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比式体验

几年前，有天我被召去帮一位浙江大学的老师搬家，从学校某一个老校区的破旧单人住房里搬到新校区附近的一个现代商品房小区里。我走进那个新房时，注意到这是一个相当精致的而且面积很大的复式住房，而灰头土脸的我感觉自己像是刚刚从农村进城。站在客厅的落地窗前，我凝望着不远处的校园，想到，我自己很有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这样的房子。

当时，我立即想起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我观看的时莱昂纳多主演的电影——他作为一名军官邂逅了自己一见钟情的人，而女人来自富贵家庭，而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尽管自己穿的军官服装掩盖了自己的出身。战后，盖茨比通过投机活动成为新富，于是名正言顺地追求那个女人，但自己的致富道路以及新富这个身份也始终是自己的难言之隐。我想到，自己作为博士生，这一身份不也只是一个类似于盖茨比的军官服那样的一种掩护吗？更凄惨的是，我听说，博士生这一身份也早就在“婚恋市场”上臭名远扬了。

盖茨比式体验以后每次在各种合适或不合适的场合就会立即涌上我的心头。也就是说，当我意识到我走进到一个较高阶层人士的聚会或者他们所拥有的住房时，我可能便会有这样一种体验。我似乎是通过身份的掩护挤进去的，而不是从正门正大光明走进去的。不过，这种体验似乎不是原生的，而只是那部电影对我施加的次生影响。

目前为止，只有中国人带给了我这样的体验，而美国人并没有。比如，我在UVA的时候，在中国留学生中遇到的北京人和上海人数量，已经超过了我此前待过的三所大学的总和。来美国读本科所需的花费只有极小比例的中国家庭负担得起。而更微小的一次体验则是我参加一个黄石国家公园的华人旅行团，有天晚上坐在公园外面的西黄小镇跟几个萍水相逢的人喝酒交谈。我带给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印象就是我是浙江大学的博士生，于是跟我的交谈也大多围绕着这一身份展开——一个盖茨比式的掩饰。

前几日，有朋友告诉我，当他处于一个跟较高阶层人士打交道的场合时会感到不自在，而我其实并没有同样的感受，而是表现出自己的本来模样，并带有某种盖茨比式的体验。我想，一方面，这是因为我需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社交能力，另一方面，我确实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特殊阶层，或者说，我没有任何的特殊阶层归属感。

当有人问我来自哪里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给出正确的答案。我听说有些来自“小地方”的人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并不自在，而有些人则直接会说谎。比如有些四川人会说自己来自成都，但其实只是在成都买了套房；比如有些人说自己来自上海，不过更具体地说也许只是上海的某些边缘地带；有些人只会说出地级市，不会说出所在的县甚至镇或村。当然，我也不知道我在给出答案的时候对方在想什么，因为这样的心理活动很容易掩饰。不过，我确实希望人们不应该通过我来自的地方来“定义”自己。

而我自己的确也有特殊的情况。我的母语是四川话，而四川省各个地市的四川话很不相同，比如成都话显然是最好听的，相比之下，我出生的地方的四川话并不悦耳。不过，我不会说这种四川话，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初中是在四川另一个地方读的，而我所在的班级的同学来自四川各地，于是我练就了一种普遍性四川话，也就是不带有地方性色彩的四川话。有趣的是，我似乎是班上唯一一个习得普遍性四川话的人，而其他人在毕业时所带的口音跟入学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

我不仅能在语言方面从各种特殊性东西中把握住其中的普遍性，而且也能在阶层的自我意识中把握住普遍性。过去十多年，我先后生活在中国西部一线城市、中部一线城市、东部一线城市和一个美国农村地区小城市之中，以及我中学时期所处的西部三线城市以及更早的县城。在这些经历的基础上，我把握住了阶层自我意识中的普遍性，而不是局限于中国县城、中国大城市或美国农村的任何一种特殊的阶层自我意识。从哲学上来说，这种普遍性的阶层自我意识在本性上要高于任何一种特殊的阶层自我意识，即便是中国大城市的阶层自我意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组合，也不是简单的博采众长，而是一个在更高层次的辩证综合。所以，我认为自己游离于所有特殊阶层之外，并位于一个精神上的普遍性阶层之中。

我们往往会对北京人、上海人和广州人有着更高的期望，以为他们会更有教养，被陶冶得更好。某种程度上当然如此。但当我带着这样的期望跟这些人打交道后，我可能就会感到自己的期望落空了。比如，我在黄石华人旅行团遇到一位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小姑娘，我注意到她在旅程的前半段用手机拍得很勤，但后半段就不拍了。于是我在跟她交谈时询问原因，而这位来自上海的小姑娘告诉我：“我发得太多了。现在拍了也不会发。难道你拍的每张都发吗？”当我意识到她似乎是一个被社交媒体牢牢掌控的人，我对上海人的某些期望便落空了，但是不妨碍她这个个体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

中国的城乡差距似乎使得小城市和农村在各个方面处于劣势。每次寒假或者暑假回到家乡，我都没有任何朋友可以交流。正如叔本华说，“要么孤独，要么庸俗”。许多时候，当我偶尔或被迫听到一些肤浅甚至离谱的言谈时，我还得忍受他们的平庸，并送上沉默的讥讽。同时，我也非常清晰地看到一些生活在小城市的人的认知是被自己的阶层所局限了。不过，跟一些有丰富人生阅历或者对自己领域有所认识的人交谈还是很值得的，即便他们对许多自己未曾经历过的事情不甚了了、人云亦云。

中国式的城乡差距在美国并不存在，比如中国大城市的人的素质往往更高，但美国人则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差异。也许农村地区的美国人更加友善。我在美国农村地区的生活却并未产生盖茨比体验，偶尔甚至我还有一种来自大城市的错位的信心——我接触的大多数UVA美国学生都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各个小城市。同时，由于我几乎没有跟美国大城市的上层人士打过交道的经验，所以我也不知道身处他们中间会不会产生盖茨比体验。

如果要看到自己固有的认知范围以外的事物，那么自己所处阶层的思维模式就构成了障碍。我认为，一个人局限在自身阶层范围以内，是可以拥有幸福的一生的。但是当这些人要涉足自身阶层范围以外，那就必须得突破自己阶层固有的思维。互联网上流传着“穷人思维”的许多事例，一些进入更高阶层的人由于依然带着自己出生阶层所具有的已经跟现实不相适应的思维模式，不仅使得自己栽了大跟头，也给他人带来不幸。所谓的“凤凰男”和“物质女”就是两个鲜明的例子。“小粉红”也是如此，因为大多数“小粉红”生活在三线城市及以下。

然而，这些思维模式并不局限在中国的小城市，也体现在江浙地区这样的相对发达地区。其实，江浙地区的相亲文化、物质主义和严格的门当户对风俗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穷人思维和底层思维的变形，物质的财富并未带来精神的自由。所谓的“江浙独生女”并不让我羡慕，因为这意味着她们的人生轨迹被死死地钉在了父母辈给他们规定的既定轨道上，看不到自己出生阶层以外的人生可能性。

这样，我就从我自己的盖茨比体验出发，并在我的普遍性阶层自我意识中结束。盖茨比体验是我的情绪反应，而普遍性的阶层自我意识则是我的认知，而这二者显然并不同步。因为如果我真的完全在情绪和认知这二者同时贯彻我的普遍性的阶层自我意识的话，那么我不应该产生盖茨比体验，而这似乎并不是事实。心自有其道理。无论如何，我的那身掩护——浙江大学博士生——不久就会被卸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