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友谊、艺术和科学

一天，我问一位朋友“你最近在干什么？”。话音刚落，她的面部立即浮现惊恐之色，同时身体后仰做出逃避的动作，并发出凄厉的叫声：“不要问我这样的问题！！”这时我才感到自己的问题是有一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了。倘若自己忽然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也会感到有点错愕。不过在彼时彼刻，我只是真切地想知道她“最近在干什么”。

这件小事让我想起两个人。一位是社会学家周雪光，一位是叔本华。周曾经想象某一天同事们会忽然敲门进他的办公室询问他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出于考绩的原因需要了解他最近的研究——一些发表在中文期刊上的论文——有什么意义。但从来没有人来问过他。我最近翻阅读书笔记时，发现自己几年前曾记录过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的一句话：“一个人在晚上睡觉前，应该详细地逐一检查自己在白天的所作所为。”他还说，生活就像一本书的正文，而反思就像是对正文的注释。

不管是等待着别人来问这样的问题，还是自己问自己，都是这样一种反思：看看自己是不是走在自己所期待的人生轨道上。当发现自己偏离轨道时，无非是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我们的确是没有发挥好自己的机能，要么是原来预设的轨道本来就做了违反自身机能发挥的规划。而有时候这两种可能性是同时发生着的——即每天都不得不绝望地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叔本华还有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有太多的反省和认识，但生活经历却又很少，那就好比只有两行正文，但注解却有40行之多。”如果阅读、思考和写作——不管是科学的还是艺术的——不属于叔本华所说的“生活经历”的话，那么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文科生就都面临着正文和注解的比例严重失衡的危险。

最近我在阅读萨弗兰斯基写的歌德传记，青年时期的歌德的生活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了我的生活的改变。在歌德看来，《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维特的多愁善感并不来自于生活经历，而是由于他读了太多当时的流行文学（尤其是感伤主义的）。“真理”来自真实的生命，而非来自文学。

1777年歌德冬游哈尔茨山的经历尤其让我倾心。那年冬天，他从魏玛不辞而别，策马前往哈尔茨山，在冬季攀登白雪皑皑的布罗肯峰。在这次旅行中，他还同一位“笔友”会面，但他却是游戏般地以匿名身份出现的，并且和这位很有可能患有抑郁症的笔友谈论起歌德。歌德对他说，“歌德”可能会这么想：“人们只有通过自然直观和对外部世界的切身参与，才能从一种痛苦的、自我折磨的和阴郁的精神状态中获得拯救和解放。”但对人类和世界感到悲观失望的笔友，当然听不进去这套说辞。歌德觉得此人不可理喻，不想再搭理他。

1797年，荷尔德林向歌德当面请教诗歌写作，而歌德对这位年轻的颂歌诗人建议应该把自己的题材限定在“朴素的田园风光”上。这他深受打击。没过几年，荷尔德林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歌德这番话对荷尔德林的打击如此之大，以至于已经“疯”了二三十年的荷尔德林在别人向他提起歌德这个名字时还对这段经历咬牙切齿。

总之，歌德很喜欢给别人推销自己那的自以为是的理念。歌德在意的是生活经历，而不是华而不实的情感（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或高悬空中的概念（哲学家）。对歌德来说，赋予他生活以价值的是四样东西：爱（对歌德来说，它仅指浪漫爱情）、友谊、艺术和科学。正如萨弗兰斯基所说，这就是作为“生命的杰作”的歌德。是的，歌德没有提及许多中国人看重的“亲情”。

歌德的生活方式当然不适合所有人，用这套说辞去应付抑郁症甚至精神分裂症患者更是没有意义的。很多人至少都经历过抑郁的时刻。前不久，我也有此经历，感到生活毫无意义，学术上的工作也看不到任何希望；吃晚饭的时间到了，但我没有动力下楼。我不得不紧急做了一次正念冥想。情况稍后得到好转。晚上邀请一位朋友出来聊天，然后发生了本文开头场景。

这样的情绪状态在我这里只持续了几个小时，但它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是几个月。想起前些年，一些科技界人士用“冰桶挑战”来呼唤社会对渐冻症患者的关注，自己经历的抑郁时刻也无法让我把抑郁症患者简单地视为奇怪的人或钻牛角尖的人，而是需要理解的人。

不过，既然我被歌德的生活方式所打动了，那么这意味着其实我的内心深处是期待着这样的生活的（以及会喜欢有这种属性的人），只是我过去没有做到像他那样。歌德的生活让我认识到自己人生的可能性，认识到自己此前期待的人生轨道其实并没有体现我的真实自我。我最近很喜欢卡尔·罗杰斯的一名话：“Life, at its best, is a flowing, changing process in which nothing is fixed.”，并且把它打印出来贴在了住所的墙上。

我现在更愿意走出校门在四处闲逛，频率要比以前高很多。雨天爬山尤其有趣，因为这时游客不多，且山色朦胧，空气清新。在西湖群山中自己规划路线也有一种自由感。游玩时，我也越来越能够脱离耳机和手机，完全在场地身处自然世界中。这样也会越来越发现杭州是一个很好的城市。按照室友的说法：“上海有很多展览、演出和讲座，而杭州是有很多山水。”如果要先验地二选一的话，我当然选择山水。

有一天晚上在校园里闲逛，路过大草坪时看到很多人在唱歌。回住所后，看到一位同学分享那个“草坪弹唱”的动态，后来她把我拉进了那个群里。再过几天我也会参加这个活动。我并不是逼自己参加，而本来就想参加——但即便如此，我过去很少有这样的经历。因为过去的我会觉得自己无法真正融入这样的环境中，即身处群体却仍然感觉孤独。但现在我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前段时间在给一家心理咨询机构的微信公众号写文章，一方面希望能让普通人学到符合科学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想要赚取稿费获得收入。自己写的东西能得到心理咨询行业的认可，当然是很高兴的。这就像歌德也希望自己那独立的色彩学研究能得到物理学家的认可一样。昨天给一家中国著名的心理行业公司投了线上作者的简历，也希望能有所收获。不过这始终只是业余的工作。

前几天在满觉陇附近的山上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千人洞”，正好遇到一位大叔愿意一同探洞。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可以前进大约三百多米，然后就会发现一座独木桥，狭窄的通道，桥下是很深的洞。我们在那个地方止步往回走。回住所后在网上检索了一下“千人洞”的信息，最早是文革时期最晚是十年前，都有人探索过这个洞，而且这个洞的“千人大厅”需要在一个井用绳索吊下去才能进去。我们当时并没有发现那个井。于是我就这样实际体验到一把从歌德到浪漫主义的矿山情结。遗憾的是，现在几乎无法出城。

在上海、乌克兰和防疫措施的背景下，游玩行为也是主动维护精神健康的结果。我对那些可怕的事情关注得太多了。最近看到一位心理学家说，人们对待自己的物理伤口和精神伤口存在“双重标准”，当人们身体受伤时，会想方设法止住伤口，而许多人精神受伤时，则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伤口切得更深。但这种“双重标准”似乎是人的一种宿命。人们不太可能会因为身体受伤自杀，但会因为精神受伤自杀。

一位网友曾对我说，她的精神世界被那些糟糕的公共事务填满了。昨晚读了她的一篇博客文章，我又体会到她的至深的孤独感。歌德觉得只需要让陷入精神困境的人转变思维方式就够了，这样的想法现在还停留在很多人脑海里。但事情要复杂得多。我最近几个月也经历过一些转变，此前我强调每个人可以通过自我提升来改善自己，但现在我更看重在关系中帮助对方成长。但有时候我也在想，一个人没有成为一个充分发挥自身机能的人或没有得到自我实现，这样的生活就是不值得过的吗（正如苏格拉底那句名言）？毕竟本来能达到这个范畴的人只是少数。

这或许意味着，只有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在关系中帮助对方成长才是正当的和会有效的。当别人没有感到这样的需要，即便这个人没有充分发挥自身机能，人们也不应当擅作主张。

无论如何，歌德是达到这个范畴的人，他的人生让我看到一个充分发挥自身机能或自我实现的人的生活是怎样的。爱、友谊、艺术和科学。这当然不是一个唯一的标准，而的确是适合我自身的有益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