么即便能听懂每个单词，也理解不了讲述者的意思。当然，在交流的场景中，他们会礼貌地把话题自动地下降到能让我听懂的水平，但是他们转头跟其他本地人交谈时会迅速回到自己的正常的交流模式。这种切换就好像，刚刚是在跟一个小朋友交谈，现在终于可以跟“大人”交谈了。如同E用气球拍打我，但不会对我嘲讽来自西海岸的人一样。
于是，在本科毕业多年后，我好像重新过上了一种本科生的生活，但同时也是一种旁观式的生活。对于这种旁观式的生活，我并不感到陌生。我在武汉大学待过三年，那时我时常把自己比作“珞珈山的幽灵”，掐着日历计算还有多久才能离开。我对那里没有归属感或参与感，不过这本来就不是一种好的生活状态。如果重来一遍，我可能会有另外的活法。在UVA，我也没有归属感或参与感。有时候我也会进行日历计算，但却是反向的：我惊恐地发现时间已经飞逝了多久，同时留给我的时间正迅速地减少。没有归属感或参与感的原因完全不同。
我有了一点挫败感。最近一两月，我并没有刚来的一两个月那么热衷社交活动。因为那些社交活动几乎都是本地人（“大人”）参加，而我一个客居者（“小孩”）也许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社交成本，对我来说也有一些困难。我想起自己小时候有次想跟几个伙伴加入一群年纪更大的同学的篮球活动，但是他们拒绝了，因为觉得我们太小，他们不得不让着点，没法自由发挥自己的技艺。
最近的生活几乎是独自一人。有时候我感到孤独，就像歌德在威尼斯所感到的那种孤独。他在《意大利游记》中写道：“我现在才真正感觉到孤独。感叹形单影只之后，往往产生眷念之情。没有比身处闹市，在一大堆完全陌生的人中间挤来挤去，更觉孤独的了。”不过，无论是独处这种状态，还是孤独这种情绪，我都有很好的适应性，所以自己一个人就能很好地应付。但问题似乎就在于我这种良好的适应性，当我采取一个人去适应的办法时，便不会采取与人建立联系的方法， 无论是参加面对面的社交活动，还是约一个人出来见面，还是跟远方的人发发消息。长远来看，自己的办法也许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我不会像叔本华那样高唱“那么孤独，要么庸俗”。我打算在有生之年也写一本《人生的智慧》，并建立在对叔本华那本书的回应之上。那条路只适合天才，不适合大多数人。我的认知和情绪都告诉我，建立联系才是更好的办法，无论这种联系是跟E这样的萍水相逢，还是最近一位朋友与我的诚挚的相互自我表露的文字交流，还是室友打来的视频。希望我能做到，就像他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