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婚礼是在四年前，那是一个COVID-19期间省际旅行还不算麻烦的时候，我飞赴另一个城市参加我一位高中同学的婚礼。我是在婚礼前一天夜晚抵达的，当我在酒店大厅见到他时，我想起我们已经大约七年没有见面了。他一度想让我当伴郎，但是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想起我的性格并不特别适合做这份工作，而我当时也并不清楚伴郎是要做什么。
在收拾好行李后，他领我去已经准备得差不多的第二天将要举行婚礼的大厅这样我就能了解婚礼幕后的准备工作。婚庆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他们交待第二天需要做的事情，有趣是在仪式中应该怎么走、站在哪里。
然后他让我第二天早起，去酒店楼下集合。虽然我第二天确实是早起了，并且跟他和伴郎们一起站在酒店楼下，但我并不确切知道我们这是在做什么。后来我得知这是在迎接新娘及其同伴的到来。我是接亲队伍里唯一一个没有穿西服的。
在接到以后，我们上到酒店的一个楼层，电梯打开后，我发现这里站着很多人，他们似乎是等着围观即将发生的事情。伴郎们开始敲一个房间的门，里面的人似乎不愿意开门，而是要求伴郎们往里面塞红包。红包已经塞了一些了，但里面的人还让未婚夫回答一些问题，同时伴郎们也恳求里面的人开门。这些问题主要是娱乐性的，诸如未婚夫应该如何称呼未婚妻。
门总算是开了。但这还没完，这个房间是一个套房，而要进入里面的卧室，则还需要通过卧室的门，而这个门又是紧闭着的。同样的流程又出现了，里面的伴娘向外面喊话并提出一些问题或要求。这一次更加复杂，不仅伴郎们需要往里面塞红包和塞卡片并恳求开门，而且又要回答更多问题，以及要完成一些挑战，诸如唱歌、跳绳、俯卧撑等等。
房门总算是打开了，新郎、伴郎们和观众们也终于蜂拥而入，见到了盘坐在床上的新娘。但事情依然没有结束。新郎单膝跪在新娘面前，而在伴娘们的怂恿之中，新郎还需要再回答一些问题并做出一些保证。
终于，新娘似乎答应可以跟新郎离开，于是新郎把她背到了客厅。过了一会儿，双方父母在客厅中央的沙发落座，新郎和新娘跪在他们面前。而后，新郎向新娘的父母分别献上一杯茶，而新娘也分别向新浪的父母献上一杯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对方父母的称谓是“爸”和“妈”。
在上午的这一系列环节结束后，就是中午的正式婚礼。婚礼是在同一家酒店的大厅举行的，大厅里的中间布置好了婚礼用的舞台，而周围则都是饭桌。大厅里坐满了人，声音非常嘈杂，而不是庄严肃穆。新娘入场后，先是由父亲把她挽着走上T台，新郎从另一边走过来，单膝跪在新娘面前，完成“交接”（主持人原话）后，新郎和新娘完成接下来的流程。我记得，新郎和新娘各自有一个发言，但是发言并没有浓重宣誓的意味，而主要是对从认识到走向婚姻的含情脉脉的回顾，并且交换戒指。接着双方父母也登场做了简短发言。
我相信我凭借记忆而叙述的内容符合目前中国婚礼流程的一般情况，因为我后来也参加过另一场婚礼，流程也大致相同，并且我咨询了AI且浏览了网上的信息，发现中国各地婚礼流程都大同小异。
这个当代中国的婚姻流程是如何形成并且在到处都进行相对一致的实践的？我无力对此做出完整回答。我相信，各地的婚庆公司应该要对此负责，因为这个行业之间的信息互通促使各地的婚礼实践都相当雷同。
今天中国的婚礼实践和西方的婚礼实践有着巨大的差异。详细论述并诠释这里的差异需要一本书所能胜任，所以这里仅限于讨论中式婚礼当中我最不能接受的一个环节——接亲，以及接亲里的子环节，堵门游戏。
当然，以下讨论并不针对我参加过的几次婚礼，而是在当前中国的通用的婚姻实践，所以相信这并不会冒犯任何人。大多数人都被困在这个网中，而无法或没有想到过要从中挣脱。
接亲这个仪式是可理解的。新娘被视为还是原生家庭甚至家族的成员，而新郎要前往这个家庭或家族来带走新娘。而他们必定不会让新郎非常容易地就接走新娘，所以要制造出一些挑战，也就是所谓的“堵门游戏”——当然，这些挑战大多是仪式性的。
从动物行为学中，我们可以理解堵门游戏的真谛。在动物界存在争夺领地的斗争，而这种斗争的开始和结束大多是高度仪式化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斗争。两只剑拔弩张的野狗往往并不会真的打起来，而是隔着一段距离互相吠叫，并且在吠叫声之中结束对峙。而在人类行为中，这也同样常见。军事史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告诉我们，1944年6月27日瑟堡火药库（Cherbourg Arsenal）的德军指挥官要求要有一辆美军坦克对着大门象征性地发射一枚炮弹，这样他才能体面地投降。同样地，中国的伴娘们和新娘的家人们也要给新郎和伴郎们设下重重障碍，这样她们才会体面地让新娘离开。
但是，理解并不意味着为之辩护。我在第一次观赏堵门游戏时还觉得新奇，但第二次时已经感到颇不耐烦，因为我已经开始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来理解整个接亲环节。我承认的是，假如存在接亲环节，那么堵门游戏之类的仪式性障碍就是必然会存在的。
但我既不喜欢接亲，也不喜欢堵门游戏。
一方面，接亲和堵门游戏既跟我们这个时代的观念不符，也跟这个时代的社会基础不符。
现代婚姻的逻辑是二人的汇合，不是一人去取而另一人被接走。相信今天大多数人都认同“汇合”“遭遇”“相逢”的观念，而不是“接”“被接”“嫁”“娶”的观念，但是他们相信的东西和他们执行的东西却根本不是一回事。
接亲和堵门游戏之所以依然存在，是因为很多人依然把新娘视为原生家庭的附属品或所有物，视为父权制下的被统治者。在农业社会，女方在结婚以前一直居住在原生家庭或家族。然而在今天，大多数年轻女性在读大学后就开始脱离原生家庭，并且在工作和租房后就几乎完全脱离了原生家庭，所以“接亲”的社会基础也已经荡然无存。
于是，今天的“接亲”经常成为并不实在之事。有些女性被迫在婚礼前夕尴尬地重返原生家庭，让自己可以被体面地被新郎“接走”，即便她跟新郎可能已经同居很长一段时间了，甚至已经购买了“婚房”，或者至少已经做过很多次爱了。另外，很多接亲现场也根本不是在新娘父母家中，而是举行婚礼所在的酒店房间，而这也导致“接”成为了一件浮于虚空之事。
另一方面，接亲游戏中充斥着的金钱的味道污染了婚礼的神圣性和纯洁性，使得整个婚礼都变得庸俗至极。伴娘们不停地索要红包，而伴郎们不停地塞红包，甚至主持人还可能在婚礼现场抛洒红包。金钱本身不是坏东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值得追求的事物，但是一旦它跟浪漫爱情或婚礼站在一起，马上就会让整个场面显得俗不可耐。所以，当金钱进入浪漫爱情或婚礼的地盘，只能扮演一个幕后的支持性角色，不应该让自己显形。
值得警醒的是，尽管堵门游戏基本上是仪式性的（临时彩礼加价的情况不多），但新娘还是很有可能在这个环节要求新郎做出实质性的承诺。比如，当新娘坐在床上，而新郎单膝跪地时，假如新娘问“以后谁来管钱”这种财务问题时，那么在大庭广众注目之下，新郎受制于群体心理的逼迫，此时便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回答，而我们都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然而，男方上交工资最终有害于婚姻。
总之，尽管接亲和堵门游戏存在根本性缺陷，但人们依然在不断地“再生产”（用社会学的行话来说）中式婚礼，“再生产”父权制，“再生产”接亲，“再生产”彩礼，甚至还可能乐在其中，殊不知自己正咎由自取、自食其果。
我想起了西方传统的“王子斗恶龙救公主”的故事。这个故事如今最广为流传的版本来自迪士尼的《睡美人》，而其原型可以追溯到希腊神话。其实，这个故事并不会让中国人感到陌生，因为它每天在中国都在上演，不断地被再生产，只不过那只喷火龙变成了伴娘们和新娘的家人们。
喷火龙和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不仅对浪漫爱情的实现构成形式上的阻碍，而且是实质上的阻碍。即便喷火龙使用的武器是自己的利爪和火，而伴娘们则索要红包，但是，龙在西方的传统形象恰好就是“守财奴”，而“龙”在希腊语中也是“看守”的意思。看起来，中国的伴娘们和新娘的家人们的确跟喷火龙有着巨大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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