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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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生日那天,我和G君从学校的四人间搬到了双人间。

双人间的卫生间是两个寝室一起用的。而我们搬进来时,卫生间有一股扑鼻的异味,而且隔壁寝室的洗漱池里堆积了很多头发。晚上,我们一起清扫时,感到隔壁似乎没人,便决定拜访一下我们的邻居。

打开门后,进入视线的是一个敞开的衣柜,里面的衣物喷涌而出。走进去后,发现这里只住了一个人,而且房间的卫生状况也不堪入目。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是整齐地放置的。我走到桌子旁,一个架子放了好几盒药品,我记下了其中两种药品的名字。G君检查了三瓶没喝完的可乐中的一瓶,发现它才打开不久。书架上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中,其中一本是弗洛伊德的《释梦》。

回到自己房间后,我检索了药品的名字,得知它们分别是治疗“重度抑郁症”和预防心绞痛的。

第二天上午,师傅要维修卫生间的门锁,不得不从正门进入到隔壁寝室,再进入卫生间——这一次是“合法”的进入,而且邻居没有锁门。

我又走到了这个房间,里面的布局与昨夜无异。不一样的是,此时阳光照射进来,覆盖着凌乱的桌面和一部分地板。忽然我有一种灵魂的飘逸感,仿佛它会脱离自己的身体,顺着阳光飘到阳台,进而升上天空。

我立即离开了这个房间。

初来乍到,不知道应该怎么跟邻居打交道。听我大师姐说,她一学期大概能见到邻居两三次。有一天,邻居在卫生间贴了张纸条,请她们注意打扫卫生间,因为大师姐的室友遗留了太多的头发。

只有卫生间传来一阵声响,以及里面的灯光,才会显示相互之间的存在。

我至今还没有遇到过邻居,但G君遇到过。他问邻居:“你暑假不回家吗?”。据说,他的反应是微微一笑:“我们没有暑假。”

如果听理工科的同学聊天,他们常常会把“实验”挂在嘴边。而我的心理学室友L君的观察是,G君和我聊天时,常常把人名挂在嘴边。“实验”与“人名”就构成了理工科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基本差别的一个表征。

前些日子我联系了一位学计算机科学的本校同学讨教路由器配置的问题,让我感到印象深刻的不只是他提供的的解决方案,还有令人赏心悦目的沟通能力。他在邮件里写道:“恭喜你成功把网络配置好啦,真的很不容易🎉”。我之前对理工科男生存在一种不善优质沟通的刻板印象,但这种现象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理工科还是文科。

我跟L君经常聊心理学。准确地说,应该是我向他讨教。他说,学心理学的人并不会让自己不得抑郁症。有的心理咨询师由于接待了一些抑郁症患者,把自己也搞得抑郁了,反而也需要进行心理求助。我问,那是否他们会更了解自己?他说,会有这种效果。

有一天,我测试了自己的”大五人格”——不同于“九型人格”或MBTI之类的伪科学,大五人格得到科学承认——L君熟练地用Excel替我计算了分数。他说:“如果把你这个结果发给一个心理学的同学,他(她)会决定会不会跟你做朋友。”

测试结果大体上是让我满意的,也符合预期。但我紧接着的反应是如何提升。拿到结果后,我立即询问L君:“我如何才能提高自己的XX性?”他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人格是确定的、无法改变的。”

这里涉及到我这个票友跟这位专业人士之间的一个基本分歧。我认为改变是可能的,心理学的一个目标就是告诉人们如何能更好地生活,毕竟这是唯一能够在这方面提供答案的科学。当我对L君说“心理学应该研究人们如何……”时,他立即打断我,说心理学不研究“如何……”。他觉得我平时看的心理学的书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他崇尚做实验。

我当然只有为自己辩护的份儿。只会有一部分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会赞同我的看法,但这已经足够了。我无法接受一个无法改变自己的世界。让我颇感欣慰的是,前几天有一位本科同学对我说,感觉我最近变化很大。但愿自己并没有给出一个虚假的印象。

我坚信改变是可能的——而且我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证明。但这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精力和勇气。很多人想到过要改变,但只是若干个短暂的念头而已。

我问L君,既然现在的离婚率这么高,那么设想一下,如果让所有人在婚前接受心理学方面的培训,是否有助于降低离婚率?他想了想,说这是有可能的。

前些日子,G君转交给我一本小说《无声告白》,据这位外国文学专业人士说,这是一部“成长小说”。它可以看成是四个主题的叠加:原生家庭、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权利和同性恋。女主角莉迪亚,一位小女孩,便是处于这些主题的压迫之中。在小说的结尾,莉迪亚似乎找到了一条出路,但是某种程度上却自己酿成了自己的死亡。

读完这部小说后,我起初感到有些不适。因为小说只是揭示了单个生命在宏大时代主题中的脆弱性,却没有指出一个人怎样“成长”。而且主角还可悲地死掉了。我知道,我的这种不适感来自我对心理学材料的阅读。我把这种不适感告诉了G君,他说20世纪的文学都不具有告诉读者如何生活得更好的功能。

想起上个月寝室散伙饭和以上两位室友凌晨在KTV唱歌。L君对我说:“你应该多点几首歌,你的大五人格的XX性太低了。”

我回答说:“你不是说人格是不能改变的吗?”

“是的,但是你可以让自己更适应这种环境。”

那个凌晨,我创造了在KTV唱歌次数的纪录。但是,这不过是因为只有三个人去了,而不是由于要让自己的“人格”更具有适应性。

在去KTV之前,我们又站在紫金港校区南边的一座桥上聊了一个多小时。

桥下是余杭塘河。已经接近夜里11点,一个坐在河边钓鱼的人也正在收拾东西回家。

G君问道:“你们以后还会有几个夜晚,吃完饭喝喝酒聊聊天,还走这么远的路吗?”

这诚然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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