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的母校

我在美国时，有天参加了一场国际学生的聚会，遇到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在一系列交谈以后，她得知我是浙江大学来的，于是我询问她的国内本科学校是哪一个，她立即表现出面有难色的样子，并用坚决的口吻拒绝回答我。这样的情况我在美国见过，而在浙江大学也见过。现在询问一些研究生的本科母校俨然成为了一个有些敏感的问题，甚至已经快要成为禁忌了。

那些来自所谓的985高校的人会收放自如地回答这个问题，并且自己可能也会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自己的来历。但那些许多来自“双非”高校的人，对自己的“起源故事”却是遮遮掩掩的。同时，尤其是对于浙大的文科研究生和文科教师来说，出身其他985的研究生和从985调来浙大工作的教师很有可能对浙大言语间带有批评甚至不屑之意——因为浙大的文科相对于理工科是弱势的——但同样的情况很难出现在那些出身双非的研究生身上。

对于出身“双非”高校的人来说，母校所意味着的并不是一种温暖的家园感，而是一种难言之隐。母校一词来源于拉丁语alma mater，在严格意义上指的是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教育，但一般也可拓展到从小学到博士阶段的所有学校——不过我们谈起母校，首先想到的一般是自己的本科学校。我所理解的“英雄不问出处”，指的是我们不会根据一个英雄的出身来评判这个人的才华，而不是真的“不问”甚至不能问。

那么，我们应该让母校成为一个禁忌话题吗？让它成为出身985高校的人的特权，也就是只有这些人才有权利拥有母校，而其他人没有权利拥有母校？

我不愿意看到这一天，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互信将受到不可磨灭的恶性影响，这种恶性影响已经出现在了社交情景之中。假如在社交交谈中谈及了母校的话题，我说出了自己的母校，而对方却对此遮遮掩掩，这马上就打击了真诚和互信，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就导致交谈无法深入下去，而真正的人际关系也很难建立。母校只是一个人的基本信息，这就像一个人的出生的地方一样，这些基本信息在社交情景中理应在最初级的相互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中就完成互换，而假如初级的相互自我表露都无法顺利进行，那么更进一步的相互自我表露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母校是不能撒谎的。有些人出生于村里、镇里或县城里，但在自我介绍时只说到地级市，这不是撒谎，毕竟信息不是错误的，而只是一种简略的说法，而且对方可能没听说过那个县的名字，更不用说镇和村。但母校很难这样做，母校就是一个绝对的名字。虽然有些人也会说在某个区域的学校（比如某个在杭州上学的人可能会说自己是在下沙的一个学校），但这跟遮遮掩掩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当我在说我反对对母校遮遮掩掩的时候，我是在作为一个出身所谓的985高校的人来发言的吗？也就是说，我处于某个“特权阶层”里，自己享有特权而没有自知之明，于是对不享有特权的阶层说出一番“何不食肉糜”的话？就像某些女权主义者说我是一个男的，享有某些“性别特权”，所以我无法“共情”女性的某些独特遭遇？

现代人类社会存在很多特权，一个好学校的文凭相对于不太好的学校的文凭拥有特权，这是毫无疑问且内在合理的。所以，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特权。毕竟，所有人的智力几乎都是先天决定的，而这种先天决定已经保证了智力分配的严重不公。假如给不同智力或不同贡献的人分配相同的报酬，这就是另一种不正义。但是，把这种学历特权表现为学历崇拜和排名沉迷，这却是中国或东亚独有的现象，而这一部分绝不是合理的。而这也是许多人选择含辛茹苦地考研的原因，他们希望通过读研究生来刷新自己的母校，并以为这样可以把自己的本科母校彻底埋葬。

我想起我在美国的一段时间居住在一个公寓里，其他几位室友都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本科生，而在暑期期间，他们三位都回家了，而其中一位室友把房间转租给了一个詹姆斯·麦迪逊大学（James Madison University）的学生。如果要论排名的话并且类比到中国的情况的话，弗吉尼亚大学相当于浙江大学，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相当于温州大学。在交接房间的期间，原来的室友没有按照约定把房间打扫好，这导致他回来返工，他的父母也来帮忙，同时，新室友的父母也来到这里查看房间情况和协议。

假如这是在中国，这是两个中国家庭，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可以断定，新室友的父母马上就会做出一副恭维的样子并说：“你们家娃儿好优秀哦！”而其中那些恬不知耻的中国父母可能还会接上一句“我们家孩子读不得书。”并且这些家长在房间内行走的样子就像自己是仆人，而对方是老板。

这样的情况当然没有发生。由于新室友的家长某种意义上是来监督原室友来返工的，再加上美国不存在这种以学校排名来论资排辈的不良作风，于是在那天，新室友——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学生——的父亲显得自己才是老板。

可见，所谓的985院校的学生才配拥有一个说得出口的母校，这只是中国人的观念性东西，并且中国人正饱受这种文化的毒害而不自知。

凡是读过本科的人都有一个母校，这就跟一个人的家乡一样，是作为既成事实固定且绑定住的。自己在母校的生活经历作为自己人生的一部分——确切地说是已经过去的一部分——是不可能拖自己后腿的，因为拖自己后腿的只能是外在于自身的东西，而一段人生经历则是自己人生的内在组成部分。至于这种事实会对自己的个人职业发展产生什么影响，这个社会如何助长了对“双非”母校的羞耻感，以及在人群之中可能存在的对院校出身的鄙视链，这些都是后话。而任何在社交中试图掩盖自己基本信息的人都应该认真考虑这种制造神秘感的行为对自己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这会让自己显得难以被信赖，从而难以建立了好的人际关系。久而久之，这会使得自己的人际关系限制在不让自己感到羞耻的圈层。这种人际关系的损害要远大于所谓的“面子”。

如果说出身于双非院校的人对自己的母校遮遮掩掩是一个问题，那么像浙江大学这样的学校的学生沉迷于排名则是另一个问题。这不过是“学历特权”的另一个表现。TOP3在浙江大学简直是一个宗教符号，而许多人还不满意于TOP3并且寄望于自己的母校成为TOP2。“望校成龙”就是这么来的。——然而，从概念上说，学生是不能对自己的母校（alma mater的意思是母亲的哺育）提这种要求的，就像孩子不应该嫌弃自己的妈长得不好看。

总之，我们看到，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母校已经不是一个含情脉脉的家园感的存在，而变成了一个要利用其证明自己的价值的存在。如果它无法证明自己，就像双非院校的学生所想的那样，那么母校就成了一道难言之隐。如果嫌证明得还不够，就像浙江大学的许多本科生所想的那样，那么院校排名就成了宗教。这些现象非常让人忧虑，因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在，而不是自己的出身或其他外在东西。自己的母校从“双非”升为“双一流”或浙江大学变成TOP2，并不会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而注意到这些现象的人最好也不要把这归咎于大环境，然后以此让自己摆脱文化革新的责任。一切都要从能够自信大方地说出自己母校的名字开始，如果连这都做不到，那么改变将不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