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交过一次白卷，而且那也是唯一一次。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在班里举行了一次“文坛大赛”，主题和题材不限，而且是强制所有人参加的，要求在几天之内写好交上去。我倒是非常乐意参赛，但结果我却是唯一一个交白卷的人。
我现在还记得当我对老师说自己什么都写不出来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他习惯性地冷笑了一下，没有多说什么。而我也没有多做解释。或许在他看来，我本来就是班里比较差的学生，现在居然还拒绝交作业。而我当时恰好也没有要在老师面前证明自己的意欲，所以对这种看法是完全无所谓的。
我当时的实际状况如下：在痛苦地冥思苦想几日后，我的大脑仍然是一片空白。现在想来，这种主题和题材不限的方式，使得我在无数蹦出来的念头中没有哪一个能固定下来。我对任何一个飘忽出来的想法都无法感到满意，而且，我对自己的最后的产出还给予了厚望。或者说，我对我的创造性寄予了厚望。结果便是，我在这种飘忽不定的巨大痛苦中完成不了任何东西，正是在这种巨大的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压力下，我没有出现“尤里卡时刻”。
那么，为什么在时隔十多年以后，我忽然又想起了这回事？
因为我无奈地发现，那个曾经一度离开的梦魇又回来了。最近，我频繁地梦见自己即将参加数学考试，而且还是自己压根不会的高等数学，而同时发现自己对此完全没有准备，于是这意味着我肯定马上要交白卷了。于是，在梦醒时分，我总是会庆幸，现在的情况是多么地幸运，我只差交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就可以毕业并拿到学位了，而不需要参加可怕的考试。但是，等我完全清醒后就会马上发现，我当下的情况甚至可能比梦中的情况还要更加不幸。
很显然，我的考试梦和我当下的情况存在很强的联系。这一次，它并不是由无意义感引发的，而就是由对交白卷的焦虑和恐惧所引发的。
我现在的确担心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会以交白卷收场。为什么会这样？原因竟然是跟我在高二时那场“文坛大赛”时交白卷的原因是一模一样的。我对我的创造性和原创力充满了希望，但我的脑海却迟迟没有蹦出让我满意且可执行的东西。我想做出一番真正的突破，哪怕是在当下学术界无法得到认可甚至无法通过外审也在所不惜，因为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作品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承认，有时候作者等不来这种承认就死了。
我不能说我的内心充满了焦虑和恐惧，但它们肯定挤占了我的内心深处的某些地方。这种焦虑和恐惧是双重的：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我担忧自己完不成真正有创造力的作品，这种恐惧偶尔甚至会让我泪流满面；另一方面，也是不那么重要的，则是我担忧自己交白卷。当然，“交白卷”在这个语境下指的是要么是肄业走人，要么是继续延期。
那么，我在高二时的那段历史会在不久的将来重演吗？
首先要考虑尤里卡时刻这个偶然因素。尤里卡时刻的出现往往是建立在勤勉努力基础之上的闲暇上的，而这肯定需要一个相对安逸的心理状态。弗洛伊德是在一个下雨的下午独自散步时想出了“文明及其不满”的基本轮廓，而他当时那段时间肯定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完全的勤勉和完全的闲暇都无法产生任何有创造力的东西。而且，即便我能放下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焦虑，也不一定意味着尤里卡时刻的到来，因为它的可能性就像一见钟情一样是颇具神秘意味的。
其次要考虑的则是策略性因素。假如尤里卡时刻没有到来，而我发现自己也不能再等待，那我应该明智地降低对创造力的期望，而是掉转矛头，像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去写一篇四平八稳的、踏踏实实的博士论文，然后尘封在档案柜和数据库里。正如大家常说的，毕业要紧，没人看你博士论文到底写了什么东西。
假如，我在高二的时候采取了降低期望、改变策略的做法，那么当时我可以交出一篇作文，我的语文老师也不会对我露出难以解读的表情。当时，我承受巨大的痛苦和压力，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没有想出任何东西。如果我能从那段经历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为了呵护自己的创造力，应该尽可能地调适自己的情绪，坦然面对，像弗洛伊德一样多在下雨的时候一个人闲适地散步。
是的，我不想告诉自己，我最终还是学会了降低期望、转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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