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交

我是一个内向者。而假如听说是一个内向者在组织社交活动，这也许有些不可思议。我也许不是一个好的组织者，但好在，社交活动是人们平等参与的，所以人们在大多数时候并不需要眼巴巴地看着组织者说点什么来缓解尴尬的气氛，而是自动地进入了交谈。

我曾经在“流动的盛宴”做过一个所谓内向者和外向者的统计。几乎所有人提交的都是MBTI的结果而不是Big Five的结果，这有些令人遗憾，但结果显示，i人要比e人略多一些。但是，整个人群中却是外向者比内向者更多。这意味着社交的吸引力对于内向者和外向者来说是同等的，甚至对于内向者更具吸引力，因为外向者已经能够通过自己的日常社交行为来满足需要，而内向者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社交，于是需要寻找专门的社交活动。

“社交很重要，”一个女生曾经对我说，“聚餐的时候，假如人多，我就不想说话，只想吃饭。”这就是内向者的特点。在一个参与人数较多的场合，这些人往往少说话或不说话，只是安安静静地听着，而外向者说了大多数的话。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内向者吃亏了，因为他们可能获得了恰如其分的享受。

社交是人类本性中的一个原始需要。假如一个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受到了同伴们的完全孤立，那么由此带来的长远的心理创伤和问题并不是父母的无条件的爱可以轻易补偿的。当然，社交和独处在这一时期同样重要。安东尼·斯托尔（Anthony Storr）促使我注意到，当人类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可能一个人来摆弄玩具，而这种行为跟他们日后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展是有联系的。小孩子独自玩耍的意义固然不易察觉，但我们都很容易想到一个孩子假如被同伴们孤立，这会导致多么可怕的后果。

我在读小学六年级时，班上来了一个从其他学校转来的女生。很快，她受到了班里男生和女生的集体孤立和欺凌。原因是直白而简单的——仅仅因为她其貌不扬，于是男生们欺负她，女生们不跟她一起玩。不过，男生们的欺凌并不涉及直接肉体攻击，因为她身材魁梧。有次，有一个讨厌的小男生试图攻击她，但马上遭遇了一场凌厉的正义反击。他被那个女生揍了一顿，而且没有人上前帮忙。读六年级的我，虽然已经感到这一切是不对的，但是还没有伸张正义的意识和能力。

那个时代还流行在毕业时相互传递留言册——当时是叫《同学录》。我是为数不多给她一张同学录的人。而让我感到非常诧异的是，当绝大多数人都在写一些直白的语言时，她居然在我的留言册上写了一首诗：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我收到那张纸后极度诧异，对这个人有了全新的认识：一个身陷被欺凌和孤立处境的人，居然对别人说“莫愁前路无知己”。于是我回过头看了她一眼，她注意到后朝着我笑了笑，而我也向她笑了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容。

我在读高一的时候就在主办社交活动。在高中时，人际关系主要是在班内，而我建立了一个名为“作业突击队”的QQ群，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跨班级的社交群体，因为整个年级的作业是一样的。我是“队长”，并且给每一个“队员”分配了职位，而大家以职务相称。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职务最吸引我的话，除了美联储主席，就是汤姆·汉克斯式的Captain了。

我举行过几次作业突击队“见面会”。当时我还没有社交的概念。但这个组织一次作业都没有抄过，实际上只是在社交，包括线上和线下。所以，当年级主任用严厉警告的语气在广播里提到“作业突击队”时，我对此完全不以为然。进入高二后，应试教育的重压彻底打击了我以及许多人的社交精神，每个人都在忙活着自己的事情，于是这个组织并未能继续活跃下去，事实上自然地走向了死亡。

我在刚读大一时，有一个必修的心理健康的课程，几乎没什么人在认真听。有一次，任课教师让大家写下自己大学期间的目标，并且写完后要给坐在身边的人分享。我完全忘记了我当时写的是什么了，但是我记得坐我旁边的男生写的什么。他的目标之一是“要交100个朋友”。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屑，因为我当时坚信——现在也坚信——友谊的质量要比数量重要。

我在微信通讯录里给所有本科期间认识的人打上了标签，而现在，这一标签下的“好友”数量是69。也就是说，哪怕是算上那些偶然添加微信“好友”的人，我也只是完成了他的目标的大约七成。

硕士期间添加的微信“好友”的数量更低，是49。我在硕士期间几乎没有社交。

博士期间添加的微信“好友”的数量呢？是182，而这还只是不完全统计。这不仅远远超过了本科和硕士期间添加的微信“好友”的总和，而且也超越性地完成了那位同学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不过，我对此的态度是复杂的，而我在高一时也有了类似的困惑——我认识的人太多了。

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在人际关系领域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概念叫“邓巴数”（Dunbar’s Number）。他认为，一个人能够记住并保持基础联系的人数上限是150人，能常一起社交、聚会的朋友最多50人，能频繁互动、高度信任的朋友最多15人，遇到危机时可以依靠的最亲密的人最多5人。我甚至认为，对于我的性格来说，邓巴数依然显得太多了。 显然，微信“好友”远远谈不上自动地就是好友。

顺带一提，博士期间添加的微信“好友”绝大多数来自后三年而不是前两年。我读博生涯的前两年大致维持了硕士期间的步调，那就是几乎没有社交，或者说典型的“圈子小”式的生活。第三年开始“流动的盛宴”后，不仅社交发生了U型转向，而且顺带改变了整个的读博生活的色调。我似乎又捡起了高一时的社交精神。我读博士期间的大多数微信“好友”是由“流动的盛宴”直接或间接贡献的。

对于任何人来说，社交活动带来的奖赏是随着次数的增加而回报递减的，只是内向者的回报递减来得更猛烈一些。一周一次很好，一周两次也不错，一周三次就开始感到勉强，而一周四次就开始掏空我的精神。

绝大多数时候，社交活动一周一次举行，所以这对生活来说纯属巨大的正收益。不过，有段时间出现了极少数情况，那就是一周内举行了四次活动，而我在第三次活动已经感到精神明显亏电，而第四次活动则是明显彻底耗尽了。于是，我在当时陷入了完全的内在省察，不知道应该在别人面前说些什么，而这却是很不得体的；而在此后，我马上就想要从世界中退缩并独处几天以求精神的恢复。

社交可能会是过载的，而同样重要的是，组织一个社交活动跟参与一个社交活动的心态也截然不同。尽管很多人可以在活动中跟某人深入交谈，但我却难以做到，这不是因为我缺乏深度交谈的能力，而是我有另外的职责。我需要不断地观察全场的状况，看看是不是有人落单了，有哪里陷入了沉默，是不是有人准备离开了，这些情况我都需要去处理，所以我无法维持跟某人的比较长的交谈，因此也难以跟个别人建立起深度的关系。一想起如此多有那么多灵魂有趣的人，这就让我感到遗憾万分。而当许多人说来到“盛宴”让自己感到轻松和自由时，我自己却从未能享受过这样的轻松和自由。组织者们所付出的这种代价或许是参与者们难以想象的。

愉悦是有的，但是却跟参与者不同，假如参与者所获得的愉悦是直接来自社交，那么我的愉悦则是来自我的组织上的努力给大家带来了愉悦——这是一种更加间接的、更加深沉的愉悦感。我想起读高一时第一次在学校食堂举办“作业突击队”见面会时看到大家青涩地面对面坐着交谈的场景，当时我从中获得的愉悦感是跟我在“盛宴”中看到大家交谈时所获得的愉悦感是非常相似的。

这是一个“人均社恐”的时代。但这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中国人历来更习惯跟有亲缘关系的人交往，而不是所谓的“陌生人”。当亲缘关系主导的社会不可避免走向没落，且中国人还没能形成跟“陌生人”交往的社会氛围时，以及同时难以自由结社时，“陌生人社会”就必然会降临。最近我的一位同学曾经去欧洲开学术会议，而与会者们在晚上会在一个地方人手拿着一个杯子进行交谈——一个典型的社交场合。而他和他的师门同事们只是远远看了一眼这个场面就走了，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在这个场合应该做什么。

无论是形成这样的社交氛围，还是从“社恐”状态当中提升社交技能，这都不是容易的事。更不用说，中国的一些所谓的社交活动主要是由大城市中的一些价格不菲的盈利性的小型精致场所举办的，而这并不是社交锻炼的最佳途径。在我看来，美式的大型平价酒吧和自发组织的自带酒水（BYOB）活动才是最好的途径。虽然作为组织者来付出努力是很有趣味的，但我也期待着能够带着轻松和自由来参加社交活动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