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的博士们

一些读者在看到这篇文章的标题时，可能会觉得作者在发表一些哗众取宠或矫揉造作的反智主义观点，或者表达一种自视甚高的狂妄态度。另外有些人考虑到作者是一位博士生或博士候选人，可能会以为我在妄自菲薄。有些人可能以为我疯了。

而我希望所有这些读者能够思考一下这些问题：我们能否在今天的博士群体中——或者干脆所有受过至少正规本科教育的人当中——找到康德、叔本华、莎士比亚、弗吉尼亚·伍尔夫、拉斐尔、爱因斯坦、达尔文、库布里克、布列松？今天的这些天才在哪里？这是每个受过或者给别人进行高等教育的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一个对以往那些充斥着天才的时代有所了解的人，很容易会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平庸感到失望，并意识到事情的严峻程度。我们对博士们寄予厚望，但现实却令人沮丧。而且，我们不仅很难找到天才（genius），甚至很难在博士群体中找到具有高度创造力（creativity）的人，这就是我所说的“平庸的博士们”——一边是普遍的平庸，一边是对普遍平庸的普遍失望，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

老实说，我在看到诸如《博士生返乡记》或《博士生相亲记》这样的书或文章的标题，也会觉得有点恶心。我浏览过其中一些，它们无非是用各种时髦的社科或人文理论来规制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实际上这本质是一种判断力的发挥而已，跟创造力并没有关系。借用歌德的话说，那就是用灰色的理论去窒息生命之树的呼吸。我在翻阅上野千鹤子《始于极限》时也有类似的感受。这些人安全地待在既有的摸索过的知识领地里，似乎已经没有能力生产出真正有创造性的新的东西了，顶多只能在薄板上多凿几个孔。

我们甚至怀疑，这些即将可能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多年的人，是否还拥有处于人类平均水平的创造力。一位博士也许相比其他人在某个领域有着更深的知识，但是在其他领域的知识或技能则不是如此。更可怕的是，许多博士得到知识的同时也付出了创造力这一代价。近年来已经有研究表明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与创造力的相反关系，以及结构化的知识对创造力的恶性影响。很显然，没有知识，创造力自然无从发挥；但沉浸在某种专业知识或既定的知识结构里，肯定会抑制创造力。想要平衡知识与创造力的关系，这并不容易。

最近几十年，全球博士培养规模持续扩大，博士越来越多，也许培养质量也越来越高，但是培养出来的天才却没有几个。实际上，21世纪为数不多的天才们似乎没几个人拥有博士学位，伊隆·马斯克这位公认的天才在入学斯坦福大学博士项目后的第三天便辍学了。谢天谢地，他没有继续读下去。还有巴菲特、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等不仅没有博士学位，有的人还中途辍学。像中国这样的教育科研水平还不尽人意的国家，其博士培养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同时印度的博士培养规模增长也很快。这些国家的教育不仅存在体制化的通病，而且还伴随着低质量和高数量，于是问题便是雪上加霜。

许多天才连本科教育都没有完成，更不用说博士。哪位艺术天才获得过博士学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天才们和莎士比亚接受过何种教育？虽然许多科学天才拥有博士学位，但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获得这个东西，否则就无法获得一份以研究为职业的工作，也就不能养活自己。据说爱因斯坦起初提交天才的狭义相对论为博士论文，但是被拒绝了，后来他提交了一份平庸的测量分子尺寸的办法的论文，不过起初又被认为论文太短，要写长一些。

天才们回答起自己的成长经历时，往往不会提及正规教育对自己的贡献，其中有些人会明确向教育体制开枪。据说马克·吐温曾说：“我从不会让学校妨碍我接受教育。”破译线形文字B的文特里斯对课堂的印象是有一个老师带他们参观迈锡尼文明展并介绍了线形文字B的情况。在那场破译线形文字B的智识竞赛中，毕业于建筑联盟学院、作为建筑师受训练、但并未获得正式学位的文特里斯，战胜了其他几位著名的古典学、历史学、文学或古文字学的专家教授。如果没有文特里斯，也许线形文字B到现在都还没有被破解。鲁滨逊在《天才：一个极简导论》中对此评价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特里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没有古典文学专业的学位或博士学位。他在这方面接受了足够的训练，但没有多到阻碍他的好奇心和原创性。”

天才的成长必定伴随着自己对正规教育的反抗。当然人们可以认为，这些天才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正规教育对自己成长的贡献——总是要有一丁点贡献的吧？——但这也无法让人忽视教育对天才发展造成的严峻挑战。康德很清楚地认识到，他开设的课程不是给天才开设的，因为他们能找到自己的路（费希特和赫尔德便找到了自己的路），也不是给蠢人开设的，因为这些人听不懂；他的课程是为“中才”开设的。一位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后记里谦恭地感谢这位感谢那位的博士，不仅不太可能是一位天才，而且他或她的创造力可能也很成问题。实际上，许多人选择攻读博士学位，主要是出自对人生选择的懒惰或其他目的，而非对智识的追求——这也许并不是问题，但是这客观上助长了平庸现象。

很显然，全世界的博士项目在本质上都是以培养“智识民工”为准则来培养博士，这种原则不仅会压抑所有人的创造力，而且会阻止天才的出现。教育的体制化程度越来越深，创造力也被压抑得越来越严重。一些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已呼吁多年，但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根本无法通过体制的机制来解决。在东亚地区，整个社会文化氛围在本质上就不鼓励创造力。而在中国，尽管许多创造力的发挥在大多数时候跟政治没有关系，但很多人确实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勇气去思考了。我曾经听一位倡导“批判性思维”多年的著名中国学者的演讲，事后台下有老师提问如何处理批判性思维跟政治的关系，那位学者对他的这个问题采用了一种显然很熟练的回应方式——避而不谈。从整个世界教育体制的环境来看，代表智识精英群体的博士们正在跟天才和创造力渐行渐远。

不过，如果我们了解一些天才的成长经历的话，便知道他们许多人也不乏在成长过程中对体制或社会因素的抵抗。只要还有一个天才能从体制中脱颖而出，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是有希望的——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天才们要牢牢记住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勇敢地让自己破茧而出。虽然在这个疯狂的媒介主导的世界里，发生这样的事的可能性很小，但对人性来说却并非不可做到。当然，天才只能是极少数人，而对于作为大多数的我们来说，提升自己的创造力也意义重大。就此而言，我相信所有人都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