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博士延迟毕业在中国的高等教育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大多数人眼中，博士生只要延迟毕业（正常学制大多为4年）就是风险，延迟多年就是隐患，而最终没有拿到学位就是失败。与这一流行看法相反的是，有大量历史上的杰出学者也经历过显著的延迟毕业。这份名单包括：荣格、约翰·纳什、大卫·波姆、波普尔、萨特、维特根斯坦、康德、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等等。
当然，今天在中国流行的延毕概念，在当时的欧洲是不存在的。但是，拿到学位所花的时间明显超出“正常时间”的现象则肯定是在各个时代都存在的——这个“正常时间”也不一定是像今天的许多大学那样有一个标准的定义，而可能是取自大多数毕业生的经验。所以，用今天的延毕概念来分析以前的学者，这种做法归根结底是没有问题的。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康德、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这三个人的个案，来分析这些人延毕的原因，并希望得到一些对今天的人有参考意义的结论。
康德：延毕11年
1740年，16岁的康德进入哥尼斯贝格大学读书（在1945年苏联占领了东普鲁士后，这所大学也不复存在了）。当时的哥尼斯贝格大学的系科划分基本延续了中世纪的传统，即分为神学、医学、法学和哲学四个系科，所有学生在入学头一两年学习哲学课程，然后大多数学生转而去学习神学、医学或法学课程，而像康德这样的少数者选择了哲学。但无论是哪个系科，当时的德意志大学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学制或年限，而且只有一个学位授予。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选择了哲学，那么从入学到毕业，他只有哲学硕士（magister）学位可以获取；而假如一个人选择了神学、医学或法学，则是最终获得相应的博士学位。哲学硕士和这三个学科的博士学位是等价的。当时没有学士学位。
当时，大多数哲学系的学生完成学位的时间是3-5年，我们取4年。康德16岁进入大学，而当他获得哲学硕士学位时，已经是31岁，也就是说，他花了大约15年，比“正常学制”多了整整11年。
曼弗雷德·库恩的《康德传》对康德的情况作了细致的分析。在1744年，康德开始准备一个可以作为硕士论文来提交的作品，标题为《论对活力的正确评价》（Gedanken von der wahren Schätzung der lebendigen Kräfte），并于大约1746年写好。这部作品的前言有一些极端自信的语言，包括“我已抓到了方向。现在我将阔步前进，不再有任何阻拦。”他还强调说，强调其信念“高尚的自信有时不无好处”，而选择所谓的“康庄大道”，并非永远是最好的办法。
古怪的是，康德是用德语来写作的，而不是学位论文所要求的拉丁文。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康德写这部著作就没打算拿来拿到学位。
然而，外部的事实表明，“康庄大道”的确是更好的办法，而且康德受到了严重的阻拦。康德在实际上休学了，没有继续学业。通常的看法认为，这是因为1746年康德的父亲去世，这导致康德自己要挑起家庭的重担来照顾兄妹，于是他要设法取找一份工作来糊口。但在最近，学术界越来越看重康德与他的导师克努岑之间冲突的因素。他们二人在学术观点上有不合，而且克努岑似乎并不喜欢康德。这些因素导致康德发现自己并未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赏识。
无论如何，自1748年起，康德去做家庭教师了。值得注意的是，克努岑于1751年英年早逝，年仅31岁。克努岑去世后，康德的学业似乎马上就顺畅了。直到1754年康德才回到哥尼斯贝格大学继续学业，很快发表了几篇论文。1755年，康德提交了硕士论文并完成答辩，并在几个月后完成了执教资格论文，开始在哥尼斯贝格大学担任讲师，时年也是31岁。
那么，康德在延毕期间在做什么？除了做家教，另一个重要工作似乎就是写作、打磨和出版《论对活力的正确评价》，但是这部著作对于获取学位不仅没有帮助，而且耽误了他好几年的时间。相比之下，他真正去提交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作品却只是一部平庸之作。
弗洛伊德：延毕3年
弗洛伊德于1873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维也纳大学同样只提供博士学位，弗洛伊德最终于1881年拿到博士学位，花了大约8年。当时，其他医学生大约花5年即可拿到学位，而弗洛伊德多花了3年。
这里也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弗洛伊德在1879-1880年被迫服了一年的义务兵役，在奥匈帝国军队中担任医疗职务，在此期间他还翻译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几部几篇文章。
彼得·盖伊的《弗洛伊德传》对弗洛伊德的“延毕”的解释是他广泛的兴趣和对研究的探索。
广泛的兴趣指的是对人文领域的兴趣。他在大学头几年阅读了大量的哲学书籍，即便他后来拒绝承认自己读过叔本华。他这一时期最喜欢的哲学家是费尔巴哈，他的《基督教的本质》对他带来了深刻影响，或许对他以后的反宗教思想有启发。他还阅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英国文学的作品，因为他对歌德这样的作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他还读了一些英国的科学作品，这加深了他的实证倾向，并导致了他以后对哲学的排斥。
对研究的兴趣主要是他当时对动物学的兴趣。他在实验室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解剖鳗鱼，据说切割了400条鳗鱼，主要任务是去寻找鳗鱼的睾丸。接着，他换了一个实验室，又花了大量时间研究鱼类和人的神经系统。他发表了解剖方面的论文，或许有一些佐证达尔文进化观的重要发现，但跟后来的心理学都没有直接关系。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低等鱼类脊髓的研究》（Über das Rückenmark niederer Fischarten）。
无论如何，弗洛伊德似乎并不着急毕业，也因此不着急去当医生以成家立业。
爱因斯坦：延毕4年
爱因斯坦的学历情况要比康德和弗洛伊德都要复杂，而且不大符合“延毕”的严格定义。高中毕业时，他的打算是做一名科学教师，于是1896年入学苏黎世联邦工学院，并于标准学制内在1900年毕业，获得Diplom（教师资格文凭）。他希望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事业，并且发现自己要获得一份教职，而获得教职，一个Diplom是不够的，需要一个博士学位。于是1901年，他向苏黎世大学申请一个博士学位，并提交了一篇博士论文。换句话说，其实并不存在一个持续多年的全日制博士项目，而是提交论文便可。
1901年11月，爱因斯坦向导师阿尔弗雷德·克莱纳寄去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但许久没有收到回音。爱因斯坦很好奇他的导师是不是自己想象得那么昏庸，是不是真的目光短浅，无法接受自己的革命性的想法。12月，他登门拜访克莱纳寻求答案——就像在今天的大学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他的导师还没读他的论文。
这似乎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他们讨论了一些科学问题，然后克莱纳保证他会尽快阅读。然而，等克莱纳读完了，他拒绝了这篇论文，并退还了评审费，据说是因为爱因斯坦在论文中攻击了他的同事。
接下来的几年里，爱因斯坦在专利局找到一份工作，同时逐渐放弃了获取博士学位的想法。在此期间，他在业余时间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和几位朋友一起讨论科学和哲学。
等他的1905年奇迹年论文的想法逐渐酝酿的同时，爱因斯坦发现还是需要一个博士学位才能在科学界找到工作，于是又向苏黎世大学提交了另一篇论文《分子尺寸的新测定法》（Eine neue Bestimmung der Moleküldimensionen ）。这一次，爱因斯坦下定决定要提交一篇学术界能够接受的论文，而这篇论文跟同时期的奇迹年论文相比当然是平庸之作。
根据爱因斯坦事后的不严肃回忆，这一次，克莱纳说这篇论文太短了，还是给退了回去，但爱因斯坦“加上了一句话”又寄了过去。这一次论文被接受了，爱因斯坦成为了博士。尽管这篇论文的实用性很强，但是其知名度远远不如他那几篇奇迹年论文。
结论：叛逆性的自由探索是导致延毕的原因
在今天，以教育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在考察为什么延毕现象在今天各个大学的博士项目中会普遍存在时，往往只能提出一些模式性的因素。诸如，在许多中国大学，要求博士生必须发表几篇在什么级别上的刊物的论文才能毕业，但是要完成这个任务所考验的可未必单纯是学术能力。导师压榨学生的因素也经常被提到。博士生自身的心理倦怠也被考虑到。某些研究还指出大龄已婚女博士生是延毕的重灾区。诸如此类。
本文通过对康德、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的延毕故事的讲述而找到了一个社会科学往往看不到的模式，那就是在某些情况下，叛逆性的自由探索是导致博士延毕的原因。由这种原因导致的延毕绝非失败。
康德、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都很喜欢进行自由探索，而这种自由探索导致他们花费了“不必要”的时间，从而导致了延毕。特别是，康德和爱因斯坦的自由探索是反学术体制和规范的，他们的导师确实也无法接受自己的研究，而且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他们至少一开始并未向学术体制妥协，反而要去撞个鱼死网破。康德的《论对活力的正确评价》和爱因斯坦的第一篇博士论文都是跟学术体制发生冲突的结果，并且在撞得头破血流后都是一度放弃了学业。换句话说，假如康德和爱因斯坦从一开始就放弃自己高贵的想法，一开始就向学术体制低头，交出一份学术界能接受的学位论文，那么他们就可以在很早的时间拿到学位。
弗洛伊德虽然在读博期间是很“守规矩”的——他突破学术体制的时期发生在后来当医生的时期——但他在读博期间花了不必要的时间去大量阅读哲学和文学作品，并且沉溺在实验室做实验，并不着急毕业。在今天，假如发生这种情况，这往往是导师强迫导致的，但弗洛伊德是自愿要做那些切割鳗鱼的实验。
顺带一提，康德、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的家境都一般，所以延毕背后并不是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有家里雄厚的经济支持。
不过，我也并不认为读博期间的自由探索对他们后来的成就造成了什么直接影响，而人们常常会夸大这种影响。假如没有这些插曲，他们或许依然会成为人们熟知的哲学家康德、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但是，他们的人格却也决定他们必定会发生这些偏离。
人生本来就充满了许多看似无意义的插曲，并且喜欢谈论自己的这些看似无意义的插曲，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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