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本科的时候，我买了一本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在图书馆津津有味地读着，尤其是，当我读到下面这个句子时就发出了笑声：
患难之交真的那么稀有吗？恰恰相反，我们一旦和某人交上了朋友，他就开始患难了，就向我们借钱了。
但除此之外，除了那几个著名的句子如“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外，其他只有很少的内容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当时觉得叔本华有点愤世嫉俗。我固然也认可他的许多观点——比如，他告诫读者，要克制物欲，不要在乎他人评价，而是要把幸福的立足点建立在自身身上——但我也认为这些观点似乎早已进入常识，所以本质上没有什么新东西，所以也不需要再特别强调它。
直到我来到了浙江生活。我发现叔本华的观念在这片土地上远非常识，而且由于我在浙大校内论坛CC98发现这里的许多人的观念是非常庸俗的，是彻头彻尾反叔本华的，这就导致我又想起了《人生的智慧》，于是便找来这本书重读，并惊讶地发现叔本华的观念几乎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发人深省。
旧式的BBS论坛早已经在中文互联网上衰落了，但在浙大内部还以内网的方式保留着。而这未必是什么好事情。朋友们聚在一起讨论CC98上面的帖子时，会把上面的那些网友简单地称为“98上那些人”，而这一标签当然纯属负面意义的，跟庸俗脱不了关系。这也导致了一个看似古怪的现象：为什么在一所号称TOP3的中国大学里，这些按理来说是社会精英的人，却还是抱持着那些庸俗的观念？
回答这一问题可以从很多角度入手。比如，可以考虑社交媒体自带的群体心理属性。庸俗的观念往往得到群众的点赞和喜爱，而正确的观念却往往受到点踩和排斥，而表达正确的观念的人往往被庸俗群众看成是自视清高。而在所有人都喝醉的情况下，有人想要保持清醒则是绝不可以的，于是清醒的人遭受群众的集体人格暗杀。
叔本华说：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表现出聪明和思想只能激起人们对他的憎恨和反感；并且这种憎恨和反感还因为那些憎恨者和反感者没有正当的理由说出引起这些情绪的原因而变得更加强烈，他们甚至必须把这些原因掩藏起来，不让自己知道。
同时，也可以考虑社会文化的问题。浙江大学位于浙江，且大多数学生和老师都来自浙江，而浙江所盛行的唯利主义精神必定体现在浙江大学这所大学里面。那么，为什么精英高等教育却还是无法抗衡唯利主义呢？简单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今天所培养的仅仅是工具理性，而不是完整理性。培育工具理性只会增强学生们实现自己的私利的手段，而不是让他们成为大写的人、启蒙的人。所以，大学教育只会加强唯利主义精神，而不是削弱。过去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精致的利己主义”，但实际上，现在连“精致的利己主义”都是没有的，而只有粗陋的唯利主义。
浙江唯利主义精神
我把浙江的唯利主义精神理解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主义，另一个则是关系主义，也就是说，一个是物质上的利益，另一个则是人际关系上的利益。
我对物质主义已经有详细的讨论，简单来说就是把获取物质财富看得特别重要，并且视作主要的人生价值观来源。现代心理学研究业已表明，物质主义跟不幸福正相关，而不是幸福，但是由于信奉物质主义的人以为自己能从中获得幸福，所以物质主义是一种根本错误的价值观，哪怕你相信它是对的，它也不会因此成为对的。
关系主义则是一种把人际关系网络看得特别重要的观念。请注意，这里强调的是人际关系网络，而非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尤其是友谊和亲密关系，这对于个人幸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仅仅指的是由这些关系带来的主观情绪体验。而中国的关系主义则不同，它看重的不是主观情绪体验，而是他人评价和由自己在关系网络所处的位置带来的优越感和利益。
关系主义在诸多领域都有体现，比如所谓的面子观念、家族主义和裙带关系。一个人想买车，却只考虑奔驰宝马奥迪，同时对车本身一无所知，这是因为他们看上的仅仅是那块车标所意味着的东西。开上奔驰宝马奥迪，从此就可以光宗耀祖、横行乡里、任意驰骋，仿佛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得到了实现，即便在每次保养和维修时会惊呼价格居然如此昂贵。
很多父母催促甚至逼迫自己的早已成年的子女结婚或生育，原因也主要不是因为自己“想抱孙子”，而仅仅是因为自己会因此受到身边人的轻视甚至嘲笑，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假如你不结婚或生育，我的面子往哪里搁？其他人会怎么看我？你看XXX的孩子早就结婚/生育了，我怎么会不着急？”
至于由裙带关系所带来的“关系户”现象，中国人都是很熟悉的，并且许多人还悲哀地乐在其中，并使其为正常现象。很多人在谋求一个岗位、奖项或其他什么东西时，都会担忧会不会忽然出现一个关系户出来上位，或者干脆自己就去当这个关系户。他们可能会悲叹“拼爹没拼过”，却很少认真地反思整个文化。
那么，在浙江人的唯利主义精神的两个方面中，也就是在物质主义和关系主义之中，哪一个更重要呢？
在浙江，经商赚钱和考公入编是现在的年轻人的两个主要出路，并且近些年考公入编更为流行。假如粗略地把经商赚钱跟物质主义挂钩的话，那么就可以把考公入编跟关系主义挂钩。考公入编不只是意味着稳定的追求——我在分析江浙保守主义时已经从心理保守主义分析了浙江人的考公热——而且还意味着关系主义的价值观的实现，父母们对身边其他亲戚和朋友们说自己的子女现在在某单位工作时会感到很有“面子”，而成为公务员也让他们自己感到自己不再是普通人。
中国的官本位传统也意味着进入体制就意味着比所谓的普通民众高了一等，而假如成为了官而不是停留在吏的层次，那么便更是会受到万众的尊敬，并因此获得各种利益。其中最近特别引人关注的是“权色交易”。近些年考公培训机构华图教育曾经因为自己的两个内部标语而遭受抨击，而这两个标语分别是：
“考上公务（员），江山任你指点，媳妇任你挑选”
“如果你不努力，你的女儿可能被同龄人抱着；你努力，你抱着同龄人的女儿”
或许这只不过诚实地折射出了某种关于成为人上人的集体心态？
然而，正如物质主义并不会带来幸福一样，关系主义同样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严格来说，关系主义意味着社会比较，而社会比较往往只会直接带来生活满意度的提高，而不是幸福。关系主义意味着自己的自我价值是被他人定义的，这意味着自我价值并不操持在自己手中，而是操持在他人手中，所以这种自我价值是虚幻的，并非真正的自我价值。那些在这场关系主义的游戏中取得片刻歇息的人，也会时而感受到无意义感，时常在开车回家后把车停在楼下后，长久地留在车里，而不是上楼。
叔本华的幸福三因素理论
无论如何，现在在浙江，关系主义是比物质主义更重要的方面。然而，在叔本华看来，把社会地位放置在财产之前简直是愚蠢的表现：
只有傻瓜才会把社会地位放置在财产之前。
但即便是财产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财富犹如海水，喝得越多就越口渴。
从叔本华的视角来看，浙江人的唯利主义已经是俗不可耐，但近期在唯利主义当中又陷入关系主义至上的现象，则更是愚蠢透顶。
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提出了一个幸福三因素理论。他认为幸福的来源主要有三个因素：
（1）人的自身，即人的人的性格、体质、智力、心理素质和外表；
（2）人所拥有的东西，即人的物质财富；——对应浙江唯利主义精神中的物质主义
（3）人在他人那里的表象，即名声、地位和他人评价。——对应浙江唯利主义精神中的关系主义
为了讨论的简便，我把人的自身称为“因素1”，把人所拥有的东西称为“因素2”，把人在他人那里的表象称为“因素3”。叔本华认为，幸福主要来源于因素1，很少来自因素2（尤其是已经实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几乎并不来自因素3。这意味着，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人们应该把重心放在自身那里，而假如把重心过分放在自身以外，包括因素2和因素3，这只会导致不幸福，而不是幸福。
现代心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叔本华的幸福三因素理论，相关的文献在此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个体特质的确是最重要的幸福因素，物质因素并不那么重要，至于他人评价则的确是相当不重要的。唯一需要修正的是，叔本华几乎没有考虑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和浪漫爱情在幸福中的作用。所以为了改进这一明显缺失，我把它纳入到因素1来考虑，因为好的友谊和浪漫关系带来的正是自我的精神满足和发展，而不是增加物质财富和提高自己的名声或地位。
浙江人的反叔本华式生活
浙江人所过的生活可谓是一种反叔本华式的生活。在他们眼中，因素3和因素2都很重要，或许不相伯仲，或许因素3比因素2重要，但它们都远远比因素1重要。而在叔本华看来，因素1最重要而且是唯一重要的，因素2有点重要，而因素3则是完全不重要的。
浙江人和叔本华谁是对的呢？由于现代心理学已经给出了清楚无误的回答，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有些人错误地以为，文化多样性在此应该被考虑——或许叔本华的理论只适合西方人不适合中国人和浙江人？——但在穿透一切的人类本性的普适性面前，羸弱的文化多样性和个人主观性是不堪一击的。而且，文化多样性和个人主观性也不应被视为愚蠢和罪恶的借口。
是的，浙江人是错的。这种错误就体现在，当他们翻开《人生的智慧》时并假如真的能静下心来读下去的话，只要不是特别顽固的物质主义者和关系主义者，他们肯定会在内心深处觉得叔本华的话是对的；但是一旦把书扔到一边，并启动手机上的抖音、小红书、淘宝和拼多多，他们马上就回到了自己的唯利主义生活之中。在一个流行错误观念的环境里，想要坚持正确观念都很困难，改变自己的观念又谈何容易呢！正如叔本华所说，当你发现全城人的手表里的时间都是错的，而只有你自己的手表是对的，你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对的。
就人类本性来说，物欲的满足和地位的满足注定是短期的和肤浅的。当你刚买了一个奢侈品或一辆豪车，或者刚刚在体制内提升了自己的位阶，它们都只能带来短期的肤浅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跟由浪漫爱情或者独处的精神生活所带来的那种长期的深刻的满足感相比，简直就是小孩子涂鸦和《蒙娜丽莎的微笑》之间的区别。如此浅显而直白的道理，浙江人却不懂，依然沉浸在物欲和社会比较上，并且满足于用相亲来取代浪漫爱情，并把婚姻当成是进一步满足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工具！
一个人缺乏自我的人，当独处时很快就会陷入无聊之中，因为他们找不到精神活动来发展自身，于是只好马上拿起手机刷起购物软件和社交媒体，或者打打游戏。开车到某个地方打个卡拍个照然后迅速地发到社交媒体上，或者去听个演唱会，这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是最高级的精神活动。
某些有文化的浙江人在谈论这些问题时，大概也会提及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甚至异化这类宏大概念，仿佛自己对浙江的社会结构背后的问题洞若观火。但是在发表完这通高屋建瓴的看法后，当他们拿起手机，同样马上也会回到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游戏之中。换句话说，这些有文化的浙江人和庸俗的浙江人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叔本华是这样评判物质主义者的：
我们看到很多人像蚂蚁似的不眠不休、辛勤劳作，从早到晚盘算着如何增加他们已有的财富。一旦脱离了那狭隘的挣钱领域，他们就一无所知。他们的精神是空虚的，因此，对挣钱以外的一切事物毫无感知。人生最高的乐趣，精神思想方面的乐趣是他们无法领略的。他们也就只能忙里偷闲地寻求那些霎时的、感官方面的、费时很少但耗钱很多的娱乐，徒劳地试图以这类乐趣取代精神思想上的享受。在他们生命终结的时候，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真的会挣到了一大堆的钱，这是他们一生的成果。现在他们就把这钱留给自己的继承人去继续积累或者任意挥霍。这样的一生，尽管他们都板着一副严肃、煞有介事的面孔，仍然是愚不可及的，与其他许多傻乎乎的人生没有什么两样，后者的标志就是小丑戴的挂着小铃铛的帽子。
以下的话可以理解为他对关系主义者所要说的：
我们必须清楚：人们头脑里面的认识和见解，绝大部分都是虚假荒唐和黑白颠倒的。因此，这些见解本身并不值得我们重视。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别人的看法对我们不会造成真正的影响。再进一步说，别人的意见一般都不是悦耳动听的，谁要是听到别人背后说他的话，还有说话的那种语气，几乎每个人都会非常气愤。最后，我们要知道，甚至名誉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也只是间接而非直接的。当我们终于成功地摒弃了这一普遍的愚蠢做法，那我们就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增加了内心的安宁和愉快。同样，我们的举止和态度会变得更加自信、踏实，更加真实和自然。隐居生活之所以对我们的心绪宁静有一种特别良好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用生活在别人的视线里。这样，我们就用不着时刻担心别人对我们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看法，我们也就得以恢复真我。
毫无疑问，幸福之道就在于关注自身且发展自身，并且人际关系也可看成是寻求自我满足和发展的一部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出生在浙江的年轻人尚不存在真正的自我，因为他们的父母的意志和整个浙江唯利主义精神还寄生甚至主宰着他们的精神。假如在没有认清真正的自我并驱逐虚假的自我之前就贸然发展自我，那么实际上发展的只是父母的意志和浙江唯利主义精神，从而过上典型的体制内、不出省和相亲的浙江式生活，并且以为自己也想要的是这样的生活。然而，诸如公务员这种特殊的职业，注定只适合由适合这种职业的特殊的性格的人来做。难道浙江人只有一种性格吗？这等同于说浙江人都属于同一个星座或MBTI类型。
而且，即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自我并不完整，他们或许也会拒绝让真正的自我实现出来，尤其是在父母已经给他们安排好未来的职业生涯的情况下。在这些人看来，过上稳定的且确保利益的生活，哪怕是被父母所支配，又有何不可呢？你让我去过能真正自我实现的生活，我能确保这些利益吗？对浙江人来说，在发展自我和实际利益之间，他们已经习惯了选择后者。弗洛伊德说，群众生性懒惰，这话不无道理。
结论
虽然《人生的智慧》是叔本华所有著作中最畅销的一本书，而且在中文世界也有好几个译本，但最近若干年，我们已经很少见到围绕它的讨论了。因为，叔本华的幸福三因素理论是跟浙江——以及某种程度上整个中国——的时代精神所违背的，就像苏格拉底跟雅典的城邦精神相违背一样。
但无论如何，叔本华道出了生活的真相。虽然现代心理学大体上并未受叔本华的幸福理论影响，也很少参考它，但二者的基本取向是一致的。考虑到叔本华写作的时代尚无现代心理学来佐证他的观点，他也只能依靠自己的直觉和智识思考，叔本华的洞见的正确性可谓是堪称惊人的。
然而，许多浙江人或中国人并不愿意面对生活的真相，或许还会斥叔本华的理论为幼稚的中二病或小清新，仿佛只有高中生才会真的相信它。而这些高中生倘若有幸考入浙江大学，马上就会在这里以及在社交媒体上接受唯利主义精神的一轮一轮的再洗礼，进而陷入短期主义、投机主义和功利主义。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并维持“举世皆醉唯我独醒”呢？而假如你认为自己能做到的话，叔本华就一定能赋予你坚守生活正确道路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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