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的精神状况

2022年底，我从中国到美国去；2024年初，我又回到了中国。这两次跨越大洋的旅程都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变革。我是在中国的清零政策终结与随之而来的感染海啸之间的夹缝中前往美国的，于是，我就从一个高度封锁流动性的社会，忽然就来到了一个正常的开放社会。这对我的生活的改变可说是重大，但却不是剧烈。因为当一个窒息已久的人重新呼吸到新鲜空气，只会感受到舒心、宁静与平和，而不是任何的不适应。

而且，我来到美国时并没有什么“文化冲击”的感觉。惊讶是有的，但是谈不上冲击。比如我在西雅图入境时虽然进了“小黑屋”，但那位警察很娴熟地把例行的询问变得像是一场闲聊，也让我感到轻松自然；又或者我第一次去一家星巴克的时候，那位女店员居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就免了我的单。总之，我初到美国的体验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如鱼得水”。很重要的是，我是作为一个内向者来表述我的这一体验的。一般来说，内向者主要是从自己内部的精神生活来寻求满足，而不是从自身外部。所以社交对内向者来说毋宁是一种消耗，而非恢复。但是，只要是把社交的时间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那么它给内向者带来的收益还是会高于消耗，所以也是值得参与的。

在美国的一年多，我从美国人的开放性中受益良多，而这种开放性遍布在美国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和政治环境之中。我在这里跟美国人的交往，即便大多数都处于很浅的层次，却构成了我最愉悦的回忆。而我最不愉快的回忆是一个中国人给我留下的。我在UVA一年所认识的人，已经超过了我在自己的本科四年认识的人的总和。

回到中国后，我便失去了这种开放性的环境，并回到了自己所熟悉的封闭性的环境之中。当然，健康码和核酸检测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但是到处都能看到清零政策留下的痕迹——比如浙江大学校园的人员管理并没有回到2019年及其以前的状态，而且戴着口罩的人也并非少数，甚至有些场所的扫健康码的提示牌一直放在了那里。

一切都很熟悉，没有什么陌生的感觉，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生活完全回复到以前的状态。那么，我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

反向文化冲击

我是在从美国回到中国后才感受到不适应。据说，这种感受可以被称作“反向文化冲击”，也就是一个在国外居住过一段时间的人在回到母国后感受到的文化冲击。在回国前不久，我约一位UVA的同学一起喝奶茶——她来自中国，不过高中就在美国读了——她告诉我，她回中国的时候会遭遇反向文化冲击。比如，她想到，中国的门禁现在也许都是刷脸了，而美国还是在刷卡。我立即让她谈谈她对刷脸的看法。她谈到了几点，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她提到了便利性，但是没有我最关注的隐私问题。于是我问到：“你不谈谈隐私吗？”她笑了：“不愧是学文科的。”

不过，刷脸不是我自己感到反向文化冲击的一个点，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对刷脸心存警惕并感到厌恶，所以不会忘掉这件事。那么我在哪些方面感受到了“反向文化冲击”呢？以下是一些例子。

我被街头和校园里缺乏多样性的状况冲击了。不仅在种族、肤色和文化方面都很单一，我甚至开始感到人群的长相其实也没有什么根本区别。我印象里只在学校食堂遇到一个裹着头巾的穆斯林女性，但是当我准备取餐时，她就径直走上前插在我前面——这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也被杭州的城市规划冲击了。有一天我穿越一个街区到一家咖啡店会友，而这片区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小区制规划，各个小区内部的道路是封闭的，而小区与小区之间的公共道路非常狭窄，而城市的主要道路又太宽了，穿越街道要走很久。印象中，我只是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城大道看到过这么宽的城市道路，而纽约曼哈顿是没有什么宽阔道路的。跟美国城市的街区制规划相比，中国城市这样的小区制规划很显然更容易造成交通拥堵。

我被人群沉迷手机的状况冲击了。我在街头和校园里很容易看到那些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的人，在食堂也可以看到很多边用手机看视频边吃饭的人。考虑到这些人很有可能在本质上浏览的是局域网而不是互联网，这一结果就更让人感到惊奇了。

我被人群普遍挂着的冷漠表情冲击。我在街头和校园里看到的人群大多是不带任何表情的，甚至显得脸色有点阴沉——天呐，这是一个多么不幸福的民族啊！

这样的清单还可以不停地再开下去。

如果把我在美国感受到的惊讶和在回到中国后感受到的冲击相比的话，不难发现，人是不会在一个更加舒心、开放和愉悦的环境感受到文化冲击的，因为他们就像鱼跳进水里一样迅速地适应了这样的环境。

另外，我以前也感受到过文化冲击。比如多年前在跟一个来自江浙沪的女生交谈时，就被江浙沪的相亲文化给冲击了；最近一段时间，我被我一位曾经的朋友的——恰好她也来自江浙沪的一个重商主义城市——露骨到令人发指的物质主义生活和钻营技巧给冲击了。所以，从这两次文化冲击的经历来看，我认为人们一般只会对本质上更加保守、更不人文主义的文化感受到冲击。

文化抑郁

我在经历种种反向文化冲击的时候，我的文化抑郁也随之开始。“文化抑郁”这个说法是我创造的，它不像“反向文化冲击”那样是一个现成的术语。在COVID-19的三年里，”政治性抑郁“这个词已经广为人知，甚至它在中文圈的知名度可能还超过了英文圈。三年内积聚的“政治性抑郁”最终现实化为2022年底在中国几百个城市发生的白纸运动，并终结了清零政策。

“文化抑郁”则是一个更为陌生的现象，因为一个人即便能在认知上对自己所处文化进行反思，也很难在情绪上对它发生抑郁。因为人们毕竟出生和成长在这种文化之中，所以必定全方位受其塑造，使其成人。现今的各种跨文化研究或者照顾文化多样性的研究都预设了文化之中的各个个体构成了群体会体现该文化的诸种特性。

我在UVA的时候，有天去拜访一位移民自中国的教授，去他的办公室时随手带了一点小礼物。他用很严厉的口吻批评我，说我的这一举动体现了中国文化对我的影响。虽然那一刻我很想为自己申辩，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判断可能是对的。一个人或许根本无法认识到自己出生和成长时所处文化的所有细节。

我想起多年前我也有次去我未来的导师家拜访，本来是空手去的，根本没想到要带任何东西。但要出发的时候经人指点“去别人家怎么能不带礼物呢？”，于是我就带了礼物去。结果也是挨了一顿批评。

我也很难说我现在带有美国文化的某些特性，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去短短一年时间是不太可能习得太多文化的。我倾向于认为我身上有很强烈的现代性，而美国文化便充满了现代性。不过，我确实早已对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方面感到不满甚至厌恶，比如所谓的“人情世故”、各种使劲钻营的技巧、彩礼文化、相亲文化、礼金文化、原子化个人主义、论资排辈文化、加班文化、物质主义、体制文化、人均社恐、东亚女权主义、酒桌文化、关系文化、“油腻的中年男人品味”，等等。过去一年，我的文章对中国文化的这些方面都有批判。

叔本华就曾无比正确地指出：

有更高贵本质和更高思想禀赋的人，尤其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经常会暴露出异常缺乏人情世故的知识和处理世事的精明技巧，因此轻易受人欺骗，或者被他人引入歧途。但本性庸俗低下的人却懂得如何很快就在这世上混得如鱼得水。

如果一个年轻人很早就洞察人事，擅长与人应接、打交道；因此，在进入社会的人际关系时能够驾轻就熟，那么，从智力和道德的角度考虑，这可是一个糟糕的迹象，它预示这个人属于平庸之辈。但如果在类似的人际关系中，一个年轻人表现出诧异、惊疑、笨拙、颠倒的举止和行为，那反而预示着他具备更高贵的素质。

叔本华：《人生的智慧》，载《附录与补遗》，韦启昌译

由于我有“更高贵本质和更高思想禀赋”，同时在美国的一年时间使我短暂地远离了讲求人情世故和钻营技巧的环境，以及其他一切中国文化中我不喜欢的方面，所以注定的结果便是，我回国后立即陷入了文化抑郁。这个地方是很适合平庸之辈来大展宏图的，而不适合我这样的人。这也就难怪，现在各个场所中占据着从上往下各种头衔和职位的人物，由于大多数是是通过各种钻营手段上位的，那么这些场所成为了平庸之辈的聚集地，便不足为奇了。

我在美国的一次登山活动中遇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博士生，在风景壮丽的初秋的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山巅，他在跟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几个中国人讲解在中国大学找教职时找相关人士送礼的技巧，包括要送价值多少的礼物，什么礼物合适，什么时机合适，等等。我当时听到这些内容，立即不想再多听一句话，连忙走开了，以防止头痛欲裂，即便这些钻营技巧对我来说可能会“有用”。

在回国发生文化抑郁后，我立即开始重新阅读叔本华，因为我发现他的悲观主义哲学也许能提供理解我所面临的问题的一个好的出发点。仅仅在几年前，我认为他所说的“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并不适合大多数人（我属于大多数人），而只适合少数杰出个体甚至天才。但现在我的态度有所转变，认为“要么孤独，要么庸俗”的确有可取之处。由于我发现自己正在经历的体验很难向他人讲述，也很难为他人所理解，所以我甚至开始逐步认同叔本华如下这句话：

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和那些受迷惑的大众在一起就类似于这个人的怀表指示了正确的时间，但全城钟塔的指示都是错的。只有他自己才唯一知道正确的时间，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所有人都遵守钟塔错误的指示，甚至包括那些知道只有这个人的怀表才指示了正确时间的人。（加粗体为本人所加）

叔本华：《人生的智慧》，载《附录与补遗》，韦启昌译

在回国之前，我还曾经对重新推动“流动的盛宴”信心满满，但一呆坐在学校宿舍的椅子上，我就没有任何信心了，因为我已经更加认识到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推动社交活动的巨大困难。由此，我也想到，自己当初启动它的时候可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而且，在回国前几个月，我已经意识到回国后能够跟久未相见的人们相见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处，并且我需要通过交往来克服文化抑郁。但事实是，当我回国后呆坐在学校宿舍的椅子上，我便很快认识到回国前的自己似乎高估了社会关系的影响，因为截至目前，我重新相见的朋友大概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而且远远无法对冲我的文化抑郁。回国的第一个夜晚，室友和我一起出去吃饭，但部分由于60个小时旅途和倒时差的原因，又部分由于尚且还难以适应我们所谈论的不容乐观的国内情况，我的精神基本是恍惚的。

我回国后比在美国时感到更孤独。这一事实既让我感到诧异，也很容易理解。我在美国的社会关系大多数都停留在很浅的层次，而且同国内的朋友的联络由于大多仅仅使用线上文本方式，所以这种沟通媒介也是浅层次的。但较多浅层次的互动和友好的总体环境总有很大的好处。而在中国，我发现孤独的基本情形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部分原因可能是我回杭州的时候正值寒假开始，有些人已经暂时或永远地离开了杭州——而且我还失去了较多浅层次的活动和友好的总体环境。同时，我也意识到我的文化抑郁是很难跟他人分享的，而且可能不达容易得到他人的理解，而这种文化抑郁正主宰着我的生活。

由此来看，本质高贵的人似乎注定就是孤独的，因为他们被占人口大多数的平庸之人环绕着。叔本华再一次说对了：

一个人在大自然的级别中所处的位置越高就越孤独，更确切地说，这是根本上如此，也是不可避免地如此。

叔本华：《人生的智慧》，载《附录与补遗》，韦启昌译

至于平庸之人对本质高贵的人的憎恨，叔本华同样也说得很清楚了：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表现出聪明和思想只能激起人们对他的憎恨和反感；并且这种憎恨和反感还因为那些憎恨者和反感者没有正当的理由说出引起这些情绪的原因而变得更加强烈，他们甚至必须把这些原因掩藏起来，不让自己知道。个中情形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在谈话的对方身上注意到和感觉到了某种智力上的优势，那么，这个人就会在私下里，在没有对此清楚地有所意识之下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方肯定也在同等程度上注意到和感觉到自己在智力上的劣势。

叔本华：《人生的智慧》，载《附录与补遗》，韦启昌译

当然，文化抑郁未必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抑郁，至少在我这个个案来说目前还不是。我可能属于浙江大学博士生里面心理最健康的那批人，而且我恰好精通心理学。所以我预测，我目前采取叔本华式悲观主义和精英主义来应对文化抑郁的方式应该不会持续太久，而是会慢慢地同我以前的人性乐观主义与世界悲观主义相结合。结果便是，我会重新鼓起勇气面对在此处的生活。只是，作为一个已经知道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要如何重新进入一种不是按照那种方式来生活的生活，这可这是一个问题。

缺少了什么？

我这里要反思的是自己回国后的精神状况，并且已经用“反向文化冲击”和“文化抑郁”来尝试接近这一主题，不过这还没有结束。我感觉我现在的生活缺少了什么，而这种匮乏感是无法用这两个概念来澄明的。我的生活缺少了什么？

我当然指的不是那些客观意义上的特殊东西，比如丰富的校园社交活动（在浙江大学，除了我推动的“流动的盛宴”，恐怕就没有其他真正意义上的社交活动了），活跃的学术和时事交流活动，浪漫的普遍性，全球意识的普遍性，人文关怀的普遍性，法治的普遍性，人与人之间友好的关系，和谐的性别关系，良好的空气质量，原版麦当劳，通心芝士粉，吃到世界各国食物的便利性，美国农村地区的简单生活，较高的公民素质，信用卡的便利性（我从未付过利息），正常的股票市场……这个清单也同样可以继续开下去。

我指的应当是某些直指生活根基的东西，这种精神性东西构成了以上这些客观事物的基础。然而，此时我还无法就这样的精神性东西是什么给出正式的回答，而只是一些初步的推测。

如果我可以用“如鱼得水”来形容我进入美国时的精神状况，那么回国后的生活便可以说成是“鱼离开了水”。但也许更贴切的比喻是多年没有添加润滑油的自行车链条。发出巨大流水声的自行车链条虽然同样能把人带到终点，但骑行过程的体验却并不好，而且需要费更大的力气才能达到相同的速度。在真实世界中，有些人就是可以耐着性子骑一辆这样的自行车，而有些人则觉得的这种缺乏维护的状态不可忍受。而我就是一个无法容忍流水声的人，但是却也找不到润滑油。于是，我就被迫骑着这样一辆自行车，而至少在近期的将来，这就是我的生活。

去美国以前我已经发现了我的自身跟我所处的文化环境的许多方面是格格不入的，而回国以后我便更加明确了这一点，并且增加了我的憎恶程度。不过，我相信现在的有教养的年轻人们在面对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的这些方面（“人情世故”、各种使劲钻营的技巧、彩礼文化、相亲文化、礼金文化、原子化个人主义、论资排辈文化、加班文化、物质主义、体制文化、人均社恐、东亚女权主义、酒桌文化、关系文化、“油腻的中年男人品味”等之类的东西），至少在某些时候也有希望能够从中逃离的想法，虽然未必达到了我目前对它们感到深恶痛绝的程度。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不会是不可理解的，而且我的洞察也会给人们带来帮助。

更具体而言，我的自身与我所处环境的不协调性至少会导致我的生活没有那么圆润和阳光，而是变得有些干涩、阴郁和窒息。一位朋友告诉我：“就像杭州的阴天一样。”社交、友谊、精神生活和亲密关系，也许能够在生活的其他方向通过转移注意力来进行缓解，而且也许它们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也许我对环境的适应性也会让我发现链条的流水声是可以忍受的，但我不希望这就是事情的结局。如何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本性不为恶劣环境所改变，另一方面同时获得一种令我满意甚至感到幸福的生活，这会始终是一个要持续锻炼的技能。