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封校时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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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夜晚,我在宿舍,坐在电脑前。忽然房门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紧张地站起身来,说:“请进。”

一位男生打开门后探进脑袋:“给你们送几瓶消毒液”,他把那些东西递过来,“你们寝室地板太干净了,我就不进来了。”

我舒缓了一口气,说:“噢好,我还以为你是来抓我们的。”

那位男生一边笑着,一边关上门离开了。

室友正躺在床上看他的《追忆似水年华》,笑着说:“有必要吗?”

我觉得有必要。因为宿舍群里有人说,过去三天的夜晚都有车开进来把同学带走。群里有一位同学在被拉走的路上,他说自己是“绿码”,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带走。而我当时是“黄码”。

存在一个“名单”的说法不胫而走。一个人只要上了那个名单就会被重点关注,可能随时会在深夜被带走。是否上这个名单并没有一个可靠的标准。

我对这一切非常熟悉,这不就是苏联或东德的生活情景吗?一则笑话大概是这样说的:

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苏联人谈论“冬夜最幸福的事”。
英国人:“冬天晚上回家,盖着毛毯、烤火炉。”
法国人:“跟金发辣妹一夜浪漫,隔天早上好聚好散。”
苏联人:“半夜特工侵入你家,把你铐起来,吼著说:‘伊凡,你被捕了。’,你可以回答:‘同志,你搞错了,伊凡住隔壁。’”

当我站在管理学院外面的空地上排队等待核酸检测时,看到的是巨大而单调的建筑紧邻着野外的树丛,一群穿着防护服的人给人们挨个检测。像极了事故之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如果想象我们是在检测自己的辐射当量的话。

那场核泄漏事故后,事情的原因成为了一个问题。操作人员严重违规固然不对,但反应堆设计也有缺陷。论坛和宿舍群也在激烈讨论事情的起因。而那位点燃干草堆的翟老师一度成为师生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在风口浪尖之上,这位浙大的“佳特洛夫”(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总工程师)在社交媒体上把责任推给了“国航”。我曾经想过他是否感到良心不安,以至于感到自己很难继续在浙大工作,看来我是想多了。我们宿舍楼上的一位同学去他社交账号下骂他,也有一些同学在维护他。他后来删除了那条动态。

封校期间的一些措施也饱受争议,一些事情可以用混乱和仓促来形容。第一次核酸检测安排在深夜和凌晨举行,很多人听从了这个荒谬的安排,在寒冷的冬夜赶到很远的地方排很久的队进行检测。由于很多人是第二天去测试的,所以凌晨一点钟爬起来去做测试并无意义。

但是,这种体验也非常难得。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些自我陶醉和集体感动的动态,诸如“浙大速度”“一夜之间”等等。据说那盏“灿若星辰”灯也打开了,助长了这种气氛。

我想起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当晚,普里皮亚季镇的一些平民在所谓的“死亡之桥”上观看燃烧中的核电站和救灾实况。在HBO的电视剧中,其中一个人还说了句:“真美”。这些平民中的很多人因为核辐射而早逝。

第二天醒来后,我发现手机有辅导员在凌晨打来的未接电话,室友和我这才去做测试时,医务人员对我们说:“还好你们今天来,昨晚可惨了。”我问她昨晚是否也在这里,她说没有,她同事在这里。论坛上有很多同学嘲讽浙大的公关能力。

后来的核酸检测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了,但第三次核酸检测匪夷所思地随机安排一些西区人到东区检测(大概是臆想可能发生拥堵)。于是有一些人听从了这个怪异的安排,并未就近检测。

第二次核酸检测后,把住在港湾和其他校区的同学以及教职工放走了。我认识的一位困在紫金港的西溪同学也离开了,我不知道她也被困在了这里,我对她说“受苦了”,她说“其实没有”。有一个夜晚,室友和我在校园里跑步,在路过文科组团时看到很多小汽车在装载东西,这些教职工就像逃难一样匆忙地准备离开学校。

我当时是跟一群建筑工人一起检测的。一位工人坐在那里很生气,对着一位女性医务人员怒喊:“他一个浙大的老师,为什么要到处乱跑?”“应该吊销他的教师资格证!”我看不到那位医务人员口罩后面的表情。一位清洁工或许因为自己没有智能手机遭遇了麻烦,正在向医务人员表达自己的担忧。

很多人经历了绿码变黄码、黄码变绿码这样的事情。不幸变黄码的人,用我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在检测场所会得到“麻风病人”一般的对待。我在第二次检测时也是黄码,医务人员捅了两个鼻孔和两次嘴巴,还问我为什么变黄码了,并建议我进行申诉。当天晚上,我终于变回了绿码。我的一位同学,在封校后第四到五天被带走了,现在她还住在酒店里。这件事对这些人来说还没有结束。所幸对于学生来说,隔离是免费的。

校医院旁边的花坛——边界线的薄弱环节——大概是整个封校期间最有趣味的地方。有两件事值得记述。

第一件事是,我室友的一位同学及其男朋友会在这些冬夜里弹吉他唱歌,一些人站在校内,而一些人站在校外。有时候他们会被保安驱散。在一个夜晚,他们唱了Oasis的“Don’t Look Back in Anger”:

I’ll gonna start the revolution from my bed
所以我要从我的床上开始革命
‘Cause you said the brains I had went to my head
因为你们说我的思想已经来到了我的头脑
Step outside the summertime’s in bloom
外面夏日的花香馥郁
Stand up beside the fireplace
仿佛站在温暖的炉火旁

如果你听过这首歌,并联想到封校时期的情景,你会感受到它的精神所在。

第二件事不是浪漫的生活态度,而是浪漫的人际关系。在花坛那里,人们经常能看到情侣隔着花坛交谈,而且校内一侧大多是女生。爱着这个世界的人,看到这样的场景会感到欣慰和感动。

花坛那边发生的这两件事情不仅拷问着封校措施的意义,也违反了某些规定。但这或许并不重要。其实,从封校时期的惊骇中,这些是为数不多的能让人看到希望的事情。从这种希望中,我瞥见了另一个世界。从这些黑暗时期的灰烬中升起的,是人性的闪耀光辉。这些是在这场灾难中,我特别愿意铭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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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封校时的人们”》 有 5 条评论

  1.  的头像
    匿名

    写得不错

  2.  的头像
    匿名

    感谢作者又一次的“有感而发”,以下问题有些迷惑,还请指教:1.“浪漫的人际关系”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即使不是随处可见,但也时有发生,在疫情的大背景下,是否有“制造浪漫”的可能甚至有所放大?2.国内已有众多城市相继中招,鄙人的家乡也曾遭遇(还挺重大),相较于此次是当事人招致群愤,那些整座城市和只因来自这座城市的人群就被“千夫所指,怨声载道,多少也能理解了吧?这不是探讨的重点,关键是追根溯源自不必多说,但想请教的还是“放大”的问题,如同枪击事件,控或不控,早已不是讨论的核心;3.在此有个不情之请,如有可能,时间又刚好充裕,可否结合自身经历和感悟,专探对疫情本身及相关的独到看法(特别是融合心理,哲学思考分析等),相信定能力透纸背,发人深省。

    1. 如有“制造浪漫”现象,我想主要指的是集体性的自我感动,比如社交媒体上展现的第一次核酸检测当晚发生的某些情况,人们觉得自己经历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浪漫的人际关系不是集体性的,如果不是集体性的就很难被制造,我想,伴侣去看望自己被封在校的男(女)朋友的那种心情是油然而生的。当然不排除会有一些例行公事的情况。我个人对目前国产疫苗无效+“零容忍”政策感到不满,对具体是谁引发了传播事件并无兴致,毕竟在这种大环境下,偶然发生的传播事件不可避免。我想全面思考疫情超越了我的能力,但从个人生活的某些侧面来描述则力所能及。谢谢!

  3. […] 我曾经记录过2021年和2022年的两次封校清零行动,但那是那两次剧烈的小型事件后不久我写下的。若要回顾从2020年初到2023年初这涵盖三年的整个事件,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挑战。一方面是,努力去搜寻那些回忆,不仅要付出努力,而且要克服各种不情愿;另一方面,要努力让自己的个人叙事跟集体记忆调和起来。这篇文章并不是一篇正式的个人叙事,而只是一个浅尝辄止的概要和对相关问题的反思和讨论。 […]

  4. […] 紫金港校区此前经历过一次封校,但上一次还可以在整个校区内活动,但这次连楼都不能出。11月29日上午,我隔壁的宿舍楼也开始转运,他们被拉到了附近的一个城市。据说,几万人的紫金港校区,至少有三千多人被转运走了。各个院系被摊派负责各个宿舍楼的物资供应,这主要包括下午和晚上的额外的零食,或其他东西。许多同学开始在群组或社交动态中晒伙食和物资。一些院系显然在这方面出手阔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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