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被定位在了人的理性能力。这是一个重要的回答，但并不是唯一的答案。尤其是，当我们忘记了与理性能力相对应的爱的能力时，那就是一种严重的疏忽。
目前，没有科学的证据表明动物能够体验爱这种高级情绪，尽管学者们相信动物能够体会到一系列情绪、感受甚至依附。爱和理性一样，是人类高贵的独有能力。如果爱的存在已经足够神秘，那么人类独享这种能力便更不可思议了。
只有当我们真的在思考时，才能说自己真的拥有理性能力。如果人们自称拥有理性能力，但是却放弃了独立思考并且听命于智识或政治权威，在这样的可悲状况中，说自己还具有理性能力，那便是毫无意义的。理性能力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可能性，而在于它在真实世界中的日常运用。
爱的能力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具有爱的能力，但是不爱特定的人——尤其是无法产生浪漫爱情——那这个人不过是在进行欺骗或自我欺骗。我已经在一些女权主义者身上看到了这种可怕的情形，她们的爱的能力已经被这种有毒的意识形态可悲地削弱了。
一位女权主义者曾在网上吹嘘，说自己不愿意生孩子，但是却被丈夫的父母不停地劝说生孩子。她后来决定做一笔“交易”：自己负责生育，婆家负责养育。这位母亲的确坚持了自己的合同条款，与孩子始终保持了距离。总之，她不爱自己的孩子，并且还恬不知耻地在女权社区里宣传了自己“独立地支配了自己的身体”的英雄事迹，并获得了一片令人作呕的喝彩声。
人们不需要什么心理学知识就知道，如果一个小孩的童年时期是被自己的母亲这样对待的，会对他或她成年以后的心智状况造成何等的影响。父母对孩子的爱可以而且应当是无条件的，对待孩子的态度应该是无私的。可见，女权主义对整个人性的威胁已经到了天人共愤的地步，一些女权主义者已经明显从人性中异化了。如果一位母亲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爱，我们还能对这样的人期待些什么？
在我们这个时代，“爱的消亡”（弗洛姆）“爱欲之死”（韩炳哲）之类的末日预言已经成为陈词滥调，就像有人说反智主义在威胁人们的理性能力一样。人的理性能力和爱的能力的确面临威胁，但我们依然身处这两种能力得以发挥的最好时代。许多人在暗中抱有一种社会决定论的观念，即当前的社会状况将导致人的理性能力或爱的能力的消亡。然而，在现代世界，真实的情况是，人们的理性能力或爱的能力并不取决于社会的状况，而在于我们有多么看重和发展自身。抱怨这个时代，这无助于维护自己的理性能力或爱的能力。
每一个人的爱的能力是不平等的，就像人们之间的理性能力是不平等的一样。这两种能力都需要不断通过有意识的训练来维持和发展，否则它们可能始终停留在一种未启蒙的水平，或者发生倒退。如果一个人的缺乏理性能力或爱的能力，这个人就是“精神上的未成年人”。许多恋爱或婚姻的失败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其中一方或双方的爱的能力的匮乏。
当一个人把“爱”视为自己的座右铭但是并没有一个现实的爱的对象时，这个人或许是在等待被爱，而不是主动爱别人。就此而言，爱的能力与理性的能力截然不同。我们会思考一个事物，但是人们一般不认为自己被别人思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甚至会感到毛骨悚然。诚然，一位学者当然会因为自己的学说被别人思考而感到欣慰，但是这里思考的对象不是他或她自己，而是自己的学说。
人们渴望自己被爱，而且主要是被自己所爱的人爱。可是，如果人人都渴望被爱，却没有人主动行动，那意味着所有人的爱的能力在实际上都不复存在。
爱有这样三个方向：爱别人、爱自己、被别人爱。这三个方向都非常重要。不过，在真实世界中，人们应该把自己的着眼点偏向于爱别人和爱自己，而不是被别人爱。通过爱自己，人们维持和强化自己的爱的能力。通过爱被人，人们使自己爱的能力现实化。并且，我们寄望于爱与被爱处于交互中。被爱不是通过恳求或者逼迫得来的，就像真正的思想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才能产生。被爱是一种副产品。
当然，真实世界中，爱的实际运作要复杂得多，它在不同的人格和性格身上有不同的展开。对于它们，我不持有一种相对主义的看法，因为只有其中一部分是处于一种“充分发挥机能”或“自我实现”的最佳状态，或至少接近这种状态。一些具体展开并不利于个人的发展。为了过上一种有爱的生活，人们要不断让自己进步和成长，发展自己爱的能力，同时等候遇到那个与自己相爱的人的机会。
我们不仅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而且也要有勇气去爱！不要空谈自己的理性能力和爱的能力，而是维护和发展它们！要相信自己的这两种能力是珍贵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有责任维护自己的两种高贵的独有能力，并且这种责任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重要，因为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威胁。只有人们为了理性本身的目的来思考，为爱本身的目的去爱——而不是把它们作为达到其他某种目的的手段——人类的尊严才能真正得到维护，而每一个具体的人也才通向了真正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