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身份政治不是建立在共情之上的

最近几年，许多中国女权主义者在散布这样一种论述：女权主义者内部是建立在共情之上的，而外面的人没法共情她们。这一臭名昭著的且缺乏常识的营销手段想要让自己站在实际上不堪一击的道德制高点上，并且试图遮掩这样一个事实：女权主义是一种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指的是基于特定身份的政治，如种族（如“黑人的命也是命”）、国籍（如中国民族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性别（如女权主义者）、性取向（如LGBT）、社会背景（如亿万富翁、卡车司机）、社会阶层（如工人阶级）。《剑桥词典》的解释是“政治信仰和制度，非常重视人们认为自己所属的群体，特别是根据他们的种族、性别（=他们是男性、女性或不同的性别）或性取向（=他们是否被相同或不同性别的人吸引）”。《韦氏词典》对它的解释更进一步，点出了它的意义所在：“具有特定种族、宗教、民族、社会或文化身份的群体倾向于促进自己的具体利益或关注，而不考虑任何更大的政治团体的利益或关注的政治”。基于性别的思考已经给许多女权主义者的脑子定了型，她们不仅很难从其他角度，而且也很难从社会总体福利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在美国，身份政治几乎肯定是一个贬义词。保守派强烈反对身份政治，部分社会主义者这样的左派也反对身份政治，尽管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持有这一看法。那究竟谁在支持身份政治？《纽约时报》这样的中左派或自由派媒体是否会支持它？我浏览了在这上面发布的关于身份政治的内容，看起来就连它也发出了反对的信息。它发表过批评白人的身份政治的文章，发表过支持身份政治的文章（因为它注意到了歧视问题——也就是说，受歧视群体的身份政治是好的），有分析为何身份政治对亚裔美国人没有产生作用的节目，甚至还有关于身份政治已经接管了共和党的节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专栏文章中则批评了共和党政客在疫情期间关于放松戴口罩的举止，认为抗拒科学已经成为了共和党的身份政治。总的来说，身份政治甚至在《纽约时报》这里也是个贬义词，因为这里的作者们乐于把这个词丢给保守派人士。2021年的一项研究证实了我的观察，研究者提出“从2016年开始，这个词的提及率激增……它更多地与政治左派联系在一起，但也有相当多地与政治右派联系在一起。这句话也被描绘成负面的。”——结果看起来很古怪的事情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人喜欢身份政治。“身份政治”甚至被武器化了。

身份政治是一个贬义词的原因是很显然的。由于身份政治强调某一群体的利益而不关心社会总体的利益，而那些真正从社会总体来考虑问题的人——尤其是政治家、学者、专栏作家或报纸编辑——就不太可能认可它，而且这些人普遍担忧社会的分裂或撕裂。这些人即便是强调某一群体面临的问题，也往往是以社会总体的利益为依归的。

正因如此，身份政治作为女权主义运动的一种内在属性，也就成了它的难以启齿的先天性心脏病。女权主义内部已经有作家在探讨“女权主义能从身份政治中得到拯救吗？”这样的问题，但老实说，我认为这不太可能。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看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虽然不是全部，但许多中国女权主义者都拒绝“女权男”加入她们的社群，或至少以相当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另一方面，正如所有类型的身份政治的接受程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里面，大部分人都对女权主义敬而远之，少部分表现出支持态度的人其实也偏向于礼貌性质的赞同。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往往也更倾向于关心社会的总体利益，而非某个群体的特殊利益（即便自己也处于某个特殊群体中）。他们还可能更热情地参与自己所在社区的发展，但是这种贡献跟身份政治或特殊利益没有关系。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能体会到当前美国自由派人士对女权主义、LGBT运动、黑人权利运动等身份政治运动的微妙态度：他们当然在表面上甚至会付出行动去表达支持，但由于它们属于身份政治，这也使得这种支持或许是有保留的。

身份政治这种东西是不可能建立在共情之上的——这是许多中国女权主义者的政治宣传——而只能是这一群体内部的共同的特殊利益。如果女权主义是建立在共情上的， 那么退伍老兵协会、卡车司机协会、教师工会等等所有有特殊的共同经验的人的组织就都是建立在共情上的。共情这个词显然强调的是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但是身份政治的实际做法和后果却是建墙而不是造桥。一些中国女权主义者的基本叙述就是她们那一小撮人相互之间已经“狠狠地”共情了（从心理学理论上来说，这是无法做到的），并指责这个圈子以外的人对她们没法共情。至于这个圈子以内的人是否对外面的人共情了，我们就无从知晓了——但按照我们对社会心理学的了解，答案当然是“没有”。

那么，基于共情的政治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共情”只限于“自己人”，那么这根本不叫共情。这些女权主义者们也许能从马歇尔·卢森堡（Marshall Rosenberg）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他是卡尔·罗杰斯的学生，开发出了以共情为核心的“非暴力沟通”。他不仅试图在个人之间还在群体之间提倡这种方法，并且身体力行。他成了一位和平调解人（peacemaker），生前曾前往几十个国家去调解各种争端——甚至包括前往中东地区调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争端。我想，如果女权主义者们知道他的事迹，那么就应该不好意思再说自己是在“共情”了。一些中国女权主义者把女权主义说成是建立在共情之上，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遭遇的低劣的政治诈骗。

1909年，威廉·冯特（每一个心理学系的同学都非常熟悉的名字）的英国籍学生爱德华·铁钦纳（Edward B. Titchener）把德语词汇Einfühlung翻译成empathy，又过了几十年，卡尔·罗杰斯把它列入心理治疗的三个核心条件，使得这个词汇发扬光大，且家喻户晓。实际上，中文里的“共情”和“同理心”是对empathy的两种不同译法。我已经从心理学和心理咨询的专业角度批评了某些女权主义者认为男性无法理解女性——准确地说，无法理解她们女权主义者——的预设。另外，我已经专门讲解过心理学中的共情概念，并且指出共情只能在一个具体的情景中对个体的共情，而无法在抽象的大群体之间共情。

当然，现在这些人还可以为自己辩护说，自己不是在这个词的本来意思上来使用这个词的。接着她们就可能把话术转变为“被压迫的共同经验”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这当然就是另一个话题了，但至少这次她们承认了女权主义那身份政治的先天性心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