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重生

1786年12月3日，罗马。歌德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古罗马文化也开始使我高兴。历史、碑文、钱币，我以前对它们一无所知。现在目不暇接。正如我以前研究自然史一样，现在在这里也研究艺术史，因为世界的整个历史都与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我说这是我第二个生日，从我踏入罗马的那天起，意味着真正的重生。

歌德：《意大利游记》，赵乾龙译

罗马城的各种古典文化遗存对歌德的冲击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把在罗马的旅居说成是“精神的重生”。我曾经引用这句话询问一位刚访问罗马回来的朋友是否有同样的感受，她很简单地说：“没有。”当然，我问她时几乎只是一个玩笑。

歌德的那个年代，旅行还是一个很专业化的事情，而“旅行者”这个词也没有今天这么空泛。人们只能乘坐马车翻山越岭，乘船要听凭风向的裁决，没有汽车、火车或飞机。历尽艰辛抵达一个心爱的目的地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无论是歌德走进罗马城，还是哥伦布抵达新大陆。

货物运输也是如此。在那个年代，位于意大利的文物也主要在意大利，其他地方的人很难见到。还有信息流通，今天的人们可以通过图片和视频对各种可以用眼睛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大概的印象，而不至于感到陌生。今天有谁不知道罗马斗兽场大概长什么样呢？也许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人们也可以很容易了解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们的精神状况和日常生活。从美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价值观、“美国梦”、美国个人主义，再到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交方式和行为习惯，人们通过各种书籍和视频，不仅能略知一二，甚至可以达到精通的程度。

旅行的便捷和信息的流通使得所谓的cultural shock变得并不常见，同时也就难以出现一种“精神的重生”的感受。一切似乎只是一种概念的具体化而已。这也是我抵达美国不久后的感受，这里并没有什么在概念上让我感到惊讶的东西。

2014年，耶鲁大学哲学教授L. A. Paul提出一个概念叫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变革性体验），它指的是“从认识论和个人角度彻底改变体验者的体验”。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对这一概念做了很好的解释：

当一个人在认识论上发生转变时，他们会获得“体验是什么样子”的知识，而如果没有这种体验，他们是不可能获得这种知识的。例如，只有第一次坠入爱河，无论是与恋人、孩子、朋友还是宠物，才能真正体会到坠入爱河的感觉，从而更好地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和关系。一个人也可能会发生个人转变，或者说，他们的核心偏好、生活目标和处世方式等关键的行为特征会发生变化。例如，坠入爱河往往会从根本上重塑一个人喜欢的人和活动，改变一个人未来的主要计划，并改变一个人在世界上的活动方式。虽然这些个人转变可能是由认识论转变引起的，但它们也可能只是与认识论转变同时出现的新体验的结果。像坠入爱河这样使人的认识论和个人都发生转变的经历就是变革性体验。

变革性体验的要义在于，一个人发生重大改变的动因并非是在认知上被说服了，而是在非理性的体验上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我的高中同班同学的男生有大约三分之一是同性恋。在那之前，我甚至没有相信过同性恋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尤其是跟许多男同维持了相当友好的关系，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恐同”者，也不可能对同性恋有任何反感。对我来说，与许多男同成为同班同学就是一种变革性体验。

歌德式“精神的重生”也是一种变革性体验，他必须要置身于罗马城的环境之中才能触发这种体验。但变革性体验不一定是精神的重生。我对同性恋的态度的转变并不构成我自己的精神的重生，因为它改变的只是我对一种外部事物的认知，而并没有改变我自己。

到远方的旅行很有可能带来歌德式的“精神的重生”，但是触发这样一种状况需要其他的先决条件。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旅行者如此之多，但获得重生的旅行者却少之又少。那么，需要哪些先决条件呢？我相信我有资格探讨这一问题。我在读完歌德的《意大利游记》后愿意和他一样声称：“在我踏入美国的那天起，意味着真正的重生”。当然，我在读这本书以前，还并未把我的体验拔高到“精神的重生”，只是把它定性为变革性经验而已。这大概就是阅读文学作品或者作家写下的文字的奇妙之处，它可以提高我们对生活的感受能力。

第一，需要“大五人格”中的“对经验的开放性”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一人格特质主要是由生物性质和早期经历决定的，后期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对经验的开放性意味着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对经验的开放程度，而不是受固有的认知或感受框架所束缚。一个低经验开放性的人，即便身处一个新鲜的世界，对周遭环境也是持一种评判的态度，而非接纳。他们像孩子一样好奇地打量新的世界。

第二，需要限制既有媒介的束缚。在我们这个时代，进入我们头脑的信息很大程度上被媒介决定了。假如一个逛大英博物馆的中国人，不停地掏出自己的国产手机在微博、小红书、抖音、微信朋友圈之类的中国特有社交平台上刷动态或发动态，那么博物馆里再美的东西也无法流溢进他们的心灵中去了。他们虽然置身世界文明的瑰宝聚集地，但是精神世界并不全在这个地方。这就像有些学生来到了教室上课，但主要是在用手机跟朋友发消息。一打开小红书这样的App，“混圈子”也就开始了。

第三，需要对目标文化的预先接纳。歌德在感受到“精神的重生”以前，他一定已经对古典文化心悦诚服。虽然不是全部，但许多旅行到其他地方的人，至少对那里的文化心有戚戚，否则也就不会主动费力气跑过去了。这一点对于那些试图在日本工作或移民的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必须事先突破中国大陆普遍存在的对日本的仇视，而突破这种东西的力量肯定有一部分来自对日本文化的接纳或向往。

这样便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前往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甚至美国等地留学、工作甚至移民的人大量地出现了“身心不在一处”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在伦敦街头刷写中国式街头政治宣传标语会引起人们的普遍不安或反感，无论做这件事的人是出于何种动机甚至高深的艺术思想。这些人，一般来说，“对经验的开放性”的人格特性较低，长期不加反思地沉浸在中国特有社交平台上，而且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所在国的文化。无论是“精神的重生”还是变革性经验，都不属于他们，尽管这些人幸运地具备某些现实条件。这跟那些身在中国但向往其他地方的人有本质区别，因为后者其实是一种“对经验开放”的体现，而不是相反。

当然，“精神的重生”和变革性体验并不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因素。许多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体验也度过了美好的一生，比如世界历史中的从未离开过自己所在出生地的牧羊人或家庭主妇。而且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好处是，一个人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可以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信息。但是，如果一个人幸运地具有现实条件的话，为什么要拒绝人生中这种奥妙的体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