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不会有胜利,所有人都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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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一个月后——也许吧——可能会有一些不住在上海的人在网上宣告上海“胜利”了。而在上海,成群结队的人们挥舞着红旗,在小区门口等待着倒计时,等“解封”的时间一到,他们便欢呼雀跃地簇拥着出来。这样的场景,我们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见证了很多次了——有人说这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如果说真的有“胜利”存在的话,“清零”(Zero-COVID)和“拉平曲线”(Flattening the curve)这两种策略则有着不同的胜利方式。对于前者来说,感染数变为零(或至少是“社会面清零”)就是胜利;对于后者来说,医疗资源不被击穿就是胜利。两种胜利方式的判断标准都是很明晰的,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和见证到的。

这两种措施的失败方式似乎也很明晰。“清零”的失败方式就是发生了社区传播,而“拉平曲线”的失败方式就是医疗资源被击穿。进而,挽回失败的方式也很清楚,前者的方式是在历经了一段时间的社区传播后实现了社会面清零,而后者的方式则是历经了一段时间的医疗资源过载后把感染曲线压到了医疗承载线以下。

“清零”的主导思想可以做如下概括,“Find, Test, Trace, Isolate and Support”(FTTIS),即“寻找,测试,追踪,隔离和支持”。重要的是把感染者(有时包括密切接触者甚至次密接)隔离起来。“拉平曲线”的主导思想是一方面提高医疗承载能力,另一方面延缓感染高峰的到来并尽可能压低它。

Lockdown并不是判断两种策略的标准,“拉平曲线”策略在疫情严重时也可能会采取某种程度的lockdown——但一般不会像中国大陆这么严格。“拉平曲线”策略也要求感染者隔离,但大多是居家隔离,并且往往不具有强制性。

诡异的是,中国式“清零”会关闭一批医院,人为地大大减少医疗承载能力。我们经常看到的景象是,被隔离的绝大多数人不需要任何医疗资源,而那些需要医疗资源的绝大多人找不到医生。结果就是大批人被隔离了,医疗资源也没了,这从“拉平曲线”的视角来看,是双输的结果。

无论是“清零”还是“拉平曲线”,它们的“最终胜利”都是很明确的:走出疫情。一些国家如丹麦、瑞典等已经宣布疫情结束,这当然指的不是病毒消失了,而是说这已经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一方面这是由于症状轻微而死亡数较低,另一方面是社会心理已经接受了现状。

很容易看出,在现实中,“清零”的胜利方式与最终胜利是冲突的,“清零”政策的结果是永远走不出疫情(因为世界是一个整体),而“拉平曲线”在理论上会最终实现群体免疫。并不是说“社会面清零”就等于没有疫情,为了维护社会面清零的局面,即便在没有病例的情况下,人们出行和聚会的自由受到限制,而国际旅行更是遭受毁灭性打击。

当上海宣布“胜利”的那一天,人们得想想这种胜利的代价是什么——最终胜利又一次被推迟,可怕的人道主义灾难,2600万人长达一个多月无法出门,饥饿,失业,教育受损,企业危机,经济停滞乃至倒退,心理抑郁,自杀,等等。即便是“清零”的狂热拥护者也很难说收益比代价高。一场胜利却没有任何胜利者,这不是很奇怪吗?(我不觉得走出小区就是胜利,就像刑满释放的犯人不应该觉得自己赢得了胜利)“从胜利走向胜利”意味着最终胜利遥遥无期。即便今天你终于能走出家门去上学和工作,但明天可能又不能了。

在中国大陆,即便是最顽固的“清零”支持者也同意,这种政策在某个时间点不得不放弃,有争议的无非是哪个时间点。

无论如何,2022年已经比2020年更加有利。当瑞典首席传染病学家特格内尔在2020年4月宣布瑞典不封城、不关闭边境、也不鼓励民众戴口罩时——总之采取了一些在当时跟全世界格格不入的“轻措施”——流行的病毒是杀伤力更强的原始毒株,没有疫苗,更没有特效药,也没有其他国家的经验。两年过去了,瑞典的情况不算好也不算差,死亡率明显高于邻国,但在欧洲排行垫底。但这仅仅是从一个角度来说的。瑞典的学校从未关闭过,企业也没有停工过,边境也没有关闭过,这些东西也是收益。特格内尔的照片被制作成图腾,张贴在瑞典的大街小巷。如果瑞典的大学生们知道中国的大学校园已经封闭管理了两年多,他们确实应该感谢特格内尔。“清零”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损害被大大低估了。

瑞典首席传染病学家特格内尔成为了一个图腾

考虑什么时候从“清零”切换到“拉平曲线”,在中国大陆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的。无论如何,切换策略的先决条件是有可靠的疫苗甚至是特效药(主要是保护老人),而这两样东西现在都还没有,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和非传染病学专业的专家把持了话语权。精英和民众需要有力地呼吁这两样东西的进口和大规模运用,这是事关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即便是“岁月静好派”)。只是在微信朋友圈发发牢骚是不够的,因为这不具有公众性质。只要能够进口疫苗乃至特效药,策略的切换就是水到渠成之事。

不过,进口、批准和运用疫苗甚至是特效药需要时间。对整个医疗体系进行“拉平曲线”策略的学习和培训也需要时间,因为它的运作难度要比“清零”高。如果可能的话,也应该尽可能地让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拉平曲线”的防控,而不是一手包办。看起来越早准备越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决策者不一定需要下定决心要转变策略了,而只是要做“两手准备”——然后慢慢就转变过去了。

很多人是从上海事件开始认识到“清零”难以为继的,但其实人们并不需要在历经了惨痛的代价才转变认识。去年,坚持“清零”的国家就已经所剩无几,但它们的坚持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等来了疫苗和更温和的病毒。由此,特格内尔认为瑞典赢得了有关防疫措施的辩论,当然他也承认瑞典实际执行中也犯了一些错误。所谓的中国的特殊“国情”——诸如老龄人口多——并不是借口,毕竟老龄化程度以后只会越来越高,这正好说明了越早切换策略越好。如果固执地因为这种虚幻的原因不敢切换策略,那可能就真的要“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了。

最可怕的事情或许是,当有些人在庆祝上海“胜利”的时候,人们迅速淡忘了一切,直到下一次危机才想起,然后又忘记。人们有一种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力感,宁愿努力移民,也不想发出一声呼吁——我并不是批评,因为这种无力感我也有。人道主义危机仍在持续,虽然这篇文章对“胜利”的话语只是一个提前的忠告,但实际上已经来得很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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